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李亞偉他們常去法律係的女生宿舍——那裏有他們一個漂亮的女老鄉。而且跟這個女老鄉同寢室的，還有幾個漂亮女生。據說有一次他們泡得太久了，某女生不耐煩了：“我們明天就要交論文了。”在座的開愚說：“我可以替你寫呀。”女生不信：“你寫得了嗎？這可是國際法專業的。”開愚討來題目與稿紙，一揮而就，完成了一篇談國際法的論文——女生們傳閱，居然沒看出什麼破綻，第二天就如此交差了。由此可見開愚的博學。這是武大校園流傳的一段關於詩人的佳話。第三代詩人，大多是大學生出身，而且天性聰慧，能把死書讀活了。現在看來，一座大學，多出幾個詩人，還是比多出幾個書呆子要強。
１９８９年７月（８０年代的末尾），我離開了武大，來到了北京，在中國文聯出版社做編輯。不知是因為城市的更改還是因為年代的更替，我周圍的詩人越來越少，甚至我自己——詩也寫得越來越少，基本上改寫散文了。是否可以這麼認為：不管作為我個人，還是對於中國的詩人群體，都由詩化的歲月進入了散文化的歲月？詩人們的黃金時代結束了。本文是一個武大畢業生、一個退役詩人的回憶錄。但時代是否也會如此這般地回憶我們呢——它是記住了，還是遺忘了？走著瞧的人生我的朋友阿堅是個喜歡旅行的詩人——古代叫行吟詩人，有邊走邊唱的意思。他所謂的旅行與我們所理解的旅遊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不是為了觀光、獵奇、朝聖或休閑，而僅僅是出去走走——詩意浸透在漫無目的的行走中了。所以他的口頭禪就叫“走著瞧”——仿佛走到哪裏算哪裏，看到什麼算什麼，充滿了隨意性。雖然沿途他會寫下許多詩篇，但這確實是一種散文式的行走。他從不參加旅遊團，永遠是單身前往——他說總有一些感覺是無法分享的；也很少攜帶探險家的裝備，比如指南針、望遠鏡、睡袋、壓縮餅幹什麼的，有一張地圖足矣。看他的一身打扮，絕對猜不到是出遠門——倒像是去鄰居家串門似的。他日積月累地走遍了北京周邊的幾乎全部山峰，以及長城的所有重要段落，大多數時候都隻手提著一隻塑料袋，連登山包都沒背。當然，據說他也吃過虧：有一次在雲夢山迷路了，因沒帶手電筒，隻好摸黑“爬”下山，邊“爬”邊用手試試前麵的地，一直摸到山下的公路上，還納悶：“這地怎麼這麼平啊？”能不平嗎，那路是用柏油鋪的……
饑渴更是經常的事情。但他仍然不願改變自己的習慣——上路之前不做充足的準備。他說那樣就沒有意思了。沒有擔心與期待，也就沒有驚喜。沒有奇遇的旅行簡直不能算旅行。
他就是這麼個人：走著瞧，瞧著走，樂此不疲。這一走就是２０年。２０年裏，他六次沿不同路線進出過西藏——他不喜歡走舊路，也很少沿原路返回。還曾經騎自行車考察過眾多的偏僻省份。走在路上的人是不會老的。他的心態仍然保持著出發時的憧憬與興奮。喜歡出門走走的人，是有理想的人，有那麼多的夢境等待他去實現。阿堅的青春很值得我羨慕：也許他沒有做出什麼探險家的壯舉，但他確實充分地體會了流浪漢的快樂。在這個物質的時代，要貨真價實地做一個尋夢的流浪漢，不見得比做總統容易——現代人天生就太清醒了。而流浪漢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既是常人不可思議的，更是常人無法模仿的。真正的旅行應該是即興式的——需要帶一點醉意，才會有許多詩意。
走著瞧是一種境界——或許它沒有更多的目的，但肯定有更好的效果。不管你是否比別人走得遠，但你會比別人更擅長發現——既能發現奇跡的美，又能發現日常的美。在這個世界，從不同的角度去發現美——不僅是旅行惟一的價值，也應該是生活惟一的意義。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能認識到這一點的——這就是真理與世俗的距離。至於我們離真理更近還是離世俗更近——或者說離理想更近還是離現實更近，走著瞧吧。邊走邊看，邊走邊想……餓不死的詩人伊沙以其特有的詩風獨立於詩壇久矣。在行外人眼中，抒情主義的詩歌若可分為讚美詩與諷刺詩兩種——伊沙毫無疑問是屬於後者的。他作品中洋溢的反諷情調與批判色彩使之成為現代社會中最後一個諷刺詩人。他也下意識地以人類城市文明的叛逆者自居，追隨金斯伯格等西方垮掉的一代嚎叫的聲音刻意折磨傳統詩歌讀者的聽覺，並進而摧毀其生硬板滯的精神建築。這一帶有自虐傾向的後現代情緒充分體現在伊沙的代表作《餓死詩人》中——已非諷刺（或自諷）這個詞彙所能概括的：“餓死他們，這些狗日的詩人，這些浪費糧食的家夥……首先餓死我，一個用藍墨水汙染地球的雜種。”這種反精神的精神、反崇高的崇高，堪稱一個抒情的時代在世紀末麵臨終結痛苦而悲愴的自我宣言。作為一個詩人，卻化愛為恨地仇視自身乃至同類，以背叛最初的信仰而獲得最終的皈依——伊沙修煉的方式令我聯想到佛教中一重高難的境界：“見佛殺佛，見祖殺祖。”殊途同歸，隻要修成正果，也罷。當眾多詩人將詩歌奉若宗教與聖經，半路殺出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伊沙，站在異教徒的立場上，化審美為審醜，化美學為醜學（類似於賈平凹的醜石精神：醜到極處即美到極處），營建某種異端的魅力。如果說詩人的集體形象一貫以“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為化身，在他們中間，終於出現了徹底的自我解放者。伊沙離經叛道卻問心無愧的遊說甚至在向世界證明：古往今來詩人並不真是被縛的，而一直是自縛的，不要同情痛苦的詩人——他們痛苦的原因不是別人造成的，而是自己限製自己獲得世俗的歡樂……對伊沙“反潮流”的“造反精神”我是這樣客觀評價的：詩人作為人類曆史中前仆後繼的一個種族，既需要迷宮製造者，也需要迷宮摧毀者，每一個世紀積壓的文化垃圾都需要秋風掃落葉的清道夫（屬特種部隊）——以告慰過去以及未來的開拓者。
伊沙反對為稻粱謀而寫詩，他也就和所有詩人一樣麵臨物質饑荒，但他或主動或被迫地選擇了散文（包括小說）的形式為副業，有了這塊不甘寂寞的自留地，足以抗衡世紀末的災年。他“餓死詩人”的口號完全是危言聳聽、嚇唬行人的，至少他自己，是餓不死的了。伊沙，文如其人，亦如其詩。如果文章（尤其雜文）可分為“歌德”與“缺德”兩派，伊沙同樣選擇了後者。他的性格太不擅長歌功頌德了（正如他成不了宮廷詩人），卻能在諷刺與批判中鋒芒畢露——他是風花雪月的世態中難得的有強烈批判意識的文人，“眾人皆醉我獨醒”。伊沙幾乎每篇都帶針砭意味的文論或隨筆，常常一石濺起千層浪——文體的性質並不明確，許多人隻好以“伊沙罵人的文章”相稱。伊沙的“口才”（或辯術），模仿魯迅的風骨。“殺人者，打虎武鬆也。”《水滸傳》裏有英雄的題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