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作為西漢王朝的盛世雄君，他的精神世界可謂豐富多彩。限於兩千多年前的西漢王朝生產力發展水平及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水平，決定了漢武帝精神世界具有十分濃厚的迷信色彩，而且，他還充分利用這些迷信色彩來為自己的統治服務。作為一位“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的雄才大略的帝國君主，其一生則洋溢著一種蓬勃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與魄力；但是，漢武帝首先還是一個人，一個生活在世俗社會中既特殊而又普通的人，他還具有自己獨特的個性與愛好以及作為帝王的種種嗜好，這樣，才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漢武帝。當然，作為生活在西漢時代的帝王，他的精神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漢王朝的社會生活和精神風貌，我們更可借此略窺當時社會精神之一斑。
第一節土德製度。
一、改製的理論與實踐。
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長期觀察物質世界的基礎上，把世界上的力量分為正、反兩種，叫它們陰陽；把世界上廣泛存在的物質分為金、木、水、火、土五種，叫它們五行；把世界上物質之間相接觸而引起的作用歸為新生和滅亡兩種，叫它們生、克。用今天唯物主義觀點來看，這種陰陽、五行、生克思想仍然含有許多進步的成分。
學術界有一種意見認為，陰陽思想首先是在南方的楚文化中醞釀出來的參見金開誠、舒年：《對陰陽五行思想的詮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8年第1期。陰陽思想傳到中原後，在儒家經典中多有傳述與發揮。依據現存史料，陰陽思想可以說最早表現於《周易》，雖然《周易》本文中並不見陰陽的字樣，但它的卦爻作“-”和“--”的排列，正反映出陰陽之義。五行說最早出現於《尚書·洪範》，說五行是上帝賜給夏禹的。《周易》是商以後的東西；而《洪範》從各方麵研究來看，它大約出自戰國人的手筆。因此，陰陽、五行思想雖然不可詳考其發生的時代，但其成為係統的學說始自戰國似乎已可做定論。戰國時代對陰陽的相互作用作了較多探索，也有了相當豐富的認識，概括起來看有兩種作用：“合”與“和”是一種作用，“摩”與“爭”又是一種作用；前者是相互協調的作用，而後者是彼此抵觸的作用，兩種作用的結果都產生新的物類或事象。“五行”之間的關係和作用，古人概括為“生”與“克”兩種情況：“生”是指生發、促成、助長等作用，“克”是指克製、約束、撲滅等情況。“生”的模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另外，“五行”的任何一行，都與其他四行發生“生”或“克”的關係。
陰陽說與五行說相互結合，論者一般認為在戰國時代；而齊國人鄒衍（前305—前240）則是將二者結合起來的始作俑者。原來具有樸素唯物主義觀點的陰陽說和五行說，經鄒衍結合加以改造後，被重重地塗上了天人感應、天道循環論的迷信色彩，發展成為係統的陰陽五行說。
戰國時期諸侯爭雄，混戰不已，號稱“大爭之世”，陰陽五行說的應運而生與當時的政治形勢緊密相關。按照鄒衍的說法，人的各樣活動，都和陰陽五行相應，並且相互影響，由此還引起各種祥變化；人間做天子的一定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於是上天顯示其符應，他就安穩地坐上了龍位；而當他的德衰了，有在五行中得到了克前一德的另一德者，就起而代之，這樣照著五行的順序運轉下去，便是曆史上的朝代更替。很明顯，鄒衍對五行說最重要的改造就是把原來僅具對物質世界一般事物分類意義上的五行和政治意義上的五德相配合，因此，鄒衍的學說實際上稱作“五德終始說”。顧頡剛指出它是當時帝製運動下的產物，看來正是基於此的顧頡剛：《五德始終下的政治和曆史》。《古史辨》第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頁。
鄒衍及其徒眾們大肆宣揚這套“五德終始說”，並拿出了“鐵”一般的“證據”。他們認為黃帝得到了五行中的土德，上天就顯現了黃龍地（即大蚯蚓）之祥，所以他就做了王，他的顏色尚黃，製度尚土。其後土德衰了，在五行中克土的是木，所以禹就據木德而興，他得到了草木秋冬不殺的禎祥，建立了木德製度，顏色尚青。此後湯以金德克夏木，建立了商的金德製度，它們也各有自己的表德符應和製度服色。鄒衍及其徒眾們排好了五德順序，定下五德法典，把古代帝王一一嵌入，成了一部有規律的王朝更替的曆史。
但是，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來看，鄒衍周遊北方各諸侯國，宣揚他的學說，雖然受禮極尊，然而“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結果僅僅“空談”而已！但是，從秦相呂不韋門人所著《呂氏春秋》中保存的大量陰陽五行觀點來看，陰陽五行說在秦國的境遇要好多了。
及秦朝一統天下，五德終始說終於第一次派上了大用場。秦始皇認為“寡人以眇眇之身”，使“六王鹹伏其辜”，因此要“更名號”“稱成功”“傳後世”《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秦始皇理所當然地建立了他作為真命天子的一套製度。按照五德終始說，周得火德，秦代周，應為水德。可是，上天總是不顯現秦代周火德的水德符應。於是，有人對他說，從前秦文公出獵時就獲得過一條黑龍，可見水德的符應早在五百年前就已經出現了。秦始皇聽了十分高興，就按照“五德終始說”，利用鄒衍的法典，定出了秦的水德製度：（一）以十月朔為歲首，“朝賀皆自十月朔”；（二）色尚黑，“衣服旄節旗皆尚黑”；（三）數以六為紀，如符、法冠皆六寸，輿六尺，步也是六尺，乘是六馬；（四）更名黃河為德水，“以為水德之始”；（五）行政“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顧頡剛稱秦的這套水德製度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用了五德終始說而製定的製度”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曆史》。《古史辨》第五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27頁，鄒衍創立的陰陽五行說在秦始皇更名號稱皇帝的政治需要下，在秦統一後，正式登上了曆史的政治舞台。
陰陽五行說在發展過程中，同任何一種學說一樣，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嬗變”嬗變就是各種學說在發展過程中派生出新學說的現象。其中嬗變出的最重要的一種學說是“三統說”。三統說認為，曆代帝王被分配在黑、白、赤三個“統”裏，如夏為黑統，商為白統，周為赤統，周以後又輪流為黑統了。三統次序循環，也各有自己的製度。三統說還認為，孔子看到周道既衰，想成立一個新統，可是他隻有其德而無其位，僅能做一個“素王”，因此他托王於魯，作《春秋》，把手定的製度垂諸空文。三統說理論和五德說大同小異，但是由於二者數目不同，循環周期也不同，所以彼此多相抵牾。因此，後世王朝在改製過程中實際上都是把這兩種矛盾的學說硬糅合在一起。
二、土德製度的建立及其內容。
欲傳之萬世的秦王朝並沒有因為水德的保佑而傳諸萬世，反而僅僅隻經曆十五年，二世就敗亡了，繼之而建立的是劉氏的西漢王朝。但是，西漢王朝“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在從漢高帝到漢武帝初期的近百年時間內仍“襲秦正朔服色”《史記》卷二十六《曆書》，承繼了秦的水德製度。
對於沿用秦的水德製度，一直招到許多人的反對。首先是伏勝對漢承秦的正朔表示不同意。他明確指出，夏代以十三月（即正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半夜為朔。三統者所以統天下，“夏以孟春為正者貴形也”陳壽祺輯：《尚書大傳五·略說》。也就是說伏勝主張三統說，要漢行夏正，以孟春（即正月）為歲首，而不是以秦的十月為歲首。當然，伏勝的主張沒有什麼結果。
到漢文帝劉恒即位，西漢王朝已經建立二十六年了，史載當時“天下和洽而固”《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於是便有人根據五德始終說正式提出了改漢水德為土德的問題。
第一個提出改製建議的是洛陽少年賈誼。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賈誼上書提出了一整套“改正朔、易服色、法製度、定官名、興禮東”《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的改製方案。盡管文帝十分賞識他的才華，也確實按照他的意見對某些律令有所“更定”，但無奈當時文帝剛即位，朝內舊有的功臣勢力很大，如絳侯周勃、丞相灌嬰、東陽侯張相如、禦史大夫馮敬等都不斷向文帝施加壓力，以為賈誼“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再加上文帝也自認為改製未當，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史記》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賈誼的改製方案不但未施行，就連他本人也被貶至邊遠的長沙國做了個無權的太傅。時隔不久，一代才子賈誼便鬱鬱而亡，年僅三十三歲。
繼賈誼之後提出改製建議的是魯人公孫臣，可他的運氣並不比賈誼好多少。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公孫臣上書說，秦為水德，漢受秦，則當為土德，土德的征兆是出現黃龍，故宜“改正朔，服色上黃”《漢書》卷二十五《郊祀誌》。他的建議一提出來就立即遭到了堅持襲秦水德的張蒼（此時已為丞相）的反對。張蒼認為“河決金，是其符，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漢書》卷二十五《郊祀誌》。所以，公孫臣的建議不但未被采用，他還遭到了罷免。但是，第二年春，大概有人在成紀（今甘肅秦安北）發現了一條黃蛇，於是便紛紛傳說見了“黃龍”，似乎土德之應的“黃龍”果真出現了。文帝也趕緊招回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漢書》卷二十五《郊祀誌》。而那位堅持水德的丞相張蒼卻為此自黜辭職了。
眼看改土德製度即將實現，可關鍵時刻卻節外生枝。同在這一年，趙人新垣平以善於望氣簡單地說，望氣是古代依據雲彩的色彩、形狀和變化來占驗人事吉凶的一種迷信方術，但它也包含有一定的科學成分。為文帝召見，極受賞識，被拜為上大夫，賜累千金。文帝還讓新垣平與博士諸生根據《六經》作《王製》，謀議巡狩封禪事宜。也就是說，不但要改正朔易服色，而且還將舉行巡狩封禪大禮。但是不久，卻有人上書告新垣平所言全為欺詐，新垣平懼怕被誅殺，因而謀反。文帝發現後滅其三族。從此，文帝對改製之事再也不感興趣了。這樣，連同公孫臣發起的改製活動也被搭了進去，改製之事再遭挫折。
漢代改製的最後實現，還是在天之驕子漢武帝時候。武帝即位時，漢興已經六十多年了，天下太平，國富民強，而且“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連這些人都期望漢武帝封禪、改正度，說明改製活動在當時已經有了比較堅實的基礎。而漢武帝又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因此，憑著漢家王室的全盛時代，他便召集趙綰、王臧等輩儒者做公卿，在長安城南立明堂以朝諸侯，又草巡狩、封禪、正朔、服色諸種製度。改製之事在緊鑼密鼓、有條不紊地進行著。然而，漢武帝的祖母竇太後卻隻喜歡黃老之言而不愛儒術，她便借一點小事把儒生趙綰、王臧下了獄，趙、王二人遂自殺。自此，改製之事又全然付諸東流。但是，漢代改製的總趨勢卻並沒有因此被遏止，而是以不可阻擋的步伐向前邁進著。
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後去世，漢武帝改製道路上的最後障礙消失了。隻過了半年，漢武帝便詔舉孝廉，更廣泛地吸收儒生參政，商討各項改製事宜。隻是此後十幾年中，漢武帝忙於武功，征匈奴討南越，無暇文治，改製之事因而拖了又拖。所以，即使濟北王早就把其封地內的泰山獻出來了，但漢武帝還是沒能抽身去行封禪大禮。到了元封六年（前110），漢武帝終於登上了泰山，行了封禪大禮。又經過五年的籌措，到太初元年（前104），各方麵準備工作全部就緒後，漢武帝正式宣布改變原來承繼秦的水德製度為新的土德製度，改製最終真正實現、完成。
改製之後的漢的土德製度，同原秦水德製度很不相同。現據《史記》《漢書》有關記載，將漢武帝改製後的土德製度內容列表如下：
製度項目土德的規定正朔正月朔（建寅）服色上黃度數以五為紀音律上黃鍾也就是說，新的土德製度以正月為歲首；服色上黃；數用五，官名的印章都改為五個字，如“左丞相印”改為“左丞相之印”之類；音律上黃鍾。改製的這一年（前104）改元為太初，稱太初元年。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漢武帝改製之後所實行的土德製度中的正朔一項，按照五德終始說推斷頗有問題。因秦既建亥，那麼漢要麼建戌（以“戌、亥、子、醜、寅”為次而逆數之），要麼建卯（以“亥、子、醜、寅、卯為次而循環之），為什麼卻偏偏建寅了呢？上文我們曾論及了由五德終始學而嬗變出的三統說。漢武帝的改製正是把五德終始說和三統說這兩種有矛盾的學說湊合在了一起，即用了五德說中的土德的服色、度數和音律，而用了三統說中的黑統的正朔（建寅），所以漢土德製度中正朔建寅。當時參與改製的核心人物倪寬、司馬遷等對五德說和三統說都有信仰，加之此時又改革曆法，因而才出現了這種情形。
至此，漢代的土德製度終於確定下來了。漢初以來近百年的改製懸念終告解決。好大喜功的漢武帝終於釋然了，飄飄然仿佛受命於上天而成為真命天子。不過，有幾個與漢武帝改製相關的問題需要在此向讀者作出交代——
其一，漢武帝的改正朔解決了當時曆法與天象相矛盾的問題。漢初百年中所用的《顓頊曆》此時已完全背離實際，如每逢晦朔卻偏偏看見月亮，上弦下弦不見彎月而是圓月等等，弄得民眾莫名其妙。經師們亦有“孔子傳《夏小正》”及“孔子用夏時作《春秋》”等傳說，希望把曆法改得與夏曆一致。而這次改正朔乃是唐都、落下閎等一班天文學家精密推算的結果，所以實際上解決了當時曆法與天象不一致的問題。
其二，改製中的改曆之事與史聖司馬遷息息相關。此事實際就是司馬遷等鼓吹起來的，新的曆法也是他和幾個天文學家合定的。他因為做了這件事而非常高興，以為周公死後五百年而有孔子，定出了許多製度；孔子死後五百年而有他，又定出了許多製度；所以他可以直接承繼孔子的道統了。也就在那一年他開始作《史記》以繼孔子的《春秋》。
最後，漢武帝改製中所定的《太初曆》以建寅之月為正月，一直沿用到1911年，影響至深。1912年，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改用公曆後，其仍以“農曆”的形式存在。
第二節求仙與祭祀。
一、擋不住的神仙誘惑。
戰國末年至秦漢，方士這派人物興起，而神仙家就是方士的一種。他們自稱擁有“方術”，可以招致神仙，神仙下臨就可以使人成仙，從而長生不老。他們還宣稱，在渤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宮闕都是用金銀建成的，其中住著許多仙人，長生不死的仙藥也在那裏，隻是“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雲”《史記》卷二十八《封禪書》。
說到神仙對漢武帝的誘惑，我們不能不提到司馬相如的《大人賦》。司馬相如是和漢武帝同時代的著名文學家，《大人賦》就是他描寫漢武帝向往神仙意境的。據向秀解釋，《大人賦》中的“大人”所指即為漢武帝。《大人賦》用詞華麗，聲律和諧，其大意講：“大人”居於中國，他拋棄世俗的權力和歡樂而到天上旅行。大人禦車由各種各樣的龍拉著，一路上旌旗飛揚，浩浩蕩蕩。大人來到了仙境，役使千仙萬神，遍訪四極、八方，遨遊於天帝在昆侖山的宮殿，見到了長相醜陋卻長生不老的西王母。最後，大人最終到達了目的地，“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列傳》。就這樣，大人在絕對境界中成了仙。雖然此賦中含有司馬相如批判漢武帝庸俗的成仙願望及諷刺之意，但他的意思仍然一目了然。這篇賦中勾畫了一個壯觀宏偉的仙境，深深地吸引了漢武帝。據說漢武帝讀過這篇賦後“飄飄有淩雲氣，似遊天地之間意”《史記》卷一百一十七《司馬相如列傳》。漢武帝從這篇賦中找到了自己所向往但又無法明確塑造出來的理想形象。
《史記·孝武本紀》開篇敘述漢武帝身世之後便講：“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許多方士就利用他的這種執迷來騙取俸祿和黃金。漢武帝每次發現了他們的欺詐後，就把他們殺掉，可是他仍然相信神仙是存在的，而且是能夠求得的，隻是這些方士太無能，是“騙子”。因此，漢武帝對方士們製造的求仙“方術”始終興趣不衰，他的一生一直都被一批又一批鼓吹神仙思想的方士包圍著、熏陶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