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元封二年（前109）到天漢二年（前99）是漢武帝四十八歲至五十八歲的時期，也正是他在位期間最為得意的時候。在他的統治下，西漢王朝達到了空前的強盛與繁榮。
漢武帝崇尚武功，南征北伐，四處出擊；好大喜功，大興土木，勞民傷財，民無寧日；生活上追求享樂、窮奢極欲，揮霍無度。因此，在這種強大與繁榮的背後，也隱藏著種種危機，以致內憂外患一並向他襲來。
第一節空前強盛與揮霍無度。
一、西漢帝國的巔峰。
漢武帝在位期間，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還是在對外關係上，都采取了重大的變革，這些變革措施的推行使西漢王朝在漢武帝統治的中、後期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富強和文明。後世有“漢唐盛世”的說法，其中的漢盛世主要即指漢武帝統治中後期西漢王朝出現的繁榮強盛局麵。漢武帝對漢盛世局麵的出現無疑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西漢帝國的空前強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疆域廣大，政令一出。
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在東起大海，西至流沙，南到象郡，北抵長城的寬廣國土上建起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帝製國家。這已為當時的世界所矚目。西漢王朝建立之初，由於匈奴的不斷侵擾，各諸侯國叛亂頻繁，使漢廷直接控製的版圖有所縮小。以秦郡為例，漢失其五，九原沒入匈奴，南海、桂林、象郡為趙佗割據；上郡、隴西、北地三郡故塞（秦昭襄王長城）以外地區也為匈奴所占。總之，直至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以前，西漢王朝的疆域未有所擴大。但是，自從元朔二年（前127）以後，漢武帝通過不斷的征伐、開拓，西漢王朝的疆域逐漸擴大。元朔二年，衛青、李息首先收複河南地，置朔方、五原二郡，使北方疆域恢複了秦時的規模。元狩二年（前121）漢武帝在河西地置武威、酒泉郡，戰勝匈奴後又於元鼎六年（前111）分置張掖、敦煌郡。同在元鼎六年，楊仆等平定南越呂嘉後，亡其地置南海、鬱林、蒼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九郡。滅閩越後以其地入會稽郡。再度開發西南夷後，置、武都、汶山、沈黎、越諸郡。元封二年（前109），又開發雲南地區置益州郡。東北地區，元封三年（前108）滅朝鮮及其附庸後，置樂浪、真番、臨屯、玄菟四郡。此外，西域廣大地區的諸國大多都向西漢王朝進貢通好或上表稱臣，西羌也表示歸順。此時，西漢王朝的疆域東起朝鮮半島東海岸，西至遙遠的西域，北到陰山、大漠以北，南抵今越南中部一帶。這樣一個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大帝國，使我們偉大祖國的版圖在此時已初具規模。
西漢王朝在全國一律實行郡國製，把這樣遼闊而廣大的國土完全統一在一個帝國政權之下。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全國共有郡國109個，其中王國18個，郡91個。當時存在的王國經過漢武帝實行“推恩令”及種種限製後，在政治上早已不起作用。王國大者不過十餘城，小則僅三四縣而已。王國內的一切行政、司法大權都操縱在皇帝任命的相國手中，封王隻是坐食租稅而已，其同郡已沒有什麼本質區別。郡、國下置縣，少數民族地區設道，縣、道下設鄉、裏、亭組織。西漢王朝在首都長安設有由“三公九卿”組成的朝廷，而郡、縣的官吏均由中央朝廷任免。這樣，漢武帝通過操縱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把空前廣大的西漢王朝完全置於自己一人有效的控製之下。
另外，如前所述，漢武帝還采取各種手段，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像設立“中朝”（亦稱內朝），以削弱相權；實行新的選拔官吏製度，以擴大西漢王朝的統治基礎；加強中央軍力，注重首都和皇宮的防禦等等。為了打擊地方割據、豪強勢力，除了以“推恩令”削弱諸侯王外，還製定諸如“左官律”“附益法”等法律限製諸侯王結黨營私，禁止他們網羅人才，同時，還設置刺史，加強對地方的監察管理。總之，漢武帝不僅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而且通過各種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在政治上也達到空前統一，並為這樣一個龐大帝國的鞏固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障。
曆史發展表明，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隻有統一才有可能真正發展文化和經濟並確保自己的獨立。西漢王朝的空前統一和安定為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漢武帝在位時期，在漢初對生產關係有所調整的基礎上，采取了更有效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措施，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到他統治的中後期，西漢王朝逐漸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強、最文明的國家之一。
（二）農業生產的發展。
漢武帝時期農業生產的高速發展和進步，主要表現在牛耕的使用更加普遍、鐵農具的推廣、水利工程的大量興建和耕作技術的顯著改進等方麵。牛耕技術始於春秋，但到漢初，牲畜極度缺乏，“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大部分農民隻得用人力耕地。漢政府為了促進耕牛的迅速繁殖，下令禁止宰殺耕牛，規定殺牛、盜牛者都要受到嚴刑處罰。到漢武帝時，黃河流域的牛耕逐漸盛行起來了，各地普遍使用牛耕。牛耕相對於人力耕種，大大節省了勞動力，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漢武帝實行的鹽鐵壟斷政策，使得政府可以集中人力資源進行鐵器生產，鐵製農器的數量和種類大為增加，它的使用也更為廣泛，不僅中原地區大量使用鐵農具，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也逐漸推廣、使用鐵農具漢武帝時期最重要的鐵農具的發明要數鐵犁壁。在今山東安丘、河南中牟，陝西西安、鹹陽、禮泉等地都有鐵犁壁出土。據史書記載，鐵犁壁的發明為武帝元狩五年（前118）。犁壁的發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個重大發展，沒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鬆土、起壟作畝的作用。有了犁壁就能翻土、碎土。歐洲的耕犁直至11世紀才有犁壁，比我國晚一千多年。鐵農具的廣泛使用，還為興修水利提供了便利條件。而且，武帝也十分重視農田水利建設。前文已經指出武帝在位期間親自主持了關中六渠的修築，為發展關中農業生產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治理黃河是漢武帝在位期間更大的一項水利工程。元光三年（前132），黃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十六郡。元封二年（前109），漢武帝派大臣率領數萬人，決心堵住決口二十餘年的瓠子口。他親自到達治河現場，舉行祭祀儀式，並命令上自將軍下至小吏的群臣都“負薪”而往，以示治河的決心和對治河勞動的支持。這次治理終於控製住了黃河水患，此後八十餘年，黃河再也沒有發生大的水災。隨著農具製作的進步，農田水利的興修，農業耕作技術也大為發展。而這一切又有力地促進了整個農業生產的發展，農田得到大量墾辟，農作物的種類逐漸增多，產量也大大提高，人口迅速增殖。尤其武帝晚年，任用農業專家趙過為搜粟都尉，推行其代田法及各種新農具，為以後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對此，後文將詳加論述。
（三）手工業的發展。
漢武帝時期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和鐵器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手工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當時的手工業，從經營方式看，有家庭、個體和官營手工業等類型；生產的目的除了自給自足之外，還出現了以商品生產為目的的較大規模的手工業經營。手工業生產部門也逐漸齊全，專業性大大增強，今天我們能夠考見的當時的手工業部門就有冶金、紡織、製鹽、建築、造舟、造車、皮革加工、釀造、製陶、漆器製造、編織業等等。而且在各生產部門，工種之間的分工也日益細密。
冶金業是漢武帝時期規模最大的手工業生產部門之一，當時冶金技術相當成熟，冶煉工序集中，設備齊全。現代考古發現了許多漢代規模宏大的冶鐵遺址，其中相當部分都是漢武帝時期的。當時鑄造的農業生產工具有犁鏵、耙、椎、鋤、鏟、鐮等等，手工業生產工具有錘、斧、鋸、鑿、釘、“牢盆”一種煮鹽工具。等等，兵器有刀、斧、矛、戟等等，日用器物的豐富自不必說。
紡織業是漢武帝時期另一重要的手工業生產部門。當時紡織原料主要有絲和麻，而此時發達的桑麻生產則為紡織業提供了大量的原料。西漢政府在全國各地設立許多規模巨大的官營紡織業作坊，大工商業者經營的紡織業也同樣興盛發達，《史記·貨殖列傳》說，通邑大都中從事買賣“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者”，可以“比千乘之家”。官僚地主也常常自營紡織，而民間則是紡織業分布最廣泛的地方，成為當時最普遍的家庭手工業。
隨著紡織業生產規模的擴大，社會消費的紡織品數量有了明顯增加。《漢書·賈誼傳》載：“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後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之表，薄紈之裏，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這則材料雖然隻講了文帝時的情形，但由此不難推見，武帝時紡織品數量更為增多，而其消費麵也更加擴大。當時，不僅統治階級耗費著大量紡織品，漢武帝用於賞賜或發放的紡織品數量也相當驚人。中原地區的紡織品還通過賞賜、貿易等渠道大量輸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國外。漢武帝時，匈奴單於上書要求歲給“雜繒萬匹”和張騫通西域時“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便是明證。至於其他手工業部門的發展情況，同樣取得了巨大進步，不再一一贅述。
（四）商業的繁榮和城市的發展。
漢武帝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還促進了商業的繁榮。漢初雖然曾經禁止商人衣絲乘車、做官為吏，但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山澤禁令的放弛，給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當時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非常活躍，甚至“富埒天子”，“交通王侯”，勢力強大。當時商業經營範圍很廣，市場上充滿著糧食、鹽、油、醬、果類、菜類、牛、馬、羊、布、帛、皮革、水產等豐富的商品。
商業的繁榮，又促進了城市的發展與繁榮。京師長安是當時最大的城市，也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安城始建於漢初，中經惠帝修築城牆，武帝時又進一步擴建，使之成為一座規模宏大的城市，可以說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據考古發掘，長安城周圍全長22600多米（相當於當時60多裏），超過當時西方最大的城市羅馬城三倍以上。城牆四周每麵有三個城門，可容納四輛大車並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通十分便利。城中部和南部是宮殿區，輝煌的宮殿群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有東、西等九市，是繁華的商業區；城北一部分為一般居民區，占全城十分之一左右。據《漢書·地理誌》記載長安城有八萬八百戶，如以每戶平均五人計，人口則當在四十萬以上，可見其繁華之一斑。長安不僅是一座繁華的城市，更是一座文明的城市。漢武帝在這裏設立太學，成為帝國最高學府，彙集了全國各地的學子來這裏學習研究；他還在長安城內建立了收藏圖書的“秘府”，派專人到各地搜羅整理圖書；許多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都是在這裏寫成的。長安城成為當時全國經濟文化的中心，集中反映了西漢帝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程度。
當時西漢王朝的富強和文明，還表現在星羅棋布於全國各地的其他城市上。洛陽水陸交通方便，商賈雲集，物產豐富；臨淄絲織業發達，人口稠密，是齊魯的中心；邯鄲是黃河以北的商業中心；宛（今河南南陽）冶鐵業很發達，又是南北交通要道；成都有居民七萬六千餘戶，人口亦近四十萬，它的手工業，尤其是蜀錦，馳名全國。在中原以外的地區，也有許多繁華的城市，比如江陵（今湖北江陵），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吳（今江蘇蘇州），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遠在嶺南的番禺（今廣州），也是一個繁榮的商業城市，許多物資都是從這裏運出海外或進入中原的。這些城市都集中反映了西漢帝國的繁盛局麵，其中自然也包含了漢武帝時代。
西漢王朝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還通過漢武帝時期開通的“絲綢之路”傳向遙遠的西方，同時，西漢王朝也不斷通過此路引進外國文明。中國的鑿井技術、鐵製工具都是在漢武帝時通過大宛傳向西方的，大批精美的絲織品也是從長安輾轉運送呈現在羅馬皇帝麵前的。據西方記載，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第一支中國直達商隊沿著“絲綢之路”來到波斯（今伊朗），隨後，西方的羅馬帝國和東方的漢帝國開展了定期的貿易交往。轉引自〔美〕亨利·M·萊斯特《化學的曆史背景》。吳澤忠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62-63頁。西方的珍禽異獸和香料、水果及樂器也隨著西方的使者、商人傳入中國，進一步豐富了中國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
二、窮奢極欲的享樂生活。
作為一代專製帝王，漢武帝本為進取尚武、好大喜功、癖好多多之人。隨著西漢王朝的日益強大和經濟的發展、繁榮，更加刺激了唯我獨尊的漢武帝的奢侈享樂欲望。後世在帝王人物的類比上有“秦皇漢武”之說，這裏首先褒揚了他們對於當時曆史發展所起的某種巨大作用，同時也暗含了他們在個人的一生行動和生活上有許多類同之處，奢侈享樂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但無奈秦王朝僅是一個短命的帝國，而漢武帝在位卻長達半個世紀以上，因此，其生活上的奢侈和揮霍是大大超過秦始皇的。漢武帝的揮霍無度，可從以下幾個方麵略見一斑。
首先，漢武帝是一個好聲色的帝王。前文曾述，他在宮中就聚集了全國美人七八千人，並且定期更換。僅從數以千計的後宮美女花費一項，就可以想象其靡費是多麼巨大。如此多的嬪妃宮女必須有相應的宮殿和物資供應，而漢武帝所要求的帷帳器用更是豪華富麗。本書第五章第一節曾引《西京雜記》卷二的材料，說明桂宮設有“七寶床”“雜寶桉”等所謂“四寶”，僅僅一個宮的器用就如此豪華，全部宮殿的器用要揮霍掉多少勞動人民的血汗啊！
其次，漢武帝一生還極端喜歡興造離宮別館，供其腐朽生活上的享用。在興建宮殿樓閣時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是難以計算的。如前文曾敘述過的太初元年（前104）修建的建章宮，就是一個規模宏偉、精美華麗的建築群。它由許多宮殿台閣組成，號稱“千門萬戶”。《漢書·西域傳讚》中說，漢武帝“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台，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壁，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其他像新建明光宮、桂宮、增修北宮，擴建上林苑，開鑿昆明池，花費的人財物同樣難以計算。就是漢武帝死後的陵墓也準備好了，他的茂陵不僅是漢代帝王最大的陵墓，而且以陵墓為主更形成了規模巨大、繁華的茂陵邑。總之，漢武帝在位時興建的大量宮殿建築，揮霍掉了全國相當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又一沉重負擔。
再次，前文已述，漢武帝十分欣賞自己“窮奢極欲”的享樂生活，這種生活也引導著他“貪戀世味”，一心追求成仙，要求長生不死，為此一生所信方士的欺騙，花費的財物也是難以統計的。那些“身懷方術”的方士們都受到漢武帝的寵信，不僅被封以高官，還被重賜黃金財物。像“敢為大言”的方士欒大，數月之內便佩六印，賜邑兩千戶，賜甲第、童千人，車馬帷帳不計其數，後來漢武帝索性還把女兒衛長公主嫁給他，同時帶去“十萬金”的家財，使欒大突然間“貴震天下”，紅極一時。武帝又聽方士說要成仙必須吃什麼“承雲表之清露”，他就下令在建章宮用銅建承露盤，高二十丈，大十圍。他花費了這麼多的賞賜和財物，最終也還是沒能成仙。但是，為了長生不老，甚至僅僅是為了精神上的安慰和滿足，漢武帝都會不惜一切去做的。
更為勞民傷財的是漢武帝頻繁的出巡活動。他從即位以後直到晚年，幾乎每隔幾年都要大規模地出巡一次，有時甚至連年出巡。南到湘衡，北至塞外，東起海濱，西止隴西等，都留下了他巡遊的蹤跡。出巡的目的固然有視察軍備和民情的意思，但更主要的還是求仙、祭神、封禪。漢武帝一生曾數次專門為求仙和祭神而至於海上；元封元年（前110）行封禪泰山大禮之後，其後五年一封修，成為定製。每次巡遊，隨從的浩浩蕩蕩隊伍的花費自不必說，其所到之處都必須預先建築道路橋梁，修繕行宮殿宇，沿途設供迎候。每次出巡以萬億計的花費，更增加了勞動人民的負擔，這也必然激起廣大勞動人民的強烈反抗。
第二節民眾的反抗鬥爭。
一、饑民與流民。
漢武帝統治的中後期正是西漢帝國的極盛時期。然而，國富並非民強。曆代王朝“盛世”局麵的背後無不隱藏著以皇帝為首的地主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殘酷的剝削與壓迫這一事實。漢武帝統治時期的文治武功把西漢王朝推向了盛世局麵，但其同樣是以廣大勞動人民的血汗甚至是生命為代價的。連年征戰的軍事開支和皇宮的巨額費用造成了西漢政府財政開支的惡性膨脹，也給廣大勞動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負擔，因為這些巨額費用無一不是從廣大勞動人民身上壓榨出來的。到了漢武帝統治的晚期，廣大勞動人民再也承受不了過高的賦稅和徭役負擔，再加上地主階級日益擴大的土地兼並、掠奪以及頻繁的自然災害，致使他們逐漸敗家破產，要麼淪為饑民，要麼被迫離開土地淪為流民。其實，這種情形，在漢武帝統治的“盛世”時期，就已經出現了。
對於漢武帝時期最初出現的流民與饑民問題，我們可以從漢武帝每次對匈奴作戰勝利後大量徙民興建民屯、充實邊防上略見一斑。漢武帝時期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共有三次。據《漢書·武帝紀》載：“（元朔）二年（前127）……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這是在衛青、李息等率軍驅走匈奴、收複河南地之後，漢武帝實行的第一次大規模移民活動。其中“募民徙朔方十萬口”一句頗能說明饑民與流民問題。當時，願意被征募、背井離鄉遠徙邊防的，當然是那些無計可生的饑民與流民了；而一次就征募十萬口，說明了當時饑民與流民數量之多，問題之嚴重。看來，漢武帝大規模移民不僅僅是為了充實邊防，還有解決當時饑民與流民問題之意。還是《漢書·武帝紀》的記載：“（元狩）四年（前119）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亦見《漢書》卷二十四《食貨誌》：“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賑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乃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兩文稍異。這是漢武帝在用兵匈奴和東越歸降之後，施行的第二次大規模移民活動。很明顯，此次移民的主要目的則是為了解決關東貧民問題，而充實邊防之急就次之了。漢武帝施行的第三次大規模移民活動亦見於《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前111）……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這次移民史書未標明其人數，但可以肯定數目不少，規模亦相當大。此次移民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在於安置失掉土地的貧苦農民。總之，漢武帝實行的數次大規模移民活動，把所移之民安置在邊郡上，並以民屯形式組織起來，不僅是為了加強、充實邊防，更有解決當時普遍存在的饑民和流民問題的現實意義。
我們不僅可以從漢武帝通過移民邊防興建民屯以安置饑民和流民來認識當時的饑民與流民問題，還可以從他設置軍屯上來進一步了解這個問題。漢武帝設置軍屯的最主要目的不可否認是為了加強邊防，但在實際上也解決了當時許多農民的土地問題。因為當時的戍兵大都是來自在家鄉失掉土地的農民，為了不至於淪為流民或者餓死，他們就充當戍兵來到邊防，通過軍屯來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漢軍征服大宛後，在輪台（今新疆輪台東）、渠犁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達六十餘萬人，解決了大量的饑民與流民的土地問題。
同時，在這一時期，也正好處於漢武帝四處征伐的高峰。他深知對於廣大勞動人民不僅不能無限製地壓榨，而且還得繼續設法防止他們因破產而淪為饑民和流民，否則，一旦引起社會動亂，將直接危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乃至他的整體戰略。因此，他繼續實行以前“優惠”農民的那些辦法，如受鬻法、賑恤、部分減免賦稅等；他還注意到解決農民對土地的需求問題；他依然通過大規模的興修水利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繼續設置軍屯和民屯來解決那些已經破產的饑民和流民的生計問題。但是，這些措施都帶有一定的應急性，隻能取得局部的或暫時的效果，不能徹底地解決當時的饑民和流民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大規模的饑民和流民問題終於出現了。
元封四年（前107），關東出現了二百萬流民的事件。據《漢書·石奮傳》可知，關東各地長期存在著“盜賊公行”的問題，其積攢到最後，終於導致了這次的大流民問題，其中四十萬口為“無名數者”，即無戶口可核的農民。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基本上是“惟吏多私，征求無已”，也是多年來“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的一個後果。麵對大量流民出現，“朝廷公卿”再次主張把其中四十萬“無名數者”當做罪人遷移到邊地上去。此時漢武帝尚未老而昏惑，因此不同意這樣做。而石奮卻以丞相身份上書堅持此意。武帝大怒，下書嚴厲斥責說，老百姓離開鄉土都是那些不法官吏逼出來的，如果把四十萬無罪的人都送到邊疆去，這不是更叫老百姓動蕩不安嗎？武帝除了堅定地責令中央與地方官外，還依照流民法，把農民都固定下來，因而這次流民事件沒有繼續擴大。
但是，漢武帝仍然未能從根本上消除饑民與流民問題。這個問題始終積存在社會之內，而且愈演愈烈。到天漢年間（前100—前197），這些問題終於演化成為農民起義。
二、農民起義的爆發。
隨著饑民與流民問題的日益嚴重，漢武帝統治後期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天漢年間，大範圍的農民武裝起義爆發了。
此前，漢武帝雖然也曾經采取了許多措施來安置、撫慰饑民和流民，但並未能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此後，由於戰事更加繁多，他也逐漸忽略這個問題了。漢武帝的謀士徐樂也曾提醒漢武帝說，天下之患不在於瓦解而在於土崩，吳楚七國之亂好比瓦解，很快就平定下去了；而陳勝、吳廣起義好比土崩，終於把秦王朝推翻了。徐樂已經認識到饑民與流民問題的嚴重性，並且預感到農民起義的威脅。但是，這卻並未引起漢武帝的重視。
這次大範圍的農民起義的爆發也有其直接原因。漢武帝太初二年（前103），李廣利率兵出征大宛，前後發兵十餘萬人，但卻屢遭不利，還兵敦煌；趙破奴率兩萬騎兵出征朔方，卻全軍覆沒；天漢二年（前99），李廣利又率三萬騎兵出酒泉，再遭匈奴包圍，兵員損失十之六七；李陵出擊匈奴，也遭敗降。用兵大宛本來就征調了全國的人力物力，已使農民疲憊不堪；此役初罷，接著又用兵匈奴，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且連年征戰敗多勝少，民怨沸騰。在舊有的饑民與流民問題基礎上，再加上這些新的情況，終於把新舊矛盾推向高潮，引發了農民的武裝起義。
漢武帝時期的農民起義，主要分散在關東地區，尤其在黃河上遊連年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農民的反抗鬥爭更加激烈。比如東郡，“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漢書》卷六十四《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這裏是各種矛盾都比較集中的地區，農民起義也首先從這裏爆發。當時任郎官的吾丘壽王奉詔出任東郡都尉，並身兼郡守之職。但是，由於農民起義聲勢浩大，吾丘壽王束手無策，隻好改換人馬。
天漢二年（前99），與東郡相鄰的泰山、琅琊兩郡，又爆發了徐勃領導的農民起義。起義軍在徐勃等人的率領下，利用當地險要的地勢同官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他們攻取城邑，截斷交通要道，控製了兩郡周圍廣大的地區，力量迅速壯大，以至於朝廷的官兵奉命前來鎮壓時，不敢直接同他們交鋒，隻得采取分部進攻、圍剿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