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俄羅斯的傷口
我印象中有兩大愛情詩人，一個是外國的，一個是中國的，一個叫普希金，一個叫徐誌摩。
普希金比徐誌摩要多一些憤怒，也就多一些力量。普希金要為自己尋找一個情敵，為自己的女人同時也為自己的詩歌。否則他就沒有決鬥的對象。情敵似乎比朋友更容易使人忘掉孤獨。愛神或詩神，都擅長替那些癡迷者樹立假想敵。為女人而決鬥，這樣的事也隻有普希金能做出來。尤其這個女人並不是一般的女人，甚至不是他妻子：莫斯科第一美女岡察洛娃，而是繆斯。他必須表現出加倍的勇氣。決鬥時岡察洛娃不在現場，而繆斯並未缺席。她溫情脈脈地注視著走向槍口的詩人。普希金之死，並不僅僅為了維護他妻子的貞操，同時也在捍衛詩神的榮譽。他的情敵丹特士，是否有沙皇撐腰？這不重要。普希金的身後，卻確實站立著流淚的繆斯。
假如普希金沒有去決鬥，或者說，即使他去決鬥了，但沒有死，那麼將會有怎樣的情況發生？他肯定會重新拿起筆，寫更多的詩篇，並且愛更多的女人。他會變成另一個歌德。然而長壽的歌德隻有一個，短命的普希金也隻有一個。他還是死了。這是詩神的損失，也是愛神的損失。有什麼辦法呢？好在詩神還會呼喚更多的愛情詩人。
普希金曾是我年少時的偶像，我早期的情詩不無他的影響。屹立在皇村的普希金銅像，曾令遠方的我激動不已。我熱愛（甚至有點嫉妒）那位以塑像的形式永生的詩人。他戰勝了時間！這比戰勝沙皇要難得多。那時我剛剛寫詩，還是不諳世故的少年，卻有了這樣的夢想：但願一百年後，我也會被塑成同樣大小的銅像，立於故鄉南京的新街口……我願意用血肉換取一塊尚未冶煉出來的青銅。或許，那才是我來世的骨頭。
我38歲時在長篇詩論《我的詩經》裏寫道：“我今年38歲，正是普希金死去的那個年齡。我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雙重使命：不僅為自己，還要接替另一個人活下去。我要把普希金沒來得及寫的詩全部寫出來。包括他那些還沒來得及開始或完成的愛。我正在把虛擬中的普希金的下半輩子變成現實。這也是我的下半輩子：與另一個活著的死者同在。”
我在《我的詩經》裏還說過：“歌德八十歲了，還會愛上十八歲的姑娘，有火熱的情詩為證。他是一個很老很老的年輕人。我從不羨慕那些短命天才。我希望自己有普希金的青春，再加上歌德的晚年。”我離八十歲還遠著呢，好好地活著，好好地愛，好好地寫詩。怎麼過都是一生，還有比做一個詩人（尤其是普希金那樣的愛情詩人）更有意思的事情嗎？
普希金之死，並不僅僅是他一個人的事情。還在許多詩人的記憶裏留下傷口。
不必說與他同時代的萊蒙托夫了——他在成名作《詩人之死》裏憤怒地譴責：“你們即使用你們所有的汙黑的血，也洗滌不淨詩人正義的血痕！”即使像茨維塔耶娃這樣遲到的女詩人，也為之心痛不已。茨維塔耶娃敏感的童年，一度籠罩在普希金的死亡陰影裏——僅僅因為家中掛有一幅描繪普希金決鬥場景的油畫。普希金就這樣進入三歲小女孩的印象——而這位女孩長大後決心做他的妹妹，開始寫詩。“我所知道的普希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被人殺害了……丹特士仇視普希金，因為他自己不會寫詩，於是向他挑起決鬥，也就是把他騙到雪地裏，在那裏用手槍射穿肚子把他殺害了。因此我從三歲起就確定無疑地知道，詩人有肚子……我要做妹妹的心願乃是受了普希金決鬥的啟發。我還要說的是，‘肚子’這個詞對我有一種神聖的東西，甚至一句普普通通的‘肚子疼’都會使我產生一種顫栗的同情感，這種同情感排除一切幽默。這一槍擊傷了我們大家的肚子。”肚子仿佛成了詩人身上最柔軟、最缺乏保護的地方——因而最容易遭受打擊。這一切僅僅因為普希金的緣故。普希金那高貴的血，從肚皮上的槍傷裏流出來，染紅了俄羅斯的雪地。而這份疼痛，這份被汙辱的尊嚴，即使一個世紀之後仍遺傳在詩人們的記憶裏——這幾乎已構成一種先天性的記憶。所以俄羅斯詩人總是那麼憂傷，那麼自尊，在多災多難的命運麵前也不願意輕易低下驕傲的頭顱。
葉甫圖申科在《詩歌絕不能沒有家》一文中提及普希金對茨維塔耶娃的影響：“即使在可愛的祖宅，在一個三歲小女孩兒的內心便產生了喪失家園的情感。普希金走進了死亡——進入了不可挽留的、恐怖的、永恒的喪失家園的狀態，而要想把自己當作他的妹妹，就必須親自體驗一下這種無家可歸。後來，茨維塔耶娃在異國，由於思念祖國而心焦如焚，甚至企圖嘲弄這種鄉愁，就像‘一頭受傷的野獸，被什麼人打傷了肚子’，用嘶啞的聲音吼叫著……”這一次受傷的是茨維塔耶娃自己了，她被鄉愁折磨得夜不成眠，輾轉反側。隻不過她是被無形的對手和無形的子彈擊中了——我們可以把這叫做命運。被不幸的命運放逐的茨維塔耶娃，變得孤癖了，變得不輕信這個世界了：“一切家園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我都感到空洞，一切都無所謂，一切我都不在乎……”回到祖國之後，現實仍令她失望，她覺得在任何環境裏自己都是個流亡者或局外人，遭受別人的疏遠與中傷，因而最終走上了自縊的絕路。好在她曾經寫過這樣一句詩：“我就是在臨終咽氣時也仍然是一個詩人”——這不僅是她活著時的信條，也將是她死去時的慰藉。她無愧於自己，無愧於作為“普希金的妹妹”而存在的詩性人生。
茨維塔耶娃是維護普希金的，她終生都在用自己的詩歌為普希金守靈——於是我們在巨人的身後發現了另一盞燈，發現了同樣嘔心瀝血的燭光。她寫過一首《嫉妒的嚐試》：“在卡拉拉大理石之後，您怎能與石膏的廢物生活在一起？ ”能猜得出它是寫給誰的嗎？它是寫給普希金的妻子岡察羅娃的——因為她在普希金死後居然嫁給了蘭斯科伊將軍。葉甫圖申科說：“茨維塔耶娃是那樣怒不可遏地、幾近女人蠻橫無理地談到了普希金的妻子……這種情調，已經是自衛的情調。”她在捍衛普希金的同時也在捍衛自己的信仰。
茨維塔耶娃的死因，不像普希金的被殺那樣明顯、那樣富於社會性，但仍然令人心痛。詩人的自殺，同樣是被命運傷害的結果。他（她）本人也是無辜的。茨維塔耶娃的詩裏麵有一種隱晦的傷口，不流血的傷口——這導致她疼痛、憤怒並且詛咒。有人說她“大膽地將符咒一類的格式引入詩中”，像個叛逆的女巫。還是葉甫圖申科概括得好：“如果試圖找到茨維塔耶娃詩歌的心理公式的話，那麼，這個公式與普希金的和諧恰恰相反，是用自然力打破和諧……詩人不怕讓自然力進入自己的內心，不怕被它撕得粉碎。”茨維塔耶娃既堅強又溫柔的心被撕碎了，但同樣也構成最昂貴的一件犧牲品——祭奠著不滅的詩魂。就像普希金為尊嚴而犧牲一樣，你不能說她更為卑微或更為脆弱。
詩人啊詩人，為什麼總是那麼容易受傷——尤其是精神上？普希金的肚子受傷了，茨維塔耶娃的心靈也受傷了——他們都遭到了致命一擊。從他們的詩篇裏能聞見命運的血腥——這些滴血的藝術品，反而顯得更高傲了。它的殘酷也就是它的真實。贗品是不會流淚也不會流血的，贗品製造不出那種先天的敏感。詩人們在損失幸福的同時卻獲得了藝術的價值——從普希金到茨維塔耶娃，在此之前和之後，都是如此。
這是一種古老的傷口，在帕斯捷爾納克、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葉賽寧等其他詩人的作品裏仍能找到。甚至馬雅可夫斯基身上也有這祖傳的傷口，隻不過他藏匿得較深而已——在其自殺之前，世人都以為這是最樂觀的一位詩人呢。所以傷口已構成詩人的集體記憶。他們的詩篇是從傷口裏流出來的，染紅了俄羅斯的雪地。而這雪地裏掩埋過普希金那光榮的屍體。俄羅斯文學的輝煌——不管是“黃金時代”，還是“白銀時代”，都是結疤的傷口演變成的勳章。
直到今天，我仍然能感受到他們的疼痛，並且傾聽到他們傷口的傾訴。他們不是為展覽傷口而存在的，卻無意間展示了站在苦難的對立麵的自己。這是從普希金開始就一直得到保持的詩人的立場。俄羅斯詩人，可以被自己的時代打倒，卻無愧於更為久遠的曆史。這或許就是所謂的詩歌傳統吧？他們可以把被封殺的傷口帶進墳墓裏，也不會像宮廷樂師那樣虛偽地歌功頌德。
如果說茨維塔耶娃把自己當作普希金的妹妹，那麼普希金恐怕還有另一個妹妹 ——阿赫瑪托娃。人們把普希金稱為俄羅斯詩壇的太陽，而把阿赫瑪托娃稱為月亮。她對普希金的敬愛，可借用其一首詩來表現：“塵世的榮譽如過眼雲煙……我並不希求這種光環。我曾經把幸福的情感向我的所有情人奉獻。有一個人今天還健在，正和他現在的女友情愛綿綿；另一個人已經變成青銅雕像，站在雪花飛舞的廣場中間。”那塑像無疑是普希金的。這簡直是一種可以超越時空的愛情。阿赫瑪托娃還在《普希金與涅瓦河之濱》一文中，詳盡記述了曾苦苦尋找十二月黨人埋葬地的普希金：“對十二月黨人的想念，也就是對他們的命運和他們的死亡的思慮無休止地折磨著普希金……普希金毫無疑問在以此痛苦譴責尼古拉一世……在《波爾塔瓦》草稿上畫有絞刑架的上方，普希金寫道：‘我也有可能像個侍從醜角’，而在致烏沙科娃的詩中——‘假如我被絞死，您可為我歎息？’他仿佛把自己也算作１２月１４日的犧牲者了。他覺得，涅瓦河之濱的無名墓，幾乎就應該是他本人的墳墓……”可見普希金在被保皇黨人丹特士及其背後的沙皇殺害之前，早已做好了這樣的準備。他並不畏懼傷口，所以更不畏懼槍口。普希金血淋淋的傷口就這樣烙印在俄羅斯詩人們的記憶裏，甚至連阿赫瑪托娃這樣溫柔的女詩人也不例外，也能意識到它鮮明的存在。她在遭受攻訐之時也拒絕了流亡國外的朋友們的召喚，不願離開祖國，多少年後她仍然將這種堅強引以為驕傲：“我剩餘的青春在這兒，在大火的煙霧中耗去，我們從來沒有回避過對自己的任何打擊。”
是的，詩人為什麼總是容易受傷——因為他們永遠也不願意學會逃避命運的打擊。他們似乎已將受傷視為某種宿命。
阿赫瑪托娃還詠歎過跟普希金一樣在決鬥中被殺的萊蒙托夫：“迄今，不僅他的墓地，而且他的被害地都充滿對他的懷念。好像他的靈魂飄蕩在高加索上空，與另一位偉大詩人的靈魂互相呼喚：……”這是萊蒙托夫在高加索的墓誌銘。普希金曾寫過長詩《高加索的俘虜》，萊蒙托夫《詩人之死》的開頭就引用了：“詩人死了！光榮的俘虜——倒下了，為流言蜚語所中傷，低垂下他那高傲不屈的頭顱，胸中帶著鉛彈和複仇的渴望！”而萊蒙托夫本人，是在高加索山地遇難的，成為死神的俘虜。胸中也一樣帶著鉛彈與複仇的渴望。我們會訝異於他的傷口，跟普希金的傷口驚人的相似。僅僅間隔著四年，他們先後倒在決鬥場上——以鮮血染紅白雪覆蓋的俄羅斯大地。不能說萊蒙托夫重演了普希金的悲劇，這簡直像同一位詩人，被以同樣的方式，連續擊中了兩次。普希金的傷口如此醒目，俄羅斯詩人們又怎麼能夠忘卻呢。而他那高貴的血統，畢竟在後來的詩人們身上得到了延續。所以我說俄羅斯詩人的遺傳基因裏，有那麼一種受難意識——他們總是挺起胸膛去接受打擊。密集的傷口，與其說表示著他們心靈的脆弱，莫如說證明了一種超越與勇敢。
俄羅斯文學：從黃金時代到白銀時代
俄羅斯人一直相信：“有藝術的黃金時代，也就有藝術的白銀時代。”白銀時代的產生，絕 對與他們堅定的信仰有關。正是在這一信仰的引導下，一批新生的作家躋身於大師的行列，眾多優秀的作品獲得了經典的席位。是的，夢想也確實可以創造一個世紀——尤其當這夢想 飽受磨難而終於擺脫鎖鏈與鐐銬之後。白銀時代是黃金時代的遺傳，因為它們同樣有著血淋 淋的傷口。或者說，這兩個時代的俄羅斯詩人，都是以受難者或犧牲者的麵貌出現的。他們分別被釘在了黃金或白銀打製的十字架上。俄羅斯詩歌的傳統，其實就是一種無知的精神，殉道的精神。
眾所周知，普希金、萊蒙托夫都死於決鬥，他們的死亡方式同樣振撼了詩歌史，“詩人之死成為一種殘酷的命題——可以說俄羅斯詩歌的黃金時代本身就是“血染的風采”，詩人們頭戴的不再是溫柔的桂冠，而是痛苦的荊冠。白銀時代，死於非命的詩人仍然大有人在，可見他們仍然無法跨過普希金那悲愴的屍體。有的死於流放、死於酷刑，有的死於疾病，最令人痛心的還是那些自殺的詩人：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茨維塔耶娃……他們的自殺並不見得意味著懦弱，反而需要更大的勇氣，或許是另一種抗爭的方式。我寧願相信：他們跟普希金一樣，是死於決鬥的——死於與專製的決鬥，抑或與自己狂暴的靈魂的決鬥。讀一讀茨維塔耶娃的遺言吧：“我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我都喜愛，並且是以永別而不是相會，是以決裂而不是結合來愛的。“以及”作為一個人而生，並且作為一個詩人而死。”她終於實現了自己
的願望。
俄羅斯詩人喲，既是受難者，又是決鬥者——總是能驕傲地拋下自己的白手套。或許，他們酷愛這種犧牲的方式?不，他們是為了捍衛自己的尊嚴。他們在捍衛個人的尊嚴同時，無形中也捍衛了整個詩歌的精神。
把“白銀時代”與“黃金時代”相比，這意味著，一方麵冀望文化成就的“光輝”、影響、廣博、“不朽”，在水平上能與“黃金時代”的經典作品相比；另一方麵，比起文化的“黃
金”來，“白銀”價值較低，在這種情況下，隻有那些把普希金時代看做黃金時代，而把自
己所處的20世紀看做次珍貴時代，但又傾心於黃金時代的作家，似乎應該被稱為白銀時代的作家……以上是一位叫史文亦的中國學者的觀點。他說對了。白銀時代的作家，在普希金麵前，幾乎都保持著一種謙遜的心情，而並不以為普希金已是一尊過時的神像。俄羅斯詩歌的白銀時代，是建立在黃金時代的基礎上；而黃金時代，是建立在普希金那光榮的屍體之上。
“我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紀念碑……我不會完全死亡——我的靈魂在珍貴的詩歌當中，將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長和逃避了腐朽滅亡——我將永遠光榮，直到還隻有一個詩人活在這月光下的世界上。”普希金所呼喚的紀念碑，並未隨著黃金時代的結束而荒廢。它一直不曾完工——直到白銀時代，詩人們仍然在不懈地為之添磚加瓦。他們使普希金的生命獲得了延續——這也正是他們自己的使命。必須承認：普希金是這一切的奠基者。他似乎預感到：將有更多的詩人，聚集在自己臆造的這座方尖碑的周圍，成為活動的浮雕，成為這座精神建築新的組成部分。
詩人就像是猶太人，有著不幸的命運——失去了家園，遭受著奴役，寫下一整部流血的曆史 。然而他們同樣在任何暴政與虐待麵前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信仰。在俄羅斯詩人眼中，被槍殺的普希金，如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有著痛苦而神聖的表情。從普希金開始，詩神以一種受難的形象出現，在提醒著每一位信徒，不要背叛自己的良心。普希金的詩篇，在俄羅斯文學寶庫中無疑帶有聖經的性質。譬如他的《致西伯利亞的囚徒》：“在西伯利亞礦坑的深處，望你們堅持著高傲的忍耐的榜樣，你們的悲壯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誌向，決不會就那樣徒然消亡……愛情和友誼會穿過陰暗的牢門，來到你們的身旁，正像我的自由的歌聲，會傳進你們苦役的洞窟一樣。沉重的枷鎖會掉下，陰暗的牢獄會覆亡，自由會在門口歡欣地迎接你們，弟兄們會把利劍交到你們手上。“它帶給在苦難中掙紮的人們以希望，這是多麼巨大的力量啊。而普希金建立的那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紀念碑”，無形中已成了世界各地的詩人們的“哭牆”。孤獨的時候，傷心的時候，他們四處流浪的靈魂可以雲集在這虛似的建築麵前，祈禱並且哭訴——就像回到了精神上的故鄉。屬於詩人這個群體的悲哀與光榮，都凝聚在疼痛的裂縫和斑駁的苔痕裏了，抵抗著歲月的消磨與風雨的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