該死的美國日托
今日世界
作者：喬納森·柯亨
現在是早上5：30，肯尼婭·麥爾俯下身來，看著在嬰兒床上熟睡的寶貝女兒肯迪爾。20個月大的她剛能說清楚一個個單獨的詞，比如，對著身邊的布娃娃喊“寶貝”。小肯迪爾昨晚睡得不好，麥爾很想打電話給公司，說自己晚一點上班，好讓女兒多睡會兒。但這天是麥爾開始新工作的第二天，她迫切需要這份工作（休斯敦一家石油公司的接待員），不能給公司留下不好的印象。於是，她能做的，隻能是輕手輕腳地洗漱、準備早餐，讓女兒多睡一分鍾是一分鍾。
6點半時，麥爾總算把肯迪爾哄騙起床，為她穿上紫色小衫——紫色是女兒最喜愛的顏色，再把一條紫色條紋彈力褲放進背包備用。一通忙碌過後，早上7點，她們坐上車，前往麥爾新近找到的一家照看肯迪爾的日間托兒所。
那地方名叫”傑基托兒所”，經營者是一個名叫傑西卡·塔塔的22歲姑娘。從經營證件上的注冊信息來看，她是德克薩斯州人。日托所是一幢木質房子，位於安靜平和、具有中產階級人文氣息的街區。常在這裏被照看的小孩包括伊萊亞斯，一個矮胖的小孩，16個月大，走路時腿還站不直；還有19個月大的伊麗莎白，當媽媽要放下她離開時，她總是又跳上媽媽的腿。2011年2月那個溫暖的早晨，當麥爾回到車上時，她注意到肯迪爾在日托所門口徘徊不前——看起來有點睡眼惺忪，還有點好奇，向日托所裏麵張望。對於自己的離開，麥爾有點不安，這僅是肯迪爾來這家日托所的第二天，她對塔塔還不太了解。過了一會兒，麥爾打電話給塔塔，確認孩子是否安好，塔塔向她保證平安無事。
午飯剛過，麥爾的手機響了，是塔塔打來的，她緊張的說：“發生了火災，所有孩子都被送到了醫院，檢查他們是否吸入太多煙塵。”麥爾盡量讓自己鎮靜，告訴自己沒事的，送去醫院隻是為了“檢查”而已。手機又響了，這次是朋友發的短信：“之前你說肯迪爾去了哪個托兒所？”麥爾立刻打電話過去，後者正在觀看休斯敦托兒所的火災電視直播。窗戶和屋頂的通風孔冒出滾滾黑煙；消防員懷裏抱著癱軟的孩子，從房子裏衝出。麥爾的朋友說，其中一個小女孩梳著麻花辮、穿著紫色小衫，看起來像肯迪爾。麥爾衝向汽車，不斷告誡自己：別驚慌，不會有事的。
最近幾十年來，在美國，盡管工作和家庭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切實的兒童保健體係仍不完備。當然，如果你有足夠的錢來支付費用，並有幸找到合適的托兒所，那麼孩子會安全些。但總體說來，托兒所的資質參差不齊、缺乏監控，條件簡陋，堪比狄更斯筆下的悲慘時代。
麥爾之前曾把肯迪爾送去一家名叫“奶奶之家”的育兒中心，那裏整潔亮麗、環境溫馨，並有專業人員照料，但收費昂貴。由於經濟不景氣，麥爾丟掉了工作，不得不把肯迪爾從育兒中心接回來。應聘到石油公司上班後，為了工作，麥爾必須把肯迪爾送去托兒所。她聯係了十幾間育兒中心，所有地方不是太貴，就是沒有空名額。
接著，解決方案出現了。麥爾的媽媽在塔吉特百貨商場購物時，一位名叫傑西卡·塔塔的女人遞上名片，介紹自己的日托所。為了打動麥爾，塔塔承諾會通過讀《聖經》和祈禱的方式，教給孩子們基督教的價值觀，麥爾對此頗感欣慰。最重要的是，塔塔似乎很喜歡孩子。
令麥爾進退維穀的困境曾經讓幾代美國家長（尤其是單身母親）苦苦糾結。一直以來，美國社會極不情願讓孩子離開家庭、到外麵受教育，究其原因，不得不追溯到美國人對女性和母親雙重角色的理解上來。組織完善的日托體製從未被視為一種社會理想。
直到二戰爆發，當時，由於男性當兵參戰，女性進入社會，填補勞動力的空缺。女性外出工作首次得到了社會認可，或者說至少被接納。但其中許多婦女無法離開年幼的孩子。她們采取了孤注一擲的措施——將車停在廠區停車場，把小孩鎖在車裏，車窗打開，用毯子蓋住後座。隻有在這種時刻，幼兒的保育問題才在美國政壇成為國家的當務之急。1940年，國會通過了《蘭哈姆法案》，以政府為中心，建立起育兒中心體製，為各收入階層家庭的10多萬兒童提供服務。
但立法委員隻是將育兒中心視為戰時應急機製，因為如果日托能讓婦女繼續在工廠上班，退伍軍人便難以找到工作。因此戰爭結束後，《蘭哈姆法》失效。
20世紀60年代，一項旨在幫助職業女性，為所有有需求的孩子提供保育服務的法案在美國國會通過。但尼克鬆總統否決了該法案，他說，不希望政府插手“公共”保育活動。過去幾十年間，除了增加兒童抵稅額和補貼之外，美國聯邦政府的育兒政策幾乎一成不變。
但是，美國人的家庭生活卻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約有三分之二的年輕母親在外工作。
起火那天，房間中濃煙四起，傑西卡·塔塔撥打911報警。在電話錄音裏，她尖聲喊叫：“孩子們快死了，我什麼都看不見，甚至找不到他們。請趕快過來，我的天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