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金頓對這種“無法忍受”的災難有什麼反應呢？他是不是覺得“這下完了，我這一輩子到這裏就完了”呢？沒有，他自己也沒有想到他還能覺得非常開心，甚至於還能運用他的幽默。以前，浮動的“黑斑”令他很難過，它們時時在他眼前遊過，遮斷他的視線，可是現在，當那些最大的黑斑從他眼前晃過的時候，他卻會說：“嘿，又是老黑斑爺爺來了，不知道今天這麼好的天氣，它要到哪裏去。”
當塔金頓完全失明以後，他說：“我發現我能承受視力的喪失，就像一個人能承受別的事情一樣。哪怕是我五種感官全喪失了，我知道我還能夠繼續生存在我的思想裏，因為我們隻有在思想裏才能夠看，隻有在思想裏才能夠生活，無論我們是否清楚這一點。”
為了恢複視力，塔金頓在一年之內接受了12次手術，為他動手術的是當地的眼科醫生。他有沒有害怕呢？沒有，他知道這都是必要的，他知道他沒有辦法逃避，所以唯一能減輕他痛苦的辦法，就是勇敢地去接受它。他拒絕在醫院裏用私人病房，而住進大病房裏，和其他的病人在一起。他試著去使大家開心，而在他必須接受好幾次的手術時——而且他很清楚地知道在他眼睛裏動了些什麼手術——他總是盡力讓自己去想他是多麼的幸運。“多麼好啊，”他說，“多麼妙啊，現在科學的發展已經有了這種技巧，能夠為像人的眼睛這麼纖細的東西動手術了。”
一般人如果經曆12次以上的手術和長期黑暗中的生活，恐怕都會變成神經病了。可是塔金頓卻說：“我可不願意把這次經曆拿去換一些更開心的事情。”這件事教會他如何接受災難，使他了解到生命帶給他的沒有一樣是他的能力所不及而不能忍受的，這件事也使他領悟了富爾頓所說的“失明並不令人難過，難過的是你不能忍受失明”這句話的道理。
相反，如果我們因此而退縮，或者是加以反抗，或者是為它難過，我們也不可能改變那些已經發生的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我知道，因為我就親身試過。
有一次，我拒絕接受我所遇到的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反抗它，結果我失眠了好幾夜並且痛苦不堪。我開始讓自己想起所有那些我不願意想的事情，經過這樣一年的自我虐待，我終於接受了這些不可能改變的事實。
我應該在好幾年前，就吟出惠特曼的詩句：
咦，要像樹和動物一樣，
去麵對黑暗、暴風雨、饑餓、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放了12年的牛，從來沒有看到哪一頭母牛因為草地缺水而幹枯，或者天氣太冷，或者是哪頭公牛追上了別的母牛而大為光火過。動物都能很平靜地麵對夜晚、暴風雨和饑餓。所以它們從來不會精神崩潰或者是胃潰瘍，它們也從來不會發瘋。
這是不是說，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時候，都應該低聲下氣，俯首帖耳呢？不，絕對不是這樣，那樣就成為宿命論者了。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隻要還有一點挽救的機會，我們都要全力以赴；可是當普通常識告訴我們，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再有任何轉機——那麼，為了保持我們的理智，我們就不要“左顧右盼，無事自憂”了。
哥倫比亞大學已故的霍基斯院長曾告訴我，他為自己寫了一首打油詩作為他的座右銘：
天下疾病多，數都數不清，
有些可以救，有的難治好。
如果有希望，就應把藥找，
要是沒法治，幹脆就忘了。
在寫這本書書的時候，我曾經訪問過美國許多有名的商人。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們大多數人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實而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如果他們不能這樣做的話，他們就會在巨大的壓力之下被壓垮。下麵就是幾個很好的例子：
創設了遍及全國的潘氏連鎖商店的潘尼告訴我：“哪怕我所有的錢都賠光了，我也不會憂慮，因為我看不出憂慮可以讓我得到什麼。我會全力以赴爭取做好自己的工作，無論結果如何我都欣然接受。”亨利·福特也告訴我一句類似的話。“碰到我沒辦法處理的事情，”他說，“我就讓他們自己去解決。”
當我問克萊斯勒公司的總經理凱勒先生，他如何避免憂慮的時候，他回答說：“要是我碰到很棘手的情況，凡是想得出辦法解決的，我都努力去做。要是我不能解決的，我就幹脆把它撇開。我從來不替未來擔心，因為沒有人能夠知道未來將發生什麼事情，影響未來的因素太多了，也沒有人能說這些影響都從何而來。
既然這樣，何必為它們擔心呢？如果你說凱勒是個哲學家，他一定會覺得非常困窘，他隻是一個很好的商人。可是他的意思，正和19世紀以前，羅馬的大哲學家依匹托塔士的理論相似。“快樂之道無他，”依匹托塔士告誡羅馬人，“就是我們的意誌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要去憂慮。”
莎拉·班哈特可以說是最懂得如何適應那些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女性了。50年來，她一直是四大州劇院裏獨一無二的“皇後”，是全世界觀眾最喜愛的一位女演員。可是後來，在她71歲那一年破產了，所有的錢都損失了，而她的醫生、巴黎的波基教授還告訴她必須把腿鋸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