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我們知道與否，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形而上學思維；同樣，不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道德觀。而我的道德觀極其簡單——對任何人既不行善也不作惡。不作惡，不僅因為這樣做似乎更公平，其他人同樣擁有我所要求的權利——即不被人打攪，還因為在我看來，世界的自然之惡已經夠多，無須由我再添加什麼。世上的人們都是同一條船上的乘客，從某個未知港口駛向另一個未知港口，我們應當懷著一顆旅客的誠摯之心對待彼此。不行善，因為我既不知道善為何物，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做過的事情是否是善事。當我施舍一個乞丐散錢時，或者試圖教育或開導別人時，我又如何能知道自己製造了什麼樣的惡？疑惑之下，我唯有放棄。此外，我還認為，幫助別人或闡明什麼，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幹涉他人生活的一種惡行。善心隻是我們的一時興起，但無論我們的善心多麼高尚或仁慈，我們都沒有權利讓別人成為我們頭腦發熱的受害者。善事是一種不公平的負擔，這便是我斷然憎惡它們的緣故。
如果說出於道德原因，我不對人行善，也就不要求他人對我行善。當我生病時，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受惠於別人的照看，因為這也是我討厭對別人做的事情。我從不去探訪生病的朋友。而當我生病時，我總是將探訪者的到來當做一種煩擾，一種對我自己隱私的無端侵犯。我不喜歡接受人們的禮物，因為這樣看起來像是他們對我施予了恩惠，我應當做出某種回報——不管是給他們還是其他人，事情都一樣。
我極為喜歡交際，但用的是一種極為消極的方式。我是一個不令人討厭的化身。但我僅此而已，希望僅此而已，也不得不僅此而已。對於一切存在之物，我感受到一種視覺感染，一種理智鍾情——但這是一種內心的虛無感。我對一切都不信任、不期待、不寬容。一切虔誠的虔誠靈魂和神秘的神秘主義者（毋寧說是一切虔誠靈魂的虔誠和神秘主義者的神秘）都令我憎惡，使我憤怒。當神秘主義者活躍起來，當他們試圖說服他人、擾亂他人的意誌、尋求真理或改變世界時，我幾乎感到生理反胃。
我為自己不再有家而感到慶幸，這使我從關愛某人的責任中解脫出來，這種責任無疑令我煩惱。我僅有的懷舊，隻是文學性的。童年的回憶令我熱淚盈眶，但這些眼淚和著韻律，淚水裏的散文已經成型。我像回憶一些與我無關的事情一樣回憶童年，通過一些外在之物回憶起它們。我隻能回憶起一些外在之物。令我懷念童年的不隻是那鄉村裏寂靜祥和的傍晚，還有放著茶壺的桌子，房間裏擺放的家具，以及人們的容貌和身姿。我懷念那些場景。因而，別人的童年總能像我的童年一樣打動我：它們都僅僅是年代久遠的過去的視覺現象，我對它們的感覺隻是文學性的。是的，童年打動我，但更多是因為我看見而不是想起童年。
我從未愛過什麼人。我最愛的東西是我的感覺——我的視覺意識狀態，通過認真聆聽捕捉來的各種印象，外部世界的質樸芳香像是在對我述說什麼過去的事情（它們的氣味極為容易勾起我的回憶），它們帶給我的現實和感覺要比麵包房裏飄來的麵包香味更強烈。當時，我參加完叔叔的葬禮，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曾經如此愛我，我有一種自己也說不清的、親切的撫慰之感。
這就是我，我的道德觀，或我的形而上學思維：我是包括自己靈魂在內的、一切事物的路人，我什麼也不屬於，什麼也不渴望，什麼也不是——我隻是客觀感覺的抽象中心，一塊掉在地上的鏡子，用感覺映照著大千世界。我不知道也不在乎這種方式是否給我帶來快樂。
寫作即物化夢
加入他人、與他人合作或共同行動是一種病態的形而上學衝動。靈魂賦予個體的東西不應當出讓給予他人的各種關係。存在的神聖事實不應當對共存的邪惡事實屈服。
當我與他人共同行動，至少我失去一樣東西——單獨行動。
當我參與進去，盡管我看似在擴充自己，實則在限製自己。與人交往即死亡。對我而言，唯有我自己的意識是真實的。他人在我的意識裏不過是模糊不清的現象，過於將他們歸於現實是病態的。
想方設法我行我素的孩子們與上帝最接近，因為他們想要活著。
作為成人，我們的生活淪落到互相施舍的境地。我們縱情於共存，揮霍著自己的個性。
每一句口頭語都在欺騙我們。我唯一能容忍的溝通方式就是書麵語，盡管它不是組成靈魂間橋梁的石頭，卻是群星間的一線光芒。
解釋即不信任。每一種哲理都是喬裝成永恒的交際手段……正如交際手段，它沒有實體形式，不能憑借自身力量存在，隻能完全徹底地依附於一些客觀對象。
對於一個發表作品的作家，唯一高貴的命運就是得不到他應得的名聲。然而，真正屬於一個作家的高貴命運就是不去發表作品。並非不去寫作，倘若那樣，他便不再是一個作家。我的意思是說，作家的天性就是寫作，但他的精神氣質使他不去將自己的作品公之於眾。
寫作即物化夢，像一個創造者一樣，創造一個外部世界作為對我們天性的物質回報。而發表作品就是將這個外部世界拱手於人。然而，倘若這個外部世界為我們所共有，而對他們來說是“真實”的外部世界，一個由看得見、摸得著的物質組成的世界，那麼會怎麼樣呢？他人如何去對待我們心中的這個宇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