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年基本上可以作為一個標誌，在這以前為貞觀前期，以後為貞觀後期。太宗的為人和治國，在貞觀後期都逐漸走下坡路。正如魏征在貞觀十年上疏中所指出的那樣：“自從王道美好，有十多年了，威力遍及全國，萬方來朝拜，國庫一天天充實起來，領土天天擴展。但是道德沒有更加深厚，仁義沒有更加廣博，為什麼呢？因為對待臣下的態度沒有完全誠實信用，縱然做事有良好開端，卻不見得能善終的緣故。它的形成是逐漸的，不隻一早一晚。過去貞觀初年，聽到好事驚喜讚歎，到貞觀八9年間，還高興地聽取勸諫。自那以後，逐漸厭惡直言規諫；即使勉強容納，不再像過去那樣寬宏大量。正直敢言的人，逐漸避免觸犯君王；邪佞的小人，無所顧忌地施展花言巧語。認為同心同德的人是獨攬政權，認為忠誠正直的人是誹謗別人。說人家是結黨營私，即使他忠實誠信也覺得可疑；說人家是大公無私，即使他弄虛作假也覺得沒有過失。堅定剛直的人擔心獨攬政權的罪名，忠誠直言的人憂慮誹謗別人的過錯。甚至毫無事實根據地亂加懷疑，聽信謠言而造成疑惑，使正直的人不能完全陳述自己的意見，大臣沒有誰能直言規諫。迷惑自己的視聽，使理想的準則閉塞，妨礙施政，損害德行，恐怕就在於這裏吧？”“如今要想求得到國家的治理，總是把國事委托給君子；而國事處置的成功失敗，卻又去向小人谘詢。對待君子的態度是嚴厲而疏遠。對待小人的態度是隨便而親近。親近小人就無話不說，疏遠君子就使下情不能上達。這樣就是褒貶決定於小人，刑罰施加給君子，確實是關係到國家的興亡，能不慎重嗎？”
貞觀11年，向太宗進諫的人特別多，光魏征就進諫三次；此外，劉洵、馬周、岑文本等人也都進諫過；就連一向不敢進諫的長孫無忌也破例開口。這就說明這一年是一個重要的標誌，從這以後太宗的為人和治國漸漸下滑。
聰明的太宗對此並非毫無覺察，他在貞觀11年間魏征道：“近來我所做的事的得失及政治教化，比以前如何？”魏征回答說：“如果就恩澤聲威所能達到，遠處的外族前來朝貢的情況來說，與貞觀初年相比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如果從德義與百姓暗中相通，民心高興誠服來說，比貞觀初年又相差很遠。”太宗說：“遠方外族來歸服，應當是由於施與德義，過去的德義為什麼反而更大？”魏征說：“過去天下未安定，常把德義銘記在心，不久，因國內平安無事，逐漸增加驕奢自滿的情緒。所以，功業雖然盛大，德義始終趕不上貞觀初年。”太宗又說：“所做的事比以前有哪些不同？”魏征說：“貞觀初年，擔心別人不進言，引導大家規諫。三年以後，見有人進諫，能高興采納聽從。最近一兩年來，不喜歡別人勸諫，雖然努力聽取和接受，而內心始終不高興，確實有為難的樣子。”太宗說：“的確如你說的，除了你是沒有人能說出這些話的。人都苦於不能自己察覺毛病，你剛才未講時，我自認為所做的事沒有變化，等到聽你論說後，我的過失已很驚人。你隻要保持這樣的忠心，我終究不違背你的話。”
貞觀11年之後，魏征不斷地指出太宗在為人和治國方麵的缺點和失誤，僅據《貞觀政要》記載：11年就有三次、十二年有二次、13年有一次、14年有四次、十五年有一次、十六年有二次。其餘大臣，也不斷對太宗提出規勸：劉洎11年有一次、十六年有一次、十八年有二次；褚遂良十五年有一次、十八年有一次；房玄齡十七年有一次、二十二年有一次；馬周、岑文本、長孫無忌11年各有一次；劉仁軌14年有一次；高季輔十七年有一次；尉遲敬德十八年有一次；充容（九嬪之一）徐氏二十二年有一次。
在以上這些勸諫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魏征13年的上疏。這篇奏疏，全麵、具體、深刻地指出了太宗貞觀後期下滑的情況。該奏疏即著名的“十漸疏”，又稱“十漸不克終疏”，指出了太宗貞觀後期十條不如前期，即十條不能堅持到底：
“貞觀初年，陛下不煩擾百姓，沒有貪欲，清明寧靜的教化，遠遠遍及荒僻地區。現在來考察一下，這種風氣漸漸喪失了。聽陛下的言論，遠遠超過上古的英明帝王，論陛下的作為，還沒有超過中等品德的君主。憑什麼這樣說呢？漢文帝、晉武帝都不是古代的英明帝王，漢文帝不接受千裏馬，晉武帝燒掉雉頭毛製的裘衣。現在陛下卻派人到萬裏之外去尋求駿馬，去外國購買珍奇之物，被沿途的百姓責怪，被外族所輕視，這是陛下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一條。”
“貞觀初年，陛下對待百姓就像對待自己身上的傷口一樣，關心倍至，憐憫他們勤懇辛勞，愛護百姓就像愛護自己的子女一樣。自己總是保持簡樸節約，沒有營建什麼宮室。近幾年來，心思在奢侈縱欲方麵，一下忘記了謙虛節儉，輕易地使用人力，還說：‘百姓沒有事幹就會放縱，勞累就容易駕馭他們。’自古以來，沒有由於百姓清閑安樂而造成國家傾覆敗亡的，哪有反而害怕百姓放縱而故意去勞累他們的呢？恐怕這不是振興國家的正確言論，又怎麼是安撫百姓的長遠辦法呢？這就是陛下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第二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