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詩人角有一種露天的沙龍氣息。雖然沒有穿著晚禮服給各位斟酒的貴婦人，但也不乏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文學女青年。更重要的是她們眼神中流露出對詩人的崇拜與好奇——無異於給在場的男性打了一針興奮劑。在那個時代，詩人的身份確實容易獲得美女的青睞。她們不僅熱愛詩人，也熱衷於做一位女詩人（錦上添花的事情）。那時還未盛行印製名片，初次相識的詩人們大多掏出圓珠筆與通訊錄互留地址。我看見詩人們分成不同的陣營，圍著最符合自己審美觀的那一位文學女青年，默默地排著隊等待簽名——因為每個人的表情都充滿希望，因而井然有序。反倒是文學女青年們有點受寵若驚：事情怎麼顛倒了——自己崇拜的對象反倒崇拜起自己來了？那洋溢著隱秘的幸福感的場景使我既振奮，又擔心：詩人角如此發展下去，是否會演變成婚姻介紹所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僅僅一兩年之後，這個社會上女性的價值觀念便發生了天壤之別的變化，一向崇拜普希金與徐誌摩的美女們，紛紛追隨潮流“傍大款”去了。於是，有人戲說８０年代與９０年代的區別：男詩人們越來越瘦，女詩人們越來越醜……大浪淘沙，浪淘盡無數英雄美人。
當時我遠未察覺到已兵臨城下的時代車輪。我眼中的詩人角，像伊甸園的縮影，空氣中流通的全是愛呀美呀詩呀酒呀之類的混合體，仿佛發誓要把紅樓夢繼續做下去。漢字像算盤珠一樣在詩人們手中撥弄著，一本陳年老賬被清算出無窮的新意。文學複活了馬雅可夫斯基的時代：朗誦出現在廣場上，詩歌變成了傳單，而詩人一律以預言家或雄辯家的麵目傳經布道、周遊列國……遺憾的是他們惟一未能預言自身，預言自身的末日。似乎僅僅一夜之間，他們大夢初醒：白天鵝又變回了醜小鴨——這等於另一種意義上的天鵝之死。他們被從曆史舞台的中心驅逐到邊緣——或者說他們仍然堅守在原地，但世界的中心已轉移了。也許他們從來就沒能成為中心，那隻是他們以自我為中心的一廂情願罷了。昔日勢如破竹的詩人角——也由銳角變成了鈍角。它所上演過的繁榮與風光，已構成上一個時代的神話。文學神話跟氣球一樣容易破滅。集市結束了，趕集的詩人們紛紛散夥——不管你是滿載而歸還是兩手空空。
十年之後，我又回鄉探親，當年的同仁們，大多已改行了，有些索性做起了經理——依然是時代的弄潮兒。可以理解，他們畢竟都到了當父親的年齡。而文學永遠是兒子們的事業——可惜下一代青年已不甘做文學的兒子（地質構造有斷代的危險）。我坐車路過雞鳴寺，發現昔日群英聚會的詩人角，已改造成廉價拍賣舊貨的跳蚤市場了。詩人部落洋溢著理想主義精神的８０年代是出詩人的年代。在全國高校，幾乎每個中文係的學生都算半個詩人。我也未能例外。
第三尊詩人塑像會留給誰？當時我因中學時寫詩小有名氣而被保送進武漢大學，覺得一下子由混沌的塵世進入詩人的樂園。新生入校，照例由輔導員帶領去瞻仰位於櫻園老校舍區的聞一多銅像——因為他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我們不再叫他老詩人，而改口叫他老院長。整個大學時代，老院長都叼著那隻著名的煙鬥，坐在山坡上看我們這班後生們寫詩。這也是一種文學傳統吧——武大是一所為詩人樹立有塑像的學校。偌大的武漢，也隻有兩位詩人以塑像的形式站立著——另一個是東湖公園裏的屈原石像。我“野心勃勃”地想：第三尊塑像會留給誰呢？我可要加把勁啊。有如此想法的也許不隻我一個。那個時代的詩人都有類似的雄心壯誌。我周圍的同學，有不少都是在聞一多銅像前宣誓成為詩人的——譬如陳勇、李少君（後來去了海南），譬如低年級的邱華棟。我們都是浪淘石文學社的。類似的社團，僅武大就有十來個，各自招兵買馬，舉辦朗誦會，油印詩刊，忙得不亦樂乎。我們常去的桂園咖啡館裏，有售已畢業的校友王家新的詩集——其時王家新供職《詩刊》，我們便覺得北京的《詩刊》跟武大有緣，談論王家新像談論一個發達的親戚。這種親近感是可以理解的。沒準現在，武大的新詩人也帶著同樣的神情談論我呢。
當年的詩會有兵團作戰的氣勢，一聲號令，千人雲集每年春天，櫻園的櫻花便開了，武漢三鎮的市民，成群結隊地到武大校園內賞花——有一條路也以櫻花大道命名。浪淘石文學社，也該舉辦邀集湖北各高校詩人參加的櫻花詩會了。８０年代的朗誦會，可比９０年代的要闊氣得多——一聲號令，千人雲集，有兵團作戰的氣勢。我參與主持的幾屆，由學校派車接來碧野、徐遲、曾卓等老作家擔任評委，評出的好詩都有獎品，且在校報校刊上發表。朗誦大都是各校的名花，鶯歌燕舞——陪伴著各自的詩人逶迤而來，真是才子佳人大聚會。詩會隆重得像選美。難怪那時候詩人多呢，讀者中美女也多——女大學生們以認識詩人為榮。隨便提一句：曾在櫻花詩會朗誦拙作並獲獎的華中師大“戰地夜鶯”（校廣播員）孫汀娟小姐，畢業後成為湖北電視台著名主持人。十年一別，偶爾在電視頻道能重睹她的芳顏，我自作多情地猜測：美人是否還記得我的詩呢？武大當時在全國領先招作家班——有廖亦武等詩人。廖胡子以酒和詩團結了一批社會上的兄弟。詩壇正鬧“第三代詩歌運動”，按道理最熱鬧的地方應該在四川，可四川的詩人極喜愛來武漢串門。成都的尚仲敏編印“大學生詩報”，每期都及時地在武大教學樓前張貼出來，惹得眾人像爭看大字報一樣圍觀。莽漢李亞偉、楊黎從重慶乘船順流而下來武大找人——敲錯了宿舍門，結果認識了正捧本《星星》在讀的我，暢談一番，還送我一套他們的詩歌資料《非非主義》。那時候隻要知道對方寫詩，就跟在敵後碰上同誌似的。對一下接頭暗號頓時就變成生死之交了。多年之後，我跟李亞偉又戲劇性地在北京重逢了——他搖身一變，已腰纏萬貫，手持大哥大敲我的門，拉我去樓下喝酒。問他還寫詩嗎，他說，詩不寫了，酒還照樣喝。
想當年，李亞偉的一首《中文係》曾使全國各高校的詩人臣服。
江湖氣十足的第三代詩人武大快成了四川詩人的別墅——廖亦武的宿舍就是一大據點。李亞偉、楊黎、馬鬆等遊俠經常不請自來，反客為主地邀請我們這些本科生詩人喝白酒——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不少江湖的知識。廖胡子捧著大茶缸慢條斯理地招呼大家，與舊時代川江上的舵爺極神似。他還邀約亞偉、開愚等人在武大搞過一次第三代詩歌講座，談吐幽默、粗野，像武場上的槍棒教頭，與平常助教、副教授們溫文爾雅的講學風格迥異，把階梯教室裏的女學生嚇退了不少。他們把綠林好漢的詩風帶進了武大的校園——應該承認，他們使詩歌不再僅僅停留於寫作的階段，而接近於行為藝術。他們以流浪漢的形象，對校園詩歌進行了一場嘩變、一次革命。武大很巧合地成為第三代詩歌運動的一座橋頭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