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斷重陽
——懷念遠行的親人江曉天
李茹
2008年的重陽節，對我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日子。這一天，我生命中那個最親密、最重要的人，丟下我獨自遠行了……
那天清晨，我和兒子江淮、兒媳小葵送曉天去醫院。他安靜地坐在輪椅上，沒有一聲呻吟，沒有一絲掙紮，似睡著了一般，在電梯裏悄悄地走了。他沒有去醫院，而是飛往天堂。我簡直無法相信，他怎麼說走就走了呢？我緊緊握住他的手，大聲呼喚，他不回答，他聽不到了，永遠聽不到了。這怎麼可能？雖然他久臥病榻，但就在出門前，依然思維清晰，甚至連去醫院穿什麼衣服，穿哪雙鞋子，都是經他認定的。他怎麼能這樣匆忙地和我永別了呢？而事實是殘酷的，他真的走了。頓時我腦子裏一片空白。我心中的天轟然倒塌了！
我和曉天從相識、相知、相戀，到相依相伴，風風雨雨，共同走過了半個多世紀。他不僅是我生活中的好伴侶，也是我人生道路上可尊敬的兄長和老師。
初識曉天，是在1948年濟南市剛解放不久我調到團市委辦公室當秘書的時候。當時見到機關裏有位長得稱不上英俊，但舉止儒雅、氣度不凡，目光裏透著深邃，高高瘦瘦的年輕人——他就是江曉天。當時他正帶領著一幫年輕人籌辦一張麵對新區城市知識青年的報紙《青年文化》。剛剛二十三歲的他，既是報紙總編輯，還是團市委宣傳部長。他工作勤奮，常常通宵達旦。他要策劃每期報紙的主題、篇目、版麵，還要審稿、看大樣……他用“蔚民”做筆名，開辟了一個題為“青年思想修養漫話”的專欄，從不間斷。他們把這張報紙辦得很有特色，發行遍及全國十七個省市、地區，直至香港。1951年，他的專欄文章被香港《求實》出版社選中，將其結集成書，並寄來數目不菲的稿酬。可惜文革受批鬥時，怕扯上“海外關係”，無奈將書付之一炬。他經常到大、中學校去做報告，宣傳共產黨的宗旨、政策，講青年的前途、事業和理想，為新區青年答疑解惑。他思維敏捷，極富口才，講話又聯係實際，很受學生歡迎。他生活嚴謹、條理，衣著整潔，經常穿著洗得白亮亮的襯衫，宿舍床鋪打理得清清爽爽，一絲不苟，連女同誌都不敢輕易去坐。他稱得上是當時山東省年輕團幹部中的一名佼佼者。
他事情多，工作忙，但總喜歡抽時間和我們一幫年輕人湊在一塊聊天。大家欽佩他過人的學識和記憶力，覺得他挺風趣，和他聊天總能得到一些教益。他寫得一手漂亮、瀟灑的行書小楷，我們都認為他出身書香門第。他聽後哈哈大笑，說他其實生長在貧困、落後的農村，十一歲時父親被下鄉掃蕩的日本兵槍殺，小時是個放牛娃，後來斷斷續續、跳班跨級讀過不到六年書，最高學曆是初中二年級。但他勤奮好學，兒時村裏的私塾先生發現“孺子可教”，曾教他讀過一點四書五經，傳授他一些練習毛筆字的基本要領。他利用幹農活間歇背誦古詩，在沙土地上用樹枝練字。他說，他的字，他的文化知識主要是參加革命隊伍後自學而來。當年農村無書，入伍後在行軍途中經過地主老財家，就抄幾本書帶上，抓到什麼讀什麼，甚至連集市上包東西的報紙、雜誌都不放過。在戰爭年代，他什麼東西都可以丟，唯有隨身帶著的幾本書，一本王雲五的四角號碼小字典、一支毛筆、一瓶墨水是不忍舍棄的。行軍休息或宿營時，別人聊天、睡覺、打撲克，他就找個安靜地方讀書、抄書、練字，遇到不認識的字就查字典。他的毛筆字就是那時靠天天抄《三國演義》練出來的。行軍路上他都在練字，我們感到不可思議，他說，可以邊走邊用手指在大腿側麵練筆劃，琢磨字的結構，這樣行軍時還不會打磕睡。聽得我們目瞪口呆！他還經常說，現在條件多好呀，要趁年輕時多讀點書，廣泛涉獵。書，看你怎麼讀法，他舉例說，他就是從張恨水的《金粉世家》中，了解了萬花筒般的城市，知道有柏油馬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電風扇、抽水馬桶的，所以進城後才沒鬧出有些“土八路”的笑話。他稱之謂“開卷有益”、“一本書就是一個世界”，·還就此在報上寫過文章。
在這樣的聊天中，我們知道了他是怎麼和青年團和青年報刊結緣的故事。那是在1948年，他在《新濰坊報》上發表了兩篇長篇通訊。我現在隻記得其中一篇題為《來客話濟南》，寫一批大學生如何從敵占區跑出來，反映解放前夕國統區的混亂、腐敗的。這兩篇文章引起了山東分局青委杜前的注意。一天找到他問：“靳家保（曉天的原名），濟南戰役馬上就要打響了，你願意隨我去接管城市嗎？那裏有個三青團省團部，還有張報。咱們進城也需要建團，辦張自己的青年報紙呀。”他回答：“好啊，但是我有個條件。”“什麼條件？別人巴不得跟我走，你還講條件！”杜前說。他回答：“你得批準我改名字，我姓名中這個 ‘靳’字，很多人不認得，經常念不出或讀錯，家裏人還為我遭敵人迫害。” （當時改名字手續挺複雜，要經層層審批）杜前一聽，很爽快地說：“這好辦，我讓警衛員把組織部長找來，你現在就寫報告，我馬上就批”。這一下反弄了他個措手不及。是呀！究竟改個什麼名字好呢？他很快想起，1946年隨軍北撤時，有個清晨，他們受阻於一條江邊，當時上有飛機轟炸，後有敵兵追趕。沒有渡船，人叫馬嘶，頗為緊張。而江對麵，一輪紅日冉冉升起，朝霞滿天，這情景陡增了他革命的信心和勇氣。於是曉天脫口而出，“就叫江曉天吧！”從此，他跟著杜前、張黎群、劉導生等同誌進濟南，開始了新的創業。了解了他的經曆，大家都深感欽佩。他真是有誌氣，有才幹，又勤奮呀！
工作之餘，我們經常這樣在一起聊天，直到有一天，他單獨約我去劇場，向我表達愛意。我當時毫無思想準備，回答他說；“我還年輕，不想這麼早談戀愛。不是有好多機關的女同誌和大學生追求你嗎？哪一個不比我條件好呀？”他說：“不！我更喜歡文靜、純真的女孩。我不勉強你，但希望你認真考慮。”夜深人靜時，我回味和他相處的點點滴滴，發現他已悄悄進入了我的心靈。他的勤奮、聰慧、倔輩、火一般的工作熱情深深感染了我。經過慎重考慮，我認定他是值得我托付終生的人。我不想錯過這個機緣了。終於下定決心，打破自己設定的框框，接受了他。男女之間的交往是很微妙的，友情和愛情有時僅一步之遙。就這樣，我們從友情發展到愛情，終於走到一起，相伴一生。
那個年代，愛情是很純真的，也很政治化、理性化。帶著那個時代所特有的對愛情、幸福的理解。至今我仍珍藏著他當年寫給我的第一封情書。盡管信紙已經黃脆，字跡已經斑駁。那是1950年我們短暫離別時他寫下的。當時他因勞累過度，患上嚴重的神經衰弱症，組織上安排他去青島，邊療養邊做些工作——擔任團市委宣傳部長、中共青島市委宣傳委員會委員。情書洋洋灑灑數千言，除了惜別、傾訴依戀之情外，更多的就是關心我的學習、進步、政治上的成長了。當代青年可能難以理解，這算什麼情書，哪裏是在談戀愛呀！但這確確實實就是當時的實情。
1951年初，我們從青島調到北京。原本是一起到中國青年報社的，他臨時被團中央組織部留下，到出版委員會籌建中國青年出版社。我一個人去了中國青年報當編輯。中青報是個青年才俊、名校新聞係大學生紮堆的地方。我十三歲就從城市跑到解放區，隻有初中學曆，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當時誠惶誠恐、壓力極大。是他的鼓勵、指引、幫助，使我樹立起信心。他細心地幫助我製定學習規劃，開列讀書目錄，讓我集中一段時間惡補新聞專業知識。我之所以在工作中上路較快，曉天為我付出很多。
二
1952年2月，我們的兒子在華北人民醫院降生了。曉天初為人父，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當得到醫院電話通知後，立刻請食堂廚師代他選購了一隻大蹄骼，廚師要幫他做（那時大家都吃食堂，個人沒有鍋灶），他說要自己在宿舍的取暖爐上燉。他特意去買了一隻鍋。沒想到，半夜他做著甜甜的夢睡過頭了，肘子煮糊了，鍋也燒漏了底。第二天他來醫院看我，悻悻地說：“不好意思，全搞糟了。”盡管沒吃上肘子，我心裏還是熱乎乎的。
沒有想到，沒過兩年，我又懷孕了。當時兒子小，我在報社經常出差采訪，星期日也常加班。我很要強，實在不想要這個孩子。那個年代，醫院不給做人流，我隻好打聽偏方，買藏紅花，自己解決。初時他不同意，怕弄壞我的身體，哄著我說：“人家說我眉毛長，是多子多孫相，生完這個就再不要了。”我不同意，他隻好違心地順從我。可吃了好幾次藏紅花也無濟於事，隻好又生下來。為此，他一直對我很抱歉，努力減輕我的家務負擔，不影響我工作，家裏的事他都盡量攬下來。他就是那時學會做飯做菜的。到中年，女兒意外犧牲，隻剩下一個兒子。兒子婚後也隻有一個孫女。到了晚年，家裏顯得格外冷清，缺少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我才感到過去隻考慮自己，太自私了，對不住他。我知道他心中是什麼滋味，但他從來不說。
他疼愛孩子，但要求很嚴格，特別在人品上。他最容不得孩子說謊話，遇有這種情況就要挨打、罰跪。從小教育孩子要能吃苦耐勞，衣服破了，讓我縫縫補補再給他們穿，說隻要幹淨整齊就行。我們的孫女江維佳小時看到爸爸、姑姑兒時的照片，天真地問：“奶奶，咱家過去那麼窮嗎？怎麼爸爸、姑姑還穿補丁衣服？”但每到周末，孩子從托兒所回來，他總不忘在街口老字號“德昌厚”買一包熱乎乎的糖炒栗子、買一包黃燦燦的江西黃岩蜜桔，帶幾本好看的小人書和
1953年和兒子江淮兒童讀物。孩子們圍著他又親又抱。五十年代中期那段時光，是我們生活中最甜蜜、最幸福的日子。
文革中，我們過早地和兒女分開了。兒子去了西北的賀蘭山下，女兒先獨自在京，後去了南海的湛江。我們去了河南演川幹校。即使遠隔千山萬水，他依然沒有忽視對子女的教育。但凡學習方法、做人原則、生活經驗、人生感悟，他都通過一封封長長的家書，娓娓道來，悉心傳授，無微不至，可謂用心良苦。
1971年，女兒靳虹幾經周折，終於被批準去南海艦隊當兵了。我們想回京送她，可幹校隻批準我們夫妻回去一人。曉天太想小小年紀就離開父母、獨自生活好幾年的女兒了。我隻好讓他回去。父女倆總算在北京度過了寶貴的幾天。離開北京那天晚上，父女倆關上燈，躺在床上。曉天第一次敞開心扉，向女兒傾訴多年憋在心底的苦痛。他說：“虹兒，爸爸對不住你。1960年以後，你同哥哥就跟著倒黴的爸爸受苦。缺吃少穿，受人歧視。情況剛好一點，又趕上文革受我牽連，遭這麼多難……”（注：他因不滿當時農村大刮“共產風”，被誣“反黨反社會主義”，受到黨內外嚴厲處分。“文革”一來，他又被當作劉少奇黑線人物挨整）。他的心碎了，難過得說不出話。女兒很懂事，強忍著抽泣，安慰他說： “爸爸別說了，女兒了解您、相信您，從來沒埋怨過您。一個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裏，要靠自己去奮鬥！苦難隻會激勵我，絕不會壓倒我。放心吧，爸爸。再說如今原來革命的老子成了“反革命”的多著呢，我和哥哥能有今天這條路走，算是幸運兒了。隻求您 和媽媽在幹校保重身體。酒能消愁解悶，可不能多喝。我給您買了一隻酒杯，一兩的，一天就一杯。這是對您唯一的要求了。”這個夜晚，他也是第一次細細地對女兒講了家史和自己前半生的奮鬥曆程。第二天他們一起登上南去的火車。他隻能送女兒到信陽。夜裏，女兒取出那隻小酒杯，放在
1958年和兒子江淮、女兒靳虹
在南海艦隊犧牲的女兒革命烈士靳虹他的外衣口袋裏。他取出在北京買的兩隻鴨梨說：“你還有兩三天的行程，帶著路上解渴。”女兒堅持不要，說她可以隨時下車去買。可曉天知道女兒身上隻有他昨天給的一點點錢，哪舍得去買水果呀，堅持讓她留下。信陽車站到了，女兒強忍悲痛，沒有送他到站台。他能理解女兒此刻的心情。車開了，他看見女兒站在車門口，兩行淚水像斷線的珍珠一般跌落下來。這一幕，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裏。
到了信陽幹校接待站，他伸手掏煙，卻摸到一隻鴨梨。不知女兒是在什麼時候塞進去的。這隻梨讓他既辛酸又甜蜜，這裏包含了多麼真摯、深厚的父女情呀！後來，女兒曾有一次探親機會，但他卻被不合時宜地派去河南焦作，幫助修改寫焦裕祿的書稿。等他回來，女兒已經歸隊了。這一次從北京相聚到信陽分手，成了他和女兒最深刻的記憶，也成為他心中永遠的痛——我們的女兒在天涯海角永遠回不來了……
這是我們生命中令人痛楚不堪的時刻。我們的女兒靳虹，承襲了父親的許多優良秉性，有文藝天賦，文筆好，歌也唱得好，當時被北京的空軍政治部文工團和海軍政治部文工團分別選中，但都因政審不合格，不能招收。後來幾經周折，才去了海軍南海艦隊文工團。她在部隊表現很好，1974年單位領導決定推薦她作為工農兵學員，去南開大學中文係學習。但在那個緊繃階級鬥爭之弦的年代，有人反對保送這樣的子女去深造，最終難逃被換下的命運。這對女兒是一次殘酷的打擊，也在父親的心上砍下重重的一刀。不料不久後她竟在一次執行任務中犧牲，被授予革命烈士稱號，追認中共黨員，榮立三等功。當年，南海艦隊政治部領導，把我們全家請到湛江。處理完後事，表示要對肇事者作開除軍籍的處分並追究刑事責任。失去最鍾愛的女兒，對我們是撕心裂肺的痛，但曉天卻提出異議說：“我女兒犧牲了，死而不能複生，不要再毀了一個年輕人的前程，這又會影響到一個家庭。好好批評教育，讓他深刻接受教訓吧！”部隊發給我們烈屬的撫恤金，他分文不取，悉數為女兒交了黨費，令在座的人烯噓不已。
三
曉天貌似嚴厲，實則俠骨柔腸，內心感情豐富。他重視親情、友情、鄉情，總是為別人著想，樂於助人，極具人情味。
1952年，我們從供給製改為薪金製，兩人工資級別都不算低。我們還都有些稿費收人，一個月能拿到近三百元。這在當時可算得上是富戶了，但自家生活卻十分簡樸，相當一部分收入都資助了親戚、戰友、落難的朋友。
曉天是在“皖南事變”後，革命處於低潮時參加革命隊伍的。當時地方政權、部隊均遭破壞。曉天時年十五歲，毅然從家鄉安徽天長投奔新四軍走了。那時國民黨軍隊不時下鄉清剿。一次把他二弟靳家貴抓去，審問他大哥是不是參加了新四軍？藏到哪裏去了？用手搖電話機線插進手指，上了多次電刑。他沒有招認，雙手落下殘疾，最後被拉去為即將被殺害的共產黨人“陪斬”。村裏的父老鄉親也為他做掩護，沒人出賣他。解放後他回家探親，承諾要管他二弟家一輩子，也會善待村裏的鄉親。他一諾千金，從不食言。幾十年來，按期給弟弟家彙錢。弟弟家房倒了、牛死了、人病了一概由他負擔，一直管到侄兒，甚至侄孫一輩。村裏有些鄉親來北京看病，總是先投奔他。他都熱情接待、盡力幫助。通常回程車票都由他買。即使在他錯誤地受處分，工資連降三級，自家生活都很困難時也依然如此。
“文革”中，他曾在寫給部隊服役的兒子一封長長的家書裏，講過一個感人的故事：1946年8月，家鄉大片地區失守，新四軍大部隊已撤至江北。他和十幾個地方幹部在寶應湖水網一帶輾轉了兩天，收容了三十多名掉隊的軍人和軍屬。敵人已逼近，密集的槍炮聲越來越響。他們隱藏在湖畔的樹叢裏，望著茫茫湖水，無船擺渡，憂心如焚。這時突然看到一道白帆正向湖邊駛來，以為可以得救了。但船老大發現他們後，卻沉下臉、落下帆，不肯擺渡。原來這條船這些天一直冒著槍林彈雨，搶渡我軍北撤人員，船老大的老伴就在幾天前搶渡時犧牲在敵人飛機掃射之下。現在敵人大軍壓境，整個淮南眼看就要淪陷，他要再渡船北去，明天就恐怕有家難歸了。這時槍聲越來越近，情況越來越危急，船老大突然把旱煙袋往腰裏一插，彎腰走進船艙，搬出一尊觀音像，後麵跟出一雙青年男女，擺好佛像，點上香，跪在地上拜了拜，就讓那對青年男女拿上包袱飛快地走了。隨後，船老大一擺手，示意他們趕快上船。曉天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上船後遞給他一支煙，說了些感謝他和關心他的話。老船工聽著，一聲不吭，抽完一支煙，才歎了口氣說，讓新婚的兒子、媳婦投奔舅舅家去了。趕他們下船，是怕這次再遭他娘的不幸。老船工最終沒留下姓名，一分錢的報酬也沒要。
多年後，我伴他故地重遊。他在湖邊望著遠遠的點點白帆，喃喃自語：“不知那位老船工是否還活著。這裏麵有沒有他的後代！”所以，他不止一次對我們
經曆過1960年的煉獄後同家人及即將大學畢業的妻弟植楓合影
與母親靳劉氏、二弟靳家貴、三弟靳家珍
1968年春送兒去當兵時全家在北京農展館前留影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
江曉天夫婦笑逐顏開說：“我不敢忘本”，“不敢不好好為人民工作”。乃至晚年，還不忘給家鄉年輕的後生寫信，說“家鄉父老在革命困難年代付出很多”，“人文曆史民俗民風積澱深厚，值得掘而書之”，“一個民族的物質財富發展固然重要，人的道德文明傳承也必不可少”。
對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也關愛有加。解放初，我父親在山東師範大學任教。三個弟弟先後考上了重點大學。家裏生活比較窘迫。他總是主動提供幫助，常常想的、做的比我還細致周全。他曾買過一個碩大的竹網籃，是在那物資匾乏的年代，專門用來從北京至濟南往返捎帶食品等緊缺物品的。弟弟們的學費、生活費，他都主動提供資助，還經常寫長信關心他們的思想、修養、成長。成年後我的弟、妹來京，他常常倚床而坐，同他們談到深夜。弟、妹不叫他“姐夫”，從來都親切地喊他“哥”。1983年，我一個畢業於北京理工大學，專攻導彈發動機係統專業的二弟植楓，因長期工作、生活在深山老林、陰冷坑道，得了一種在世界上也屬罕見的疑難病症——不能有效治療的側索硬化症。肢體、器官一步步萎縮僵化，實際上已被醫生判了“死刑”。曉天不甘心，把二弟和弟媳接來我家，找最權威的宜武醫院等頂尖醫院求醫問藥。一住就是三四個月。他說：“二弟很有才華，沒過上一天好日子，太可惜，太可憐了，一定要為他燃起生的希望，讓他過好最後的時日”。這期間，他有一次率團出國訪問，日本友人送他一隻精致、小巧的彩色收錄兩用機。我和孩子從未見過這種洋玩意，都很喜歡。他卻說：“這個給二弟，你們誰都別惦記！”那時，正是他調到中國文聯，工作最繁重的時候。我不忍弟弟兩口長期住這兒幹擾他。他動情地說：“我愛你，就會同樣愛你全家”，我和弟、妹們都很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