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時代來臨了。
日本人的曆史觀或許值得這一代中國人重新考量，他們並未將明治維新當做一個國家崛起的開始。在所有後來日本人的研究中，均將黑船來航事件當做是文明開化的開始。“恢複天皇、驅逐蠻夷”，最初的口號似乎仍有著中國文化的影響，在數千年的王朝曆史中，中國曆來視外國為“蠻夷”，日本也曾是其中之一。而日本似乎同樣繼承了這樣的自大思想，他們視之為蠻夷者，自然也是西方人。但黑船事件過後，美國商人隻用了幾艘艦隊就打掉了日本人的信心，日本人的屈辱感很快就演變成了傳統的方式——向戰勝自己的敵人學習！
截至今日，中國關於現代文明的開始仍遵循著舊有的說法，不正義的鴉片戰爭成為整個文明史的破壞點，而非新的起點。
而日本不僅開始向西方學習，他們也注意到了自己曾經學習過的榜樣——中國，現在正處於災難性的困境中。
1862年，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輪船被稱為“千歲”號，所有乘客——包括幕府、長州、佐賀、尾張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都負有他們政治當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們的旅行記載經過其他經上海前往歐洲的人員的記載補充後，就提供了關於中國沿海事態直接影響日本的重要的文獻資料。
“清方連把守上海城門的兵力也不足，現在交給英法兩國來守城門。”“城內書院成為英軍營房，亂丟孔子畫像，人影絕跡，其情可悲，令人不勝歎息。”土峰源藏在《清國海上見聞錄》中如是說。
“考慮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於海外之道。證據為，彼不能造闖過萬裏波濤之軍艦，不能造防敵數十裏外之大炮等，彼國誌士所譯之《海國圖誌》等亦均絕版，徒然提倡僻見，因循苟且，空度歲月，不采取對策斷然改變太平之心，不製造軍艦大炮防敵於敵國之外，故由此而至於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轍，宜速造蒸汽船。”
倒藩時代的狂士，吉田鬆陰的學生高杉晉作在這一年就對中國的海軍衰弱甚為歎息，他為日本開出的方略是“速造蒸汽船”。
劍橋晚清史的編著者們得出結論：日本人觀察中國災難後最重要的結果是決心不重蹈中國人的覆轍。
對大批日本人來說，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檣如林的外國船隻令人信服地證明，要再繼續搞閉關鎖國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務時所表現的優越感和傲慢氣焰以及中國人在對待西方人士時明顯地流露出恐懼心理，同樣給許多人以深刻的印象。因此，許多日本人愈來愈相信，必須獲取西洋武器以準備對抗西方。中國的沿海，特別是上海，還成了給幕府及其敵人提供武器與裝備的貿易中心。中國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行）設在日本的分行（特別在長崎）為薩摩族、長州族和土佐族提供輪船和輕型武器。許多重要的中興領袖——其中有高杉晉作、五代友厚和後藤象次郎——都直接在上海取得軍用物資。
就是這些洋行，沿著同一條航線，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歐洲。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島等人通過他們在上海短暫逗留時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對西方有了感受。他們寄回本國的信件報告說，他們高興地看到歐洲人開始把日本堅決的改革和中國時局的日益不穩定加以區別對待了。歐洲人對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國人的不爭氣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因而使他們受到鼓舞。從很早的時期，人們開始在這些反應中看到一些苗頭，即日本人希望與西方而不是與東方站在一起，希望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國家與伴隨著“東方”一詞而產生的無能和無效率的聯想脫離關係。
幾十年後，在1885年福澤諭吉的一篇論文中對這些希望作了經典式的闡述。他在撰寫的一篇論述朝鮮改革失敗和法國打敗中國的後果的社論中，號召他的同胞們“同亞洲分道揚鑣”。此後不久，外務相井上馨在一份備忘錄中強調了這個論點，即主張日本除了建立“亞洲邊上的西方式帝國”外，沒有別的選擇餘地。所有這些論點都基於一個事實，即認為必須避免重複19世紀中國的災難性的經曆。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開始追尋民族的來源，追尋國家的身世。
在全球化時代開始的刹那，一個國家的精英們開始追問“日本人是誰”或者“誰是日本人的問題”，這在世界曆史上都極為罕見。處於東方，麵向西方，日本人對自己處境的追問極其鮮明地展現了一個民族的個性，除卻國家利益、民族感情之外，文化和心理上的這種變遷更耐人尋味。
日本的自我發現其實也經曆了不同的過程，日本學者南博在其著作中細致入微地探討了這一時期日本先行者們的思路曆程，其時有“日本人不變說”、“日本人變化說”、“日本人劣等說”，最後演變到“日本人論”、“日本人優秀說”，一個民族從不自信到自信過渡的軌跡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