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白銀時代的俄羅斯詩人，也不可能繞過這道遺留有普希金身影與體溫的“哭牆”，他們是離“哭牆”最近的一群居民，並且以血肉之軀成為新的祭品，新的建築材料。在自己
的時代裏，他們仍然重複著失去家園的猶太人的命運，重複著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
人的命運。幸好，他們也能像普希金所勸誡的那樣——“堅持著高傲的忍耐的榜樣。”
勃洛克曾有這樣的詩句：“為什麼，為什麼命運的沉重打擊，將我引向虛無的黑暗?難道說一切，甚至我的生命——都是沒有盡期的懲罰的一個個瞬間?“這也正是白銀時代所有詩人都體會過的惶恐、空虛和憂傷。這導致他們成為幸福的懷疑論者。然而這也促使他們向詩歌更靠近了一步——因為隻剩下詩歌了，可以成為苦難生涯中惟一的撐持。他們那對不幸的宿命充滿幽怨與憤懣的詩篇，都像是“哭牆”前的禱告。
勃洛克——以及白銀時代的其他詩人，為什麼會那麼痛苦?就像是共同擁有一塊祖傳的心病 。女詩人吉皮烏斯曾經跟勃洛克建立了那種月光般的友誼，她是這樣理解勃洛克的：“物換星移，勃洛克身上的一個特點便愈加清晰地凸現在我麵前，那就是他的兩重性，首先是其悲劇性，其次是易受傷害，受什麼傷害呢?傷害來自一切：來自自身，來自其他人，來自生也來自死。恰恰是在悲劇性和易受傷害性中蘊藏著勃洛克的動人魅力。”在回憶錄裏她還以辛酸的筆觸描述了勃洛克之死：“勃洛克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裏已經擯棄了一切，他徹底沉寂了，不跟任何人講一句話……在他還有些力氣的時候，他從彼得堡來到了第一站，在那兒遊蕩了一整天，回來後仍舊一言不發。他知道自己就要死去了。人們傳言說他不想采取任何人為死亡的方法。當他已經不能從床上起來時，親人們仍在瞞著他。他吃力地喘著氣，最終窒息而死。”寫到這裏她忍不住加以評價，“種種細節無庸多言，適當的時候它們會昭然於世的 。這裏應該說的是，他所承受的巨大苦難和死亡不僅彌補了他自己有意的和無意的過失，也多少補償了俄羅斯的罪行和醜行。”她記憶中的勃洛克就像是聖徒。正是這樣一位聖徒，在遭受到來自祖國的誤解與冤屈之時，仍然把魂縈夢繞的俄羅斯歌頌為一位不斷變幻客顏的美婦人：“我預感到了你。時間從旁流逝。一切都在同一個形象中，那就是我預感到你。整個地平線火光閃閃，明亮得如此耀眼……”並且發誓願做美婦人的忠實騎士。
與勃洛克同為象征派詩人別雷對此也頗有同感：“現在的‘美婦人’對勃洛克來說存在於每個女人的心中，活在每個俄羅斯人的意識裏，而且將繼續存在下去，她的名字就是俄羅斯，她已成為詩人的妻子：‘啊，我的俄羅斯!我的妻子!’這就是詩人從混亂世界帶出來的美女海倫。”而這個美婦人(祖國的影子)無形中又與聖母的形象重疊了。勃洛克曾經吟詠：“聖母啊，消除我的痛苦吧!聖母明亮如光，悄無聲息，走在靈柩前麵……”
這種虔敬、忠誠又豈隻勃洛克一人所有。幾乎每一個詩人，都像是聖徒。不管是黃金時代的，還是白銀時代的詩人——心目中都供奉著這同一個美婦人。這種騎士般的傳說是從普希金就開始了。普希金的妻子是莫斯科第一美女岡察洛娃。但他跟後來的勃洛克一樣，在內心深處將美麗的俄羅斯視為精神上的妻子。他不是為岡察洛娃而決鬥、而死的。他是為了維護俄羅斯的聖潔而決鬥、而死的。他同時也維護了騎士的尊嚴。俄羅斯的詩人們喲。俄羅斯的騎士們喲。不僅他們的生，甚至他們的死，都代表著一種博大的愛情。不管是黃金的項鏈，還是白銀的項鏈，都是獻給同一個美婦人的禮物。這標誌著詩人與祖國的金婚與銀婚。
死神的連環套
死神會給每個人下套子的：有些是平庸的套子，有些是陰險的套子。最隱秘的莫過於它的連環套：使兩個人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死於相似的結局。普希金與萊蒙托夫就是一個例子。1837年，普希金在一片白樺林裏與丹特士決鬥，飲恨而亡。萊蒙托夫寫了一首《詩人之死》，強烈控訴了沙皇和上流社會借一個逃亡的法國保皇黨人之行殺害普希金的罪行：“詩人死了！光榮的俘虜——倒下了，為流言蜚語所中傷，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頭顱，胸中帶著鉛彈和複仇的渴望……”此詩以手抄本的形式廣泛流傳，也使萊蒙托夫一舉成名——他用精神的援助與呐喊為受辱的詩人報了一箭之仇。普希金死了，他那浪漫主義的詩魂被萊蒙托夫所繼承，詩人似乎並非真正死亡。然而僅僅四年以後，謳歌《詩人之死》而獲世人矚目的萊蒙托夫，同樣地死於決鬥，步普希金之後塵。隻不過他赴死時比普希金還要年輕，才27歲。野蠻的決鬥，使兩位詩人以同樣的姿式倒下了，或者說，就像使同一個詩人連續死了兩次。誰來替萊蒙托夫再寫一首《詩人之死》呢？詩人究竟是誰的犧牲品呢？
普希金與萊蒙托夫，在精神上多多少少還有點血緣關係，像一對同時代的詩歌兄弟。葉賽寧和馬雅可夫斯基雖也置身於同一個時代，但詩風迥異，這不影響他們墮入死神的同一個圈套。30歲的葉賽寧，37歲的馬雅可夫斯基，都因精神抑鬱而自殺。彼此的死期僅僅相隔5年。誰導致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這偏激的死亡方式？蘇俄時代自殺的詩人還有茨維塔耶娃等人。
詩人或藝術家的自殺，是死亡圈套中最富於悲劇性的。梵高自殺了，死前曾與要好的盟友高更反目為仇。高更拋妻別雛、離家出走，投身於南太平洋中的蠻荒孤島塔希提，幾次服毒自殺未遂，最終貧病而死。這本身也算另一種形式的自殺吧？一次漫長的自殺？
日本作家中也存在著這樣的怪圈。川端康成寫過一篇《臨終的眼》，回憶了古賀春江、芥川龍之介的自殺。據說古賀春江平日像口頭禪似地念叨：再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了，死就是生。而芥川龍之介寫過《給一個舊友的手記》：“我什麼時候能夠毅然自殺呢？這是個疑問。唯有大自然比持這種看法的我更美。也許你會笑我，既然熱愛自然的美而又想要自殺，這樣自相矛盾。然而，所謂自殺的美，是在我‘臨終的眼’裏映現出來的。”這無疑給了川端康成創作《臨終的眼》的靈感與啟示。他對同仁的死雖然敬重，但也不敢苟同，一再在文中聲明：“我討厭自殺的原因之一，就在於為死而死這點上。”“……最好的結局就是病死。一個人無論怎樣厭世，自殺不是開悟的辦法。不管德行多高，自殺的人想要達到聖境也是遙遠的。”甚至替自殺者開脫：“或許被惡魔附體。”讀這篇文章，你相信川端康成本人是拒絕自殺的，至少他本人也如此相信。他不過是隔岸觀火罷了，在安全區裏猜測、分析著同仁們經曆的危險。然而事實證明：《臨終的眼》不僅是寫別人的，也是寫自己的。川端康成無意識地為自己提前擬好了悼詞。1972年4月16日，他口銜煤氣管自殺，臨終的眼裏看見了什麼？或許，與古賀、芥川等人所見略同吧？川端康成背叛了自己，以死背叛了生。臨終的眼，是無辜的叛徒的眼神吧？
三島由紀夫曾目睹過川端康成的孤獨：“大年初二，川端家有迎接賓客的習慣。戰後我第一次參加這種聚會，隻見大家談笑風生，惟有川端氏離群，獨自坐在火盆旁，一邊伸手在火盆上烤火，一邊默默地望著火盆。那時尚健在的久米正雄氏衝著川端氏突然揚聲說：‘川端君好孤獨呀，你太孤獨啦’！我記得久米就像大聲疾呼似的。可是，在當時的我看來，正熱鬧的久米氏比川端氏顯得更加孤獨。”川端康成獨坐一隅凝視火盆的眼神，和他臨終時的眼有何不同？爐火裏有什麼在吸引著他，使其在凝視中達到忘我的境界？
需要說明的是，當時的觀眾——三島由紀夫，後來也自殺了。而且采取的是武夫的方式：剖腹。他寫過一篇小說《憂國》，講述一位青年中尉在1936年未遂的政變中剖腹自殺的故事，相當於作者本人未來的自傳吧，一部死亡的自傳。1965年改編的同名電影中，三島由紀夫擔任了主演。我將其視為三島為未來的自殺所做的一次彩排。也可以說，三島由紀夫連續自殺了兩次。他在表演時已不露痕跡地殺死了自己的心靈，在隆重的戲劇氛圍掩飾下。五年後（1970年），又斬草除根，徹底殺死了自己的肉體。正如他在回答為什麼擔任電影主演的質疑時說：“雖說我不是波德萊爾，但一身兼選擇者和被選擇者這種事，卻等同於‘一身兼死刑囚和死刑執行者’。”他頗有預謀地完成了自己劊子手的使命。但應該說：這恰恰是死神埋下的冗長的圈套。他仍然是死神奢侈的犧牲品。
文學家族
金斯堡把惠特曼稱作父親，至少在《加利福尼亞越級市場》一詩中是這樣的：“我們上哪兒去，華爾特·惠特曼?還有一個小時就要關門，你的胡子今夜指向何方?……啊親愛的父親，灰胡子，孤獨的勇氣教師。”雖然惠特曼活著時不曾想像自己在下一個世紀會有個“嚎叫”的兒子。關於這一點，金斯堡知道得最清楚。詩歌幫助他締結了某種血緣關係。或者說，每個文學大師都能找到他潛在的親屬(就像失散了多年又重逢似的):那些影響過他的人，以及將受他影響的人。美國的曆史較短，惠特曼堪稱是這個國家的詩歌教父，幾乎每位詩人都曾經讀著他開天辟地的《草葉集》長大。金斯堡是最叛逆的一個了，但也未敢“弑父”，未敢否認惠特曼的滋養。
同樣，茨維塔耶娃則自稱是普希金的妹妹：“從普希金的決鬥開始，在我心中便萌發了一種姊妹之情。一種比女人對男人的愛情(包括崇拜)還要密切、還要執著的感情，一種由詩歌鎖鏈銜接的親情。”她把俄羅斯詩壇的這位太陽神視為自己的兄長，自己的“帶路人”——以他血染的那塊雪地作為起點，重新出走。當然，她希望能比普希金走得更遠，並且可以抵抗任何打擊之物——哦，憤怒的熱血，甚至會使射入體內的子彈頭熔化的!她潛意識裏渴望做詩人的保護神：“我把世界分成詩人的世界和眾人的世界，我選擇了詩人，選擇詩人加以保護：保護詩人，免受眾人的傷害，不管這些人穿什麼服裝叫什麼名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她多多少少有一點為遇害的普希金複仇的心理，為被汙染與被損壞的詩歌榮譽進行報複的願望。於是，這位失去了親人的孤獨的複仇女神筆下，流淌出太多的表達憎恨、抗議乃至痛苦的文字。甚至比普希金的男中音更為決絕與嘶裂。茨維塔耶娃的早期詩作中就已經有一種俄羅斯女性詩歌中至今不曾有過的剛烈、粗獷，而且即使在男性詩人當中也是罕見的……這些詩盡是尖銳的棱角!茨維塔耶娃的性格是一顆堅硬的核桃——它的裏麵是咄咄逼人的好戰性，是挑逗的、膽大妄為的進攻性……如果試圖找到茨維塔耶娃詩歌的心態公式的話，那麼，這個公式與普希金的和諧恰恰相反——是用自然力打破和諧。這是跟她同時代的詩人葉甫圖申科所下的結論。
也隻有普希金，才配有這樣一位強大的妹妹——互補並且可以相互引以為驕傲的妹妹。
除此之外，茨維塔耶娃似乎不會崇拜第二個人，哪怕他是沙皇。茨維塔耶娃童年時就居住在著名的普希金紀念像附近，她經常去看望那位終年屹立在莫斯科特維爾街林蔭花園裏的巨人。以至某一天，普希金的兒子來茨維塔耶娃家拜訪其父母，在這個無比驚喜的女孩眼中，他簡直是普希金紀念像的兒子，而普希金紀念像的兒子變成了普希金紀念像本身，到家裏來做客的就是普希金紀念像:“普希金的兒子，就是曾經是普希金的兒子的那個人，已經是紀念像了。他的榮譽和他的血統的雙重的紀念像。活生生的紀念像。”
但茨維塔耶娃對普希金的仰慕，同樣也是對那位死去的大詩人最好的紀念。普希金的兒子不寫詩，是個凡夫俗子，但他的詩歌精神並沒有失信——他畢竟還有個寫詩的“妹妹”，優秀的傳人。
茨維塔耶娃即使在普希金麵前，也力圖保持獨立的人格——像兩個同樣偉大的靈魂一樣平等地交往。這就是她把普希金認作兄長——而不是父親的原因。女詩人茨維塔耶娃，沒有戀父情結，因為她相信自己也是強者:“我可以握著普希金的手，但決不吻他的手。”葉甫圖申科評析過茨維塔耶娃寫給普希金的一首詩:“她甚至在想像中會見自己在世界上最親愛的人——普希金時也不肯挽著他的手臂登山。‘自己登上去!’這位反叛的女性高傲地說道，然而她的內心幾乎是一個偶像崇拜者。順便說一句，我搞顛倒了，把這一情景簡單化了。茨維塔耶娃是如此高傲，她竟然確信：普希金聽到她的第一句話便已經猜出了‘跟他同行的是個什麼人’，他甚至不敢貿然地去攙扶她登山。然而，在詩的結尾，茨維塔耶娃畢竟變高傲為柔情，允許自己同普希金一起攜手奔跑，隻不過那是下山。”許多人感到訝異，茨維塔耶娃對普希金的態度是令人驚奇的：她熱愛他，又嫉妒他，又與他爭辯，猶如與一個活生生的人爭辯一樣。
或許在茨維塔耶娃心目中，普希金確實還活著，並且與自己的生命相伴始終，是她詩歌的兄長，又是她精神上超越時空的情侶。或許，這份高傲，正是茨維塔耶娃與普希金最相像的地方。假如有天堂的話，茨維塔耶娃最渴望的便是跟普希金相遇並且會合吧?(其實她早已經在想像中實現了)那會是怎樣的情景?茨維塔耶娃不僅對普希金之死充滿憐憫，她對整個詩人群體都懷有特殊的母性。譬如她在致帕斯捷爾納克的信中說：“我最心疼那想填飽肚子或者牙疼的詩人，這使人在人性方麵接近了。我是詩人們身邊的保姆，是他們的卑微處境的安撫者——絕對不是詩人!也不是詩神!是年輕的(有時又是悲慘的，但是依然是一個)保姆!”這是一個純粹的女人的態度。在她眼中，詩人們都是需要照顧的棄兒。
文學，也會有遺傳基因的——甚至可能比世俗的血親關係更為龐大與牢固，它是跨越時代與種族的。譬如中國當代的女作家陳染，曾經從梵高的繪畫裏讀出了可以無限繁殖的詩意：“我不愛長著這隻耳朵的怪人，我隻愛這隻純粹的追求死亡和燃燒的怪耳朵，我願做這一隻耳朵的永遠的遺孀。”梵高親手割下的耳朵是最性感的，一種玉碎的藝術，一種殘酷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