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興的失敗是因為近代國家的要求被證明是與儒家秩序的要求直接對立的。……中興政治家和後來緊步其後塵的最後一批極少數真正的中國守舊派的選擇是中國遺產。……對於同治中興的締造者而言，對儒教社會本質作出的調整是必定會產生效果的，但調整卻不是避免滅亡的可行選擇，而是滅亡本身。
——芮瑪麗《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
回到那個具有標誌性的年代，中國曆史上被稱為“同治中興”的時期。
1860年，32歲的英國人巴夏禮誌得意滿地前往北京，他的身後是一支兩萬人的英法聯軍，他的身份是英國專使額爾金的中文秘書。
此時，距巴夏禮第一次進入中國已經過去了19年，當年那個窮困的英國小子，因為在澳門學會了中文，從此得以步步高升。他從未來過北京，但在那些描述京都繁華的書籍中，他不止一次地夢想過那個富麗堂皇之地。
當然，巴夏禮的想法幾乎可以代表身後兩萬多英法聯軍，法國史學家弗勒裏在描述英法聯軍的侵略之舉時，似乎更願意把此行視為一趟傳奇之旅：“他們曆時近半年，遠行6000來法裏，來到一個遼闊而神秘的帝國，大膽深入歐洲人從未涉足的地區。他們雖然遭遇到那麼多意想不到的處境，終於來到那仙境般流光溢彩的財富和珠寶麵前，最後，伴著鼓樂聲，步入擁有200餘萬臣民的天子之城——古老而神奇的、被曆史賦予了無數夢想、幻想和幻景的北京！
戰爭似乎已接近尾聲，因為清國的主政者麵對大軍壓境時選擇了和談。
巴夏禮，這個英軍專使的秘書，鬼使神差地成為了後來一係列事件的主角。1860年9月14日，清朝派出的談判大臣載垣等接受了英法所提的條件，與巴夏禮達成了停戰簽約的協議。但三天之後，巴夏禮卻提出英國使臣向清帝麵交國書的要求。
在西方世界，這是通行的外交禮儀。但在中國的大臣們看來，這純屬無禮要求。這一事情的糾纏一度又演繹出“見麵跪與不跪”的問題。相持不下之中，清朝大臣們根據自己的判斷，認為擒賊必先擒王，鹹豐皇帝親自拍板，於是僧格林沁率部截拿巴夏禮等英法人員39人。至此，談判全麵破裂。
英法聯軍本已停滯的行動，因此次突發異變而加速起來。10日間便進入北京，對圓明園進行了令人震驚的搶劫。
28歲的奕登場亮相，這位皇帝的親弟弟，此前因為在繼承皇位問題上與現任皇帝鹹豐有過爭奪，是以一直被閑置。英法聯軍步步緊逼之時，鹹豐皇帝作出的反應是在三易欽差之後北走熱河，臨走時終於任命奕
為“欽差便宜行事大臣”，接辦和局。
愛新覺羅·奕由其生父道光帝遺詔封“和碩恭親王”。當時人稱“六王爺”，接手外交事務時並無任何經驗可談。他亦認為巴夏禮奇貨可居，試圖從此人身上打開缺口，不僅為其承辦肴饌，更有重禮相贈。
巴夏禮曾經寫書給英法聯軍統帥稱：“恭邸人甚明白，中國相待亦好，暫緩攻城。”
事已至此，奕雖領命全權處理此事，仍需要快馬加鞭將和談進展送給熱河的鹹豐。驚慌失措，上下不一之中，官員們竟將巴夏禮一行人員放行。當初扣得無理，現在放得荒唐。放回去的人質中，英人26名，死傷各半；法人13名，7死6傷。《泰晤士報》記者包爾貝更被大卸八塊。
一方麵是為了掩蓋搶劫圓明園的罪行，另一方麵則是為了給清朝當政者一個教訓，英法聯軍的報複行動隨即展開，此時還不忘發表一篇冠冕堂皇的布告：
“宇宙之中，任何人物，無論其貴如帝王，既犯虛偽欺詐之罪，即不能逃脫其應有之責任與刑罰。茲為責罰清帝不守前約及違反和約起見，決於九月初五日焚燒圓明園。所有種種違約行動，人民未參與其間，決不加以傷害，惟於清室政府，不能不懲罰之也。”
圓明園大火燒起，曆時三日，北京城西北角黑煙遮天。
巴夏禮的書信沒有起到應有之用，但卻刺激了主事者奕。巴夏禮最終寫信雖以中文書寫,但在旁邊有英文字數行。當時朝中無人識此英文,不知所寫何意。聽說天津有一廣東人黃惠廉識得英文,奕乃紮飭調京。經黃辨識,幾行英文隻不過是巴夏禮的簽名及年月日。區區數行“夷字”,因朝中無人識別,一去一來,延宕多日,影響了戰和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