誌賀重昂和三宅雪嶺於1888年成立了政教社，發行雜誌《日本人》，一批最早的“日本人論”著作問世，代表性的作品有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內村鑒三的《代表的日本人》以及岡倉天心的《說茶》等。
日本人優秀論應運而生。鼓吹日本人優秀論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芳賀矢一。他著述頗豐，1907年發表了《國民性十論》，引起很大轟動，後來經縮編寫入小學課本，廣為流傳。其他還有《國民的真精神》的著者天眼子和《日本我》的著者、曾任東洋大學和早稻田大學教授的遠藤隆吉等。
日本明治維新的領袖人物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岩蒼具視、西鄉隆盛則是這些理論的執行者，“明治精英”們出仕時均在少壯之年。明治元年即1868年，他們之中最年長的岩倉具視隻有43歲，西鄉隆盛 41歲，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則在35至41歲之間，伊藤博文甚至隻有27歲。
吉田茂後來在《激蕩的百年史》中評價明治諸人時稱：“他們具有雙重能力，一點是在打倒幕府運動過程中所展現的敏銳的政治機智，另一點是在攘夷失敗後到外國的學習觀察中，親身感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確定引進外國先進文化的必要。”
吉田茂舉了大久保利通的例子，位列明治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在明治初年出訪歐洲，看到了歐洲的工廠、道路、鐵路，讚歎不已。回國的大久保利通作出了引退的決定。他說：“像我這樣年近半百的人，今後已經無能為力了，也難以適應時代的要求，便唯有引退了。”
引退之後的大久保利通全力以赴扶植日本的民族產業，在他看來這是自己能作的最大貢獻。
此時，李鴻章為了勸說那時的人們接受鐵路，甚至將小火車送呈給了慈禧太後，當然也就創造了“馬拉火車”這一近代史上最奇特的笑話。但在那時，卻是李氏曲線救國的最佳方案，正是憑借討得老女人的歡心，中國的鐵軌才得以開始緩慢延伸。
與中國的政壇精英們頗為不同的是，明治時代的政治人物對維新諸措施應取的步驟與方向，基本上有著共同的追求和判斷。極少有像李鴻章一樣，陷入政壇各種派係之攻訐中，在維持大局的同時，還要自保。
日本同樣有“開港論”與“攘夷論”的爭論，當高杉晉作正在率奇兵隊與四國聯合艦隊開戰的時候，正在英國留學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立刻返回長州，勸說高杉晉作停止盲目攘夷，“由於進行這樣無把握的暴戰，恐怕要有連續失敗的後果，如果不迅速廢除幕府，還政於朝廷，在謀求我國統一的同時，打破攘夷的謬見而執行開國的方針，則一定沒有希望維持國家的前途。”
此時，李鴻章還在勸說更多的同僚接受洋務運動。
托馬斯·麥格勞認為，在明治維新所有的變法措施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大規模向外國學習的努力。在明治時期的頭10年裏，日本加速引進西方的體製，來自20多個國家的2000多名外國人來到日本，傳授西式的組織、管理和生產方式。明治政府把開支的2%用於雇用外國專家。日本還花了大筆的錢，向歐洲和北美的大學派遣留學生。大批政府要人訪問西方，從英國引入了郵政係統和海軍建設，從法國引進了警察係統和司法係統，從美國引進了小學係統和國家銀行係統，向德國效仿陸軍的發展……日本人把他們素來具備的迅速吸收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天賦發揮得淋漓盡致。
日本的NHK電視台在2005年製作了大型記錄片《明治維新》，重新回頭去解讀明治維新帶給日本的變化，一所明治維新時期的小學，一些明治維新時期的建築，還有數萬份來自民間普通百姓及上層精英提交的建白書（我們所言之建議書）。他們將明治維新的成功歸結為四個原因，一是教育，二是模仿與創新，三是農民與稅收，四是民意。
1884年，距甲午海戰爆發還有10年，明治政府發表了10年經濟發展計劃，長達30卷，是世界上最早的國民經濟綜合發展計劃之一。在這一年，清朝陷入中法戰爭之中，耗銀3000萬兩，戰勝而求和。
清國在這一刻已經成為日本的標靶，此後10年日本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積蓄力量，他們要用戰爭來證明自己，旁邊這個曾經的老大帝國是最好的練習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