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天從不趨炎附勢。對一般人，誰有困難了，被貶了，落難了，他往往會給予更多的關注、同情和幫助。常常是哪個朋友紅了，成名了，升官了，他反而不登門了，不主動聯係了。他常對我們說：“不必錦上添花，還是雪中送炭的好。”江曉天李茹夫婦（1983）
他不止一次和我商量幫助有困難的同誌：x x x被打成右派下鄉勞改，生活太悲慘了。x x x家裏老人住院，生活挺困難。x x x孩子得了重病，需要花很多錢，咱拿二百元給他吧（當時二百元是他一個多月的工資收入）。他單位有位年輕的女同誌，是老紅軍的遺孤，隻有姐妹倆相依為命，生活艱難。他記在心上，總是想著如何讓她增加些收入，甚至把當時在中國戲劇出版社工作的兒子江淮也調動起來，經常給她找些抄稿、校對之類的事。
他的司機“大王”是個返城知青，初到文聯時處境比較艱難。一天，曉天從 “大王”家回來對我說，他住的哪叫房呀，是個地窩子。那些天他一直寢食不安，最終在有關同誌的努力下，幫“大王”解決了安身之所。和對待其他領導一樣，“大王”每天中午都要送曉天回家吃飯、休息，下午再開車來接。曉天不讓這樣做。他說：“那多浪費汽油呀。你也休息不了。李阿姨上班不在家，冰箱裏有準備下的東西，咱倆自力更生。我會做飯，你來刷鍋洗碗。吃完你就在客廳沙發上休息，下午一起上班”。從此“大王”儼然成了我們家中的一員。“大王”還告訴我，老江在理論研究室有條不成文的規定：凡是年齡超過五十五歲的家屬前來探親，都用他坐的車接站、送站，他步行坐公交車上下班。
他不僅對給自己開車的司機如此，對機關司機班的其他人和工勤人員也不擺架子，相處很好。空閑時掏出一包煙和他們一起聊天，關心他們，為他們反映意見，解決困難。那時，司機班和工勤人員親切地戲稱他為“江大人”。一遇到事，總是說：“江大人”的事沒得說！
他敢於仗義執言，機關裏有幾位一般幹部，忠厚老實，不善言詞，有具體困難，無人理睬。如子女就業問題，一些領導千部的子女都早早安排好了，可他們的子女，辦起來卻困難重重。曉天為他們據理力爭，終獲解決。幾十年過去了，那些同誌仍忘不了這些舊事。逢年過節總要登門拜訪或電話問候他。
五十年代，他有個下屬從外地剛調來北京，就提出和原來的妻子離婚。妻子帶著孩子到我家哭訴。曉天聽後認為離婚沒有道理，就把那位同誌找來大罵一頓。當時，從不上街購物的他，叫上我去商場購買了一套鍋碗瓢盆和日常生活用品，雇一輛三輪車送去幫他們安家。之後兩人合好如初，直到晚年白頭，相伴一生。
還有一件令人十分感動的事：文聯研究室有位同誌，原來是一名中學語文教師。評論文章寫得漂亮，經人推薦，曉天同意調進。辦完一切手續時，突然查出他患癌症。有關部門提出退回去，不要了。曉天不同意。他說：“怎能這樣辦事呢？昨天還千方百計地要人家。人家有病了就要退回去，這不合道義嘛！他要承受多大的打擊呀！”最終堅持把他留了下來。
最近整理曉天遺物，在一隻木盒中發現他收藏了多年的一封信。是和他共事
1973年與回家探親的兒女合影多年，在文化圈裏頗為知名的一位朋友寫給他的。那應該稱做一封“懺悔書”。信中稱他對不起曉天，說自己是“負義之徒”，“這些話多年憋在心裏，不吐不快……”。我奇怪，為什麼他這麼多年藏起此信從不示人，包括對我。現在回想起事情的端倪。那是在1957年，他從高級黨校短期進修回來，文編室的幾個副主任，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定為中右，都要處理走。他極為痛惜、不滿。在他們下放勞改前曾推心置腹地談過話，表示了同情、寬慰、鼓勵，說將來他們一定會回來。後來有人揭發了曉天，他也受到批評。1960年犯“錯誤”時更是一並算總賬。他曾對我說，揭發批判別人的人，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認識、觀點問題，或迫於政治壓力，不得已而為之；一種是品質問題，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惜踩著別人的肩膀向上爬。對前者，他可以理解，可以原諒；對於後者他憎恨、鄙視，從此不會再與之交往。我想，他藏起了這封信，大概是出於對這位朋友的一種理解，也是為了保護這位朋友的聲譽吧！
四
曉天在事業上是一個執著追求，銳意進取，永不服輸，不甘平庸，努力開拓的人。不論把他放在哪個崗位上，他都會竭盡全力，傾其所能，千方百計做到最好。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初創時是多麼艱難、稚嫩呀！他們沒有隊伍、沒有資源、沒有經驗，隻有幾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後來才把當時因寫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在文藝界遭受批判，被安排在團中央宣傳部宣傳科工作的吳小武（蕭也牧）調來做他的助手（後任文編室副主任）。開始他們隻出些青年英雄傳記一類的青年讀物，如《劉胡蘭小傳》、《董存瑞》等。但他們雄心勃勃，在社長李庚的帶領下，走遍大江南北，拜訪作家，虛心求教，廣約書稿。他們的作為，引起了北京一家權威出版社的關注，放出話來：“中青社文編室隻能出青年傳記文學，不能搞純文學作品！”年輕氣盛的曉天，不信邪，他提出“發現一流作家，編輯出版一流作品”、被榮稱“大一流”的口號和主張，並常抓不懈，帶領他們的年輕團隊，硬是抓出了被文學界稱為“三紅一創”的《紅日》、《紅旗譜》、 《紅岩》、《創業史》和《草原烽火》、《烈火金鋼》、《阿詩瑪》、《風雷》、《李自成》等一大批為當代文學史添光增彩的力作。《青春之歌》原來也是他們的約稿，後來在稿件處理過程中責編沒有抓緊，被別人搶先拿走了。這件事，作為工作中的重大失誤和教訓，令他遺憾了多年。他們還出版了《革命烈士詩抄》，革命回憶錄叢刊《紅旗飄飄》；翻譯出版了對青年影響很大的外國優秀文學作品，如《牛蛇》、《卓婭與舒拉的故事》、《丹娘》、《普通一兵——馬特洛索夫》、《茹爾賓一家》；《凡爾納科幻小說係列》、《法國短篇小說精選》等，還有普及中國古典文學知識，帶譯文解析的《中國古代小說選》、《詩詞選》、《語法修辭》、《詩詞例話》等等。這些作品影響教育了幾代青年人，也給當時沉悶的出版界，攪起了一片漣漪。這時的中青社文編室已從幾個人發展成幾十人，成為中青社最龐大的編輯室。後來隻好把傳記文學和革命回憶錄獨立了出來。
這期間，他們為團結作家，實施了不少人性化的做法。譬如，對生活困難的作家，可破例預支稿費，待出版後再從稿費結算中扣除。有的作家實在有困難而不能踐約，預支的稿費就不予追回，作為資助。又譬如，對一些大部頭或重點書稿的作者，會把他們接來北京，在社裏騰出一間房，或住團中央招待所，同作者一起研討、修改、加工、提高。他們還盡其所能，為作者解決生活中和創作中的一些實際困難。這就使他們和作者在感情上、創作思想上的交流更貼近，更深人了。
曉天為人豪爽熱情在作家中是有名的。他廣交朋友，不論老的、年輕的、知名的還是不知名的，他都一視同仁。一時間，我們家成了南來北往的作家經常光顧和聚會的地方。柳青、管樺、駱文、黃碧野、峻青、沈默君、孫靜軒、公劉、陳登科、姚雪垠……都是我們家的常客。他們在一起談文學，聊作品。晚了就在“三紅一創”《李自成》和《風雷》我家吃上一頓便飯。
中青社文編室的形象就這樣一點點、一點點地在作家心目中確立起來。他們開始創設出自己的品牌，在文學界贏得廣泛讚譽。
晚年，每當回憶起五十年代這段往事，他總是感慨萬千。多麼充滿青春活力、能衝善戰的一個團隊呀！他時常談起或寫文章懷念一起戰鬥過的老朋友：社長李庚、編輯室同事吳小武、周振甫、唐微風、陶國鑒、南新宙、黃伊、碧芳、張羽、劉平、陳斯庸、嚴紹端、李裕康、莊似旭、王扶……還有精通經營、出版之道的李提、王業康、王久安等，稱他們是不能被曆史遺忘的人。
1959年底，正當他埋頭為出版國慶十周年獻禮的重點書稿緊張忙碌的時刻，一場意想不到的噩夢悄悄襲來。他寫了一封信，涉及家鄉政府不顧農民死活，大刮浮誇風、共產風、欺上瞞下，致使農村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大批農民被活活餓死的狀況，被地方政府告發。頓時，他被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充當黨內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代言人”，被打翻在地。批判持續到1960年，結果是撤銷行政職務（也包括即將任命的中青社副總編輯），工資級別連降三級，留黨察看兩年。隻因中青社文編室一時離不開他，才未被發配邊疆，留在編輯室當一般編輯。這對一生順遂，心高氣傲的曉天是多麼大的打擊啊！他雖不能認同對他的揭批，但還是調整心態，以全身心地投人工作，排解心中痛苦。那年他去湖北出差，自己找一個簡陋的小旅店住下。湖北省作協領導人駱文得知後前去看他。他說：“我犯錯誤，被撤職查辦了！”駱文同誌深情地對他說：“我們了解你。你還是我們心目中的那個江曉天。”當即用車把他接走。他感動得熱淚盈眶。那情誼他一輩子都忘不了。
有些同誌勸他，對你的處分顯然太重了，你為什麼不申訴呢？他說：“我十四五歲參加革命，是黨把我培養成人，黨就好比我的母親，打重了、打錯了，還能計較嗎？隻要不開除黨籍，我是不會申訴的。”1970年3月2日他在給兒子的382年攝於北京潭拓寺信中寫道： "1938年你爺爺被日寇槍殺，家境困難。我連邊幹農活邊上學都不可能了。春天同學約我去趕廟會，我身無分文，想問你奶奶要五個銅板帶著，萬一別人給我買東西吃，我好回請人家。當時有種最便宜的帶色的糖水，一個銅板一碗。結果你奶奶把我罵了一頓，還打了兩巴掌，怪我不去打豬草。最後，在一個破櫥櫃裏翻了半天，找出生滿銅綠的五枚銅板給我。我愛麵子，怕和同學失約，含著眼淚接過銅板走了。和同學見了麵，我心裏很痛苦，舍不得花這五枚銅板，還是借故先走了。回到家，把在我手裏摸得濕轆渡的銅板又還給了母親。當時，我已失學，走投無路。是共產黨、毛主席引導我參加革命隊伍，培養教育我成長。這是我終生難忘的……”
“文革”中，他被造反派誣陷為劉少奇黑線上的人物。當時在《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署名“安學江”的大批判文章中，由姚文元親自審定並加按語，稱由曉天負責編輯的小說《風雷》這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是在中國赫魯曉夫親自授意下炮製出來的”、“要感謝陳登科等人的勞作，謝謝這些反麵教員，使革命人民懂得：階級敵人是如何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的……”。整個按語寫得殺氣騰騰。文中這個“等”字，把曉天這個責任編輯“等”了進去，歸人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行列。孩子也因此受到株連。
那些年，曉天忍辱負重，避開別人異樣的眼光，依舊關注著文壇的動態，熱心為別人出謀劃策，默默地為他人作嫁衣裳。《風雷》、《李自成》就是在這個時期，他冒著風險，精心打磨出來的。為修改好這兩部書稿，他可謂嘔心瀝血。他通讀清史、明史，正史、野史都讀，重讀《斯巴達克斯》等描寫曆史人物的世界名著。找吳晗、阿英、茅盾、葉聖陶等文史大家求教。他經常挑燈夜讀，一根接一根地吸煙，把家裏弄得烏煙瘴氣。他原本就削瘦，此刻更加衰弱了。但一談起書稿，他馬上就會兩眼放光，興奮異常。《風雷》出版後，陳登科覺得曉天費力很大，幾次想酬謝他，都被他堅拒，說這是一個編輯應該做的。三年困難時期，我患肝病，回山東師範大學父母處休養。陳登科認為是個機會，寄去一筆錢款，給我治病休養用。曉天得知後，要我馬上電彙退回，並給陳登科打電話說： “我們的關係，一沾錢就變味了！”這件事，曾是“文革”中造反派批鬥曉天的一顆子彈。幸虧我仔細，保存著退款收據，交出來，才沒事。
曉天曾自我調侃：“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有自己的一個活法。我江曉天精神不倒，當普通‘一編’照樣可以做到最好。我受這個處分，值了！”他就是這樣，身處逆境，依然活出了生命的精彩！
我常常想，難道曉天內心真的沒有委屈、鬱悶和痛苦嗎？每每向他提起，他總是對我說一些寬慰的話，說他總算對得起自己的良心。能為家鄉遭受苦難的父老鄉親，說幾句真情實話，他自感欣慰，無怨無悔。但我還是能夠經常窺見他在不經意中，偶然流露出來的對家人愧疚的眼神，聽到他在夜深人靜時，幾聲輕輕的歎息。直到“四人幫”倒台後，他被賀敬之、馮牧同誌調進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才在賀敬之、馮牧、丁寧、許翰如等同誌幫助下，經文化部黨組批準，徹底平反了這樁冤案。若幹年後，提起那段往事，曉天對我說：“這十八年的經曆對我來說是痛苦的、無奈的，但也是我一生中很寶貴的精神財富。正是這十八年，才讓我深切體會到，做人做事堅持實事求是、與人為善有多重要；才讓我真正感受到被冤枉、受委屈、受冷落、牆倒眾人推、被人落井下石是什麼滋味。我這輩子不會跟著鬥來鬥去，胡亂整人。”
正是由於對自己親曆的這段坎坷有切膚之痛，也基於他的人格和見地，此後他做人做事更加持重。“四人幫”統治時期，中青社曾讓他清理文學方麵的圖書，要把“毒草”處理掉，他感慨於作家、作品的無辜受辱；感慨於一書之成凝結著多少人的心血，總是下不了手，一拖再拖，最後他在圖書目錄上批的都是 “暫緩處理”。這裏有一段插曲。作家曲波的小說《橋隆脫》，“文革”前夕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被“四人幫”誣為毒草，剛印出的十萬冊書，均被送往一家造紙廠化為紙漿。事有湊巧，北京老作家管樺的兒子鮑河揚正在該廠下放勞動，他悄悄偷出一些，拿回家給父親看。管樺和曉天是好朋友，又拿給曉天。曉天看後愛不釋手，認為藝術價值比《林海雪原》要高。對這麼好的作品進行封殺簡直是犯罪。他一直珍藏著這本書。“四人幫”一倒台，他就設法找曲波，給他打電話，催促他盡早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聯係重印事宜。對他後來的《山呼海嘯》也坦誠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曲波和曉天原本不很熟悉，以後兩人成為無話不談的莫逆之交。九十年代，他應邀參與主編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係的中國小說卷，又把該書節選進去，把它推向世界。曲波的夫人劉波後來告訴我們，他們接待過多批海外華僑作家，這些人都是讀了書係中的“橋”，方知曲波，慕名而來的。
調到文化部政研室和中國文聯擔任領導職務後，曉天接觸的人和事麵更廣、更複雜、政策性更強了。三中全會後，他全力投人到文藝界拔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曆史性工作中。同丁寧、徐非光、顧驟等，在周揚、默涵、荒煤、敬之、馮牧領導下，和伯農、夢溪、涵表等一批頗有實力的文藝批評家一起，組織撰寫了大量有影響的文章。在那個曆史關頭，為文藝理論、文藝創作的健康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隨著組織上的調整、理論思想上拔亂反正的展開，各種新的矛盾也顯現出來。文藝界情況曆來複雜，舊賬新怨，錯綜交織。曉天比較超脫，人緣又好，免不了這方找，那方找。他總是勸人要豁達、要大度、要寬容，要互相理解。他多方做工作，進行協調。他自己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是“朋友廣交，派性不搞”，反對幫幫夥夥，簡單地分什麼左派、右派。他認為任何人的認識都有局限性，你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是對的，在那個問題上是錯的；你在這個時段正確的多一點，而在另外時段錯誤的可能多一點。他反對在朋友之間亂傳話。他說，好話可以傳，不利於團結的話絕不傳。對人對事他力求實事求是，希望能團結保護更多的人。一次，有位作家說了句“政治家最沒良心”，引起一片嘩然。有人提出要批判，曉天主張首先弄清楚他是在什麼情況下，針對什麼事，在什麼場合下講的，再說。
詩人孫靜軒在文壇是知名的柴警不馴的人物。曉天愛惜他的才華，欣賞他真實、透明的品格，但也每每為他的魯莽、出格、闖禍感到擔心和不安。每次靜軒從成都來我家，都要狠狠地“敲打”他。靜軒從不買別人的賬，唯獨對這個老大哥恭而敬之，總是用親切的眼光望著他，笑咪咪地聽著，從不反駁。曉天對一度停掉幾個刊物也有自己的看法，認為太缺乏自信，大可不必那麼緊張，有點不同聲音其實不是壞事，可以讓我們更清醒、更客觀，何況它們還刊登過一些好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