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曆史功績雖然是很大的，但在大功的背後，卻也同時存在著大過。試看《史記·孝武本紀》所記，差不多全是武帝迷信方士、敬祀鬼神一類的荒唐事體，便不難看出作者批評的意圖，這實際上也是暴露他的各種過失。該《紀》的《索隱述讚》這樣寫道：
孝武纂極，四海承平。誌尚奢麗，尤敬神明。擅開八道，接通五域。朝親五利，夕拜文成。祭非祀典，巡乖卜征。登高勒岱，望景傳聲。迎年祀日，改曆定正。疲耗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視嬴政，幾欲齊衡。
《述讚》緊緊圍繞《紀》文而發，所批評的武帝過失與《紀》基本相同，隻是其將武帝比作秦皇，旗幟更加鮮明班固在《漢書·武五子傳讚》中便曾引秦始皇“不一日無兵”來批評漢武帝。但僅為暗喻，旗幟並不鮮明。以後的論者，多沿用此說，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漢紀十四》中評述說：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
綜觀上述，可知古人對漢武帝過失的基本看法。應該說，這些評論還不能說全無道理。它為今天評判漢武帝的過失，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漢武帝作為中國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其積極進取、奮力向上，是值得讚許的，但不少事他都做過了頭，因而使事物發生了轉化。有些事，當時看起來，頗有積極作用，但從長遠來看，卻造成中國社會嚴重的詬病。當然，出於時代的局限，他還搞了一些純屬無意義的荒唐之舉。下麵，擬對其過失具體做些剖析——
（一）征伐過度，危及社會。
漢武之世，外事四夷，武功極盛。其中一些征戰，不僅必要，而且具有積極的正義的性質。對此，前文已經指出，並將之掛在了武帝曆史功績的賬上。不過亦應看到，有些征戰卻純屬窮兵黷武之舉，像派李廣利伐大宛，便屬此例。“自武帝初通西域，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過度的征戰，嚴重危及全社會。宣帝朝任長信少府的夏侯勝在廷議為武帝立廟樂時曾講過如下的一席話：
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裏，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複。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漢書》卷七十五《夏侯勝傳》。
盡管夏侯勝因此被劾奏為“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的大罪而下獄，但他的話，顯然應是信史，集中反映了武帝大肆征伐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二）窮奢極欲，勞民傷財。
漢武擾民，對外征戰自屬第一大宗。但他的窮奢極欲大興土木，同樣給民眾帶來嚴重的災難。有關武帝大興土木工程及窮奢極欲享樂生活的情況，前文第五章、第七章已作論述。這裏，不妨再引一段班固的話，以綜觀其狀：
孝武之世……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薄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麵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台，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裏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漢書》卷九十六《西域傳》讚。
以上的引文雖然長了一些，但所總結的漢武帝窮奢極欲勞民傷財的情狀，卻是比較係統和全麵的。眾所周知，班固在古代史家中，遠較司馬遷保守，是皇權的衛道者，儒學的捍衛士。上述總結出自他之口，應該說水分不大。連一位偏於保守的衛道士都對武帝作出如此含有譏評性的總結，那麼，武帝窮奢極欲勞民傷財的實際情況，恐怕就更甚一籌了。
（三）信惑神怪，揮霍無度。
史家以為武帝舉事，最無謂者，即其“祠祭，求神仙”呂思勉：《秦漢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頁。本書第六章設有專節，對武帝求仙祭祀活動作了介紹。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此類活動所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全然是一種沒有結果的消耗，是一種白白的浪費，較之征戰、土木工程的巨大耗費，性質尤為惡劣。而且這類投入，又是經常性的。一些祠典，一經確立，便需要按年按月按時舉行。這種經常性費用累積起來，較之一次性投入，數字更為驚人。西漢後期發生的祀典改製具體指元、成時期發生的天地祀典改革和毀廟罷園之議，盡管原因相當複雜，但其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祭祀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太龐大了，政府財政難以維持這種支出。誠然，武帝朝正值漢世蒸蒸日上之際，財力相對要雄厚得多，但武帝連年征戰，大興土木，加之求仙淫祀，國家財政的老底很快便被折騰光了，以致出現了種種的危機。這一切，自然都造成了民眾的巨大災難。
以上武帝三方麵的過失，最為明顯，前人也都已經指出。此外，武帝的不少作為，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確有其積極的作用，因此被歸結為他的曆史功績，但就其長遠影響而論，這種“功”每每也是“過”。譬如強化中央集權，由武帝開其端，以後曆代統治者在這方麵逐漸加碼，特別是宋、明兩代則將這種政治推到了極致，其結果造就了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傳統，因而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建立民主政治便顯得特別費勁，所付出的代價也特別沉重。再如獨尊儒術，固然十分符合當時漢帝國大一統的政治需要，對統一思想很有好處，但從此卻窒息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爭鳴局麵，使思想文化變得單一化。學術的道路從此限定隻有經學一條了”；“二千餘年沒有生氣的學術思想就在這時行了奠基禮”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頁。若從這樣的視角去看漢武帝，他的的確確是一個莫大的罪人。
第二節從漢武功過看曆史悖論現象。
一、何謂曆史悖論。
“悖論”是一種特殊的邏輯矛盾命題。即要肯定一種真的判斷，就會推出一種假的判斷，反之，要肯定一種假的判斷，就會推出一種真的判斷。其公式是：“如果承認B，可推出非B，反之，如果承認非B，可推出B。”稱命題B為一個悖論。1902年，英國學者羅素（BertrandRussell）發現了集合論中的一個悖論，在教學界引起了震驚，這就是所謂的“羅素悖論”。後來他用一個生動的“理發師悖論”來形象地說明自己的悖論：
一個鄉村理發師，自誇無人可比。他宣稱自己當然不給自己刮臉的人刮臉，但卻給所有自己不刮臉的人刮臉。有一天他發生了疑問，他是不是應該給自己刮臉？要是他自己給自己刮臉，那麼按照他的聲明的前一半，他就不應該給自己刮臉；但是要是他自己不給自己刮臉的話，則照他自誇的那樣，又必須給自己刮臉。於是這個理發師陷入了邏輯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