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人性是善還是惡？人的秉性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後天形成的？這個話題被人討論了幾千年似乎還將討論下去，我不善於也不想用理性的邏輯的方式介人這個話題的討論，但又抑製不住自己的腦子經常想這些問題，於是選用了小說這種方式來表達，表達出來的意識是矛盾的，因為我自己也不曾清晰。
我出生於1956年，進警校的時間是1976年，本書截稿時我已吃41歲的飯了，在公安部門呆的時間是生命的一半，也是我一生中最好一段光陰。在從誓的20年中我見過了太多的惡人與惡事，如今用中年人相對成熟的思維與眼光來看待惡，覺得惡不是一種單純，正因為不單純，因此就很難說清楚想清楚，所以最好采取個體觀察的方法，我寫了曹桐生、趙大剛、高大明、夏世貴那樣的一組人，我是非常想寫得“象樣”一些，但我在寫作過程中常常陷人一種自悲：對自己的藝術表達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綜合自悲；我還試圖閱讀一些女性，如餘瑋、鄒森、韓曉雪、錢小紅、張亢美們，但我又不得不公然承認我讀不懂女人，在行文的過程中而時常陷人困惑的狀態；我一向認為象福爾摩斯那種經典的偵探藝術形象隻能是神而不是人，我試圖讓我筆下的偵探們都是人，如向澤兵、黃宜軒、鄭瓊等，但我又沒有能力讓他們活靈活顯出人樣兒來。如此種種，我是不是該承認自己耗費了近三個月的時間泡製出來的東西是失敗之作呢？我不想承認，稿子畢竟還是成型的，盡管它不成熟，那就讓它用這種稚拙的狀態麵世吧，也算是一個作者的創作狀態的真實記錄，我還可以這樣安慰自己：這畢竟隻是我的第二個長篇，跟第一個比，要好一些．
人生需要有一個基本定位。70年代初我趕上知青的末班車，在我家鄉的小縣城附近的一個丘陵與平原接壤的鄉村呆了兩年半，在生產隊做過各種農活兒，在大隊林場挖山栽樹，也當過中、小學的代課教師，當時過那日子覺得是苦日子，也知道自己不會就那麼定位但對前途則是迷惘的，如是就常寫些給自己看的文字，漸漸地便做起作家夢來，回頭看那段苦日子，又覺得那是一段非常非常好的日子，我常常懷念；75年底我被招到葛洲壩水利工地當了短短一年的風鑽工，做分隊文書和作業組長，同事們都說我不會長期當風鑽工，果然，在我剛當滿一年風鑽工時就被推薦上了剛剛恢複招生的公安學校，從此開始了20年的刑警生涯。在80年代，我可以說是以投人生命的方式去認真地幹替察的活兒。其中，7年的刑偵生活可以說是我一生當中的濃墨重彩；後來我離開了，又換了一家公安單位，心理上的人生定位也隨之而悄悄地移動，進人90年代後的我開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來寫字了，於是就有了《天堂外的聖誕詩》、《冰層下的火焰》、《月上泉山人難靜》、《夏日的纏綿》等30多個中篇小說，也有了長篇小說《億萬美元遺案》和紀實類的“刑警斷想錄”“刑替優思錄”係列的總計約二百餘萬字的文字作品．這種狀態還會繼續下去，我也相信自己隨著這種狀態和時間的延續，統計意義上的字數和作品的質量會不斷地發生好的變化，我很喜歡一句流行歌詞：投人地走一回……
我一向認為作家應該是業餘的，作家應該在火熱的、紛繁的生活中有別樣的位置，那你就不必費煞苦心地去“深人生活”了；作家寫出的文字應該有人看，你要想寫不給人看或別人看不懂的東西你不如幹脆寫日記鎖箱子裏，人家愛不愛看你的東西關鍵是你寫出來的東西是否“生活”，所以．我以為自己長時間呆在基層公安單位真的是一件非常好非常妙的事，我跟直接麵對社會，麵對犯罪的警察們是同事是哥們，我想進監號看看想直接與犯罪者、受害者對對話用不著辦什麼手續，苦澀、歡樂、優鬱、從容、艱辛、危險等等等等，盡在我的眼中，甚至是我自己的身體曾經的和可能的感觸，然後再跳出來作一些換位思考，這樣我就可以寫了。一位老作家說，公安文學是萬歲文學，因為隻要社會存在，就會有犯罪和各種不法行為，就需要公安，就有得寫！這句話我非常愛聽，這意味著隻要我活著就可以寫下去。
當然，業餘也有業餘的不便，因為你不可能在你每個想寫字的時候都可以坐下來寫，你在有創作衝動而又不能寫的時候會為此而苦惱，有許多業餘作者在相聚的時候都傾訴過類似的苦惱。但我要說我是幸運的，我現在供職的鄂州市公安局鄂城區分局的領導和同事們對我的創作活動給予了充分的支持和理解，而每當我麵對支持者、理解者們的時候，常常是覺得自己有負於人，因為我寫得不夠好，因此我還得更加勤奮一些！我還慶幸我在創作的道路上總能遇上好的編輯，是他們或她們讓我在創作的道路上很順暢地走著，寫到這裏，我的腦子裏就出現了幾個名字和熟悉的音容，―還是不寫不描繪出來的好、留在自個兒腦子裏藏掖著，公開的話隻有兩個字：謝謝！
至於個人在案頭爬格子過程中的那點兒艱辛就算不了什麼了，況且，還有創作過程中的愉悅衝抵。
寫完了這番話，就該投人下一個長篇的長途跋涉了，該清一下書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