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章
莫言領諾獎時為何鼓吹“文學無用論”？
【1.莫言為何逃避“教人打架的政治”？】
莫言在生活中回避政治，在寫作中卻不怯於表現政治甚至漫畫政治。政治有兩種：莫言所說“教人打架的政治”實為利益之爭的小政治，對於黨同伐異的政治鬥爭，作家有權能躲多遠就躲多遠，除非他不怕打破書房的安寧。
但大政治無處不在，它超越黨派，超越階級，教人寬容並相互友愛。譬如勸人行善的宗教，甚至是文學的源泉。與之相比，許多小政治幾乎凶惡如邪教。
對於文學寫作，真善美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作家們最熱愛且對其不會構成威脅與傷害的“普世價值”。
文學怎麼可能完全脫離政治呢？文學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一種使小政治相形見拙乃至原形畢露的大慈悲，大關懷，大信仰。真正的文學，是無害的政治。
小政治教人打架，大政治教人擁抱，或握手言和。譬如文學，教人相愛，包括教人汲取小政治的教訓，遠離仇恨。隻有大政治才能治療小政治給這個世界造成的創傷。才能解決世俗政治給我們精神世界帶來的麻煩。
莫言的自我評價：“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離小政治越遠，才能離大政治越近。我不知莫言是否做到了？
但大文學家必定是大政治家，大理想主義者，隻是他理解的政治概念，跟俗人心目中的常常不一樣，甚至就根本不是一回事兒。他不是服役於祖國，更不會服役於與祖國對立的異國，他隻服役於自己的理想國。理想國才是他真正的祖國。他的政治覺悟不僅超越黨派與民族，還超越了國家。他隻是獨立的一個人，有時候又代表全人類。
毫無疑問：文學是超越國界的。正因了解這一點，莫言才敢說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給作家的，而非頒給國家的。
俗話說“文學就是人學”，能把人性弄懂了，並通過作品的創造與傳播，使人類的整體覺悟向更真更善更美的境界提升，才算得上文學的上帝，文學的活佛。
超越世俗政治才可能達到理想政治，也許每一個作家都很難起到如此的救世作用，但我們翻開幾千年世界文學史就會發現：進入史冊的所有作家，幾乎無不在做這樣的努力。他們合作著把文學打造成一尊神，對人類精神文明進步的影響，並不遜色於宗教，政治，經濟和科技。
這也是諾貝爾獎在其它門類之外要為文學獨樹一幟的原因。
文學不是政治的附庸，跟世俗政治對人的外向影響相比，它是向內的，它改變不了現狀，卻能改變人的內心。改變人心則意味著改變未來的現狀。
文學弘揚的是愛而不是恨，是精神而不是物質，是和平而不是鬥爭，是友善而不是暴力。
跟政治相比，手無寸鐵的文學在現實中似乎顯得無力。難怪某東歐詩人說再好的詩歌也阻擋不了一輛坦克。但它對人心的教化，有助於扼製政治的蠻力和某些情況下的非理性。
政治，經濟，科學，凡此種種，都是務實的。而文學是務虛的。
跟文學與政治刻意保持的距離相比，它應該離宗教更加近。
“文學和科學相比較，的確是沒有什麼用處，我想但是文學的最大的用處，也許就是它沒有用處。”莫言領獎感言所說文學最大的用處就是無用，可能也是這意思。
莫言鼓吹“文學無用論”，是一種自我保護，客觀上也是對文學神聖性的保護。此乃擋箭牌，防止文學和文學家【包括他自己】被利用，被誤作別用。或者，被要求有用，要求起某種作用。
他現在算是領教到“有用”的厲害了？
有用就可能有害。要麼對自己有害，要麼對別人有害？
現在能認識到這點，他真的能做到這點嗎？
尤其當文學能帶來功利的時候，超功利就難上加難。但最高境界的文學必定是超功利的。
文學好像無用，其實有大用。文學好像無為，至少有所為有所不為，其實無所不為。在現實中的無為，是為了無不為，為了對未來更有作為。
【2.莫言諾獎演講為何沒提到孔子?】
莫言諾獎演講為何沒像許多人預期的那樣提到孔子？恐怕不是不值一提，而是不必提了。作為齊魯大地生長出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本人即使不承認，也無法否決掉孔子在血脈中的影響。
我的朋友李洱說莫言跟孔子一樣尊重秩序，算是說到點上了。從孔子到莫言，中國傳統文人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家。
他們傳承並弘揚文化的前提是：對既定政治秩序不僅不加以推翻，而且示以尊重。他們並不完全是為得到重用才如此。中庸之道決定了他們的選擇：在理想與現實的對決中，他們會加以調和，但最終務實地站在既成事實一方。
儒家負責任的態度表現在：當更好的政治秩序尚未出現或尚未實現，決不提前否定現有的秩序，以免青黃不接，同時避免所謂“更好的政治秩序”隻是一種理想，卻帶來更大的混亂。
我寫到這裏，網友流馬兄留言：“沒必要把莫言和儒家硬聯係。中國人哪個不是儒家下的蛋，不僅是儒家下的蛋，還是紅旗下的蛋。”我答複：“有人覺得自己是自由女神下的蛋。這也是可以的。多元化社會嘛。”
當然，莫言從貧寒童年，一直到登堂入室，先是擠進中國的廟堂，接著被請入世界文學的神殿，跟孔子生前周遊列國喪家犬般的“求職”經曆相比，莫言堪稱幸運兒。但在此過程中體會的酸甜苦辣，也會使他加倍理解求用不得的孔子：再有才的文化人，在政治與經濟麵前說到底仍然是弱勢個體，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也就實現不了文化的社會價值。
從孔子開始，中國的文化就有點軟，這種軟文化就是寄生的，必須跟政治秩序接軌：隻有被權力階層認可並納入其中，才可能兌現成硬通貨。
政治對文化的取舍是“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所以孔子不斷碰壁，也不斷修正自己的理想藍圖，從戰略上和戰術上都對現實采取了迎合的態度。
識時務的孔子，把學成的文武藝貸與帝王家時略顯狼狽，但仍然是偉大的，先軟而後硬，成為曆朝曆代政權更疊的“不倒翁”：無法廢黜的“文王”。他在權力麵前是低頭的，卻戰勝了任何政權也無法戰勝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