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禁書”成了這位學生的愛好，他的表兄文運昌送給他兩本書。其中一本是兩年前出版的《新民叢報》，是梁啟超編的。毛澤東後來回憶說：“這兩本書我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
限於地理原因，毛澤東在這一時期讀到的書似乎都比潮流晚了一兩年，但是他很快地就投入到這股潮流中去。他似乎在重複周樹人和蔣誌清都曾有過的求學之路，他不停地換學校，曾經報考了一個警察學校，也喜歡一個開設肥皂製造課程的學校。後來他又選擇了一個政法學堂和一個商業學校，考試對他來說不是難事，保險期替他的兩個朋友當“槍手”，給他們各自寫了一篇文章，於是三個人一起考進了湖南第一師範學校。
他和朋友們流傳最廣的逸事是：不帶一分錢，在湖南各地四處遊學。這是因為他看到《民立報》上報道說，有兩個學生徒步走遍了中國，甚至到達了西藏。這是那個年代的戶外啟蒙運動，毛澤東立刻身體力行。
他們追求一切新鮮的事物，並試圖驗證答案，已經漸漸失範的社會不能為他們提供新的準則，他們得自己建立。毛澤東第一次發表政見，是在黑板上貼了張大字報，他提名孫逸仙當共和國的總統，康有為當國務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後來則承認說：“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的差別。”
1910年，18歲的胡洪則是一個問題青年，他在中國公學的求學生涯受挫，很是過了一段放蕩生活，據現存59天的《藏暉室日記》粗略統計，有明確記載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園、捧戲子11次、逛窯子嫖妓女10次，共計53次。幾乎每日裏不是打牌，便是喝酒，不是與戲子往來，便是逛窯子。
他的老師王雲五勸他有空的時候多翻譯一些外國小說，他的朋友許怡蓀則勸他去考留美生，於是他便換了個名字，取名為胡適，意為適者生存的意思，終於在這一年7月份結束了自己的浪子生涯，以第55名的成績公費留學美國。
青春都一餉，他們的人生之路看起來頗為相像，但最終的結果卻南轅北轍。在蔣誌清前往日本的時候，周樹人正在考慮歸國謀職，這位早期的光複會的會員也是革命的鼓吹者，但對激烈的革命方式，他則略有懷疑。日本作家增田涉在回憶中提到，有一次魯迅對他說：“我從事反清革命運動的時候，曾經被命令去暗殺。但是我說，我可以去，也可能會死，死後丟下母親，我問母親怎麼處置。他們說擔心死後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
周樹人沒有去，因為他開始“懷疑過自己，懷疑過中國和中國人，懷疑過人類為之而奮鬥的一切事物的價值。”
蔣誌清則扛著炸藥包前往杭州，帶著他從老家奉化找來的一批亡命青年們，開始了自己的“革命之路”，當然他也給自己的寡母寫了一封訣別信。
倘若因此來判斷他們革命與否，當然顯得淺薄，事實上，之後他們都將在同一個時代裏走向自己的反麵。他們或放縱，或行動、或懷疑、或追問，事實上也都在盲人摸象，試圖號準這個奄奄一息的國家的病脈，他們最終選擇的職業各不相同，但指向卻極為相同，那就是——改變中國。
絕版青春
1912年到了，孫中山開始籌劃著第11次的起義。
“上海息樓所在的望平街每晚人山人海，發生了大影響。望平街左右相望的報館，家家大玻璃窗外，張貼各地消息。街上日日夜夜群眾擠得滿滿地在探聽，一個捷報到來，鼓掌狂歡；一個報告失敗，認為這家報館受清廷指使，誣勝為敗，群眾極度憤恨地把大玻璃窗砰轟砰轟地立刻打得粉碎。從此報館不但不敢在門首披露失敗消息，特別不敢在報上披露。”
這是黃炎培對1911年的回憶，現時仍能嗅到那個年代的狂熱氣息，武昌起義的訊息在資訊不太發達的年代裏卻傳遍了整個國度，中國大陸隨即烽煙四起。
這一年，在日本軍隊效力的二等兵蔣介石回國，率領從上海去的百餘人組成先鋒敢死隊攻打浙江撫署衙門，江浙起義成功後，25歲的蔣介石出任滬軍五團團長。從雲南講武堂畢業的朱德這一年被派到雲南新編陸軍當副司務長，32歲的他亦率領部隊攻占總督衙門立下了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