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江對同誌的關心，研究室人人都能講出幾件事。例如新來的司機大王是三線返京工人，居住在地震棚般的棚戶內，老江了解後馬上找文聯有關部門協商，爭取到一間宿舍；辦公室老劉的兒子大齡且有病，是老劉的一塊心病，老江又千方百計幫助安排工作……那些事例太多了，在老江身上自然又平常，分外又分內。於是，我漸漸明白了，老江是真正實踐著“我們來自五湖四海，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以後我離開了研究室，但他一直關心我的境遇、我的工作。我們雖不常見麵，但心是相通的。從80年代起，我在業餘時間也寫些短篇小說，那些習作大都先讓老江看過。90年代寫完第一部長篇，修改了四五遍，但仍不自信。最後請老江看了，他提了意見，修改後再請他看。他看了決然地說：“行了，就這樣，別動了。”那語氣那神情我至今難忘。他的判定也給了我自信，以後又斷斷續續寫了第二部、第三部。2005年10月，他在病中又為我閱稿，一個星期讀了六七十萬字，還詳細地談了意見，這些都讓我萬分感激。在阿爾及爾【1987）
老江走了，我失去了一位老師、一位兄長。我常常想念他，也添了份孤獨，以後遇到煩心事，少了一個聽我傾訴的人。最後我想說，寫這篇短文，一是在清明時節寄托我的哀思，二也希望文學界能多出現像江曉天那樣的好編輯、好領導，那是文學事業之幸，也是文學人之幸。
原載《文藝報》2009年4月4日
藤蘿院的歲月：“鬱鬱乎文哉”
——緬懷我的老領導江曉天
王嘯文
光陰在再，轉瞬我敬愛的老領導江曉天同誌已逝世快一周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仍時時浮現在我的眼前。
我與江曉天相識於上世紀80年代初。那時，我剛從國家建委某校教師的崗位上奉調到北京團市委，參加《北京青年報》的複刊工作。在報社我主要負責文藝副刊的編采工作。坐落在北京前海西街17號的恭王府，便是我經常走訪之地。該地曾聚集著多家文藝團體和單位。我跑得最勤的當屬恭王府內的藤蘿院。因為，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就在藤蘿院中，那裏有不少我所心儀的文藝界專家學者，也有我無話不談的筆友。
最初，朋友們告訴我說，中國文聯書記處書記兼理論研究室主任江曉天是一位“小老革命”。時年他雖50開外，但他從少年起就投身革命，曆經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烽火，而且，他還是新中國出版界的元老、資深報人、著名編輯家和文藝評論家雲雲。我第一次見到江曉天，便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中等個頭，穿著一套藍布中山裝，身材清瘦，精神矍礫；兩道與眾不同、頗有風度的眉毛又長又濃，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略帶一絲憂鬱；走起路來總是行色匆匆，步履穩健而輕快。我迎上去作自我介紹，並與他握手致意。他爽朗笑道：“別叫我江書記什麼的。我隻是個農民出身的老兵，以後叫我老江就行啦。你可要記住啊！”頓時，我如沐春風，心想：這是一位平易近人、可以信賴的領導者（從下文起，請允許我用“老江”來稱呼他，這不僅是我們理論研究室全體同仁、也是文藝界上下對江曉天一種特別親切和帶有深深敬意的稱謂）。
約摸1982年5月，市委組織部的同誌突然通知我說，領導上決定調我到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工作，幹部調配局已對我政審完畢，要求我盡快移交工作去中央紀委報到。幾天後，我即去了中紀委機關，接待我的是中紀委研究室主任張黎群同誌。我們簡單聊了一會兒，黎群同誌便把我引薦給中紀委書記李昌。在我的記憶中，李昌書記是位文人出身的老革命，待人親切和藹，又十分健談。他對我說：“你在北大荒鍛煉整整10年，‘文革’後上大學，又當過青年報記者。恰好我這裏缺人手，你就來當我的秘書吧。”他把辦公桌上的一擦文件稍稍整理一下，接著說；“據黎群同誌講，你平時喜愛文學，這很好嘛。但依我之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先學習學習當政治家，再當文學家，那樣成功的把握性和可能性會更大些。當然，這隻是我一家之言。你看，是不是啊？”他微笑著看我一眼。我覺得李昌書記的話說得中肯而富有哲理，但一時未想透，我欲言又止，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也許是鬼使神差吧，翌日大清早我竟獨自一個人來到恭王府藤蘿院。時間尚早，文聯理論研究室的幾間房屋都鐵將軍把門，我便站在院中那枝葉繁茂的藤蘿架下愣神。時值春夏之交，那古藤枝幹粗大盤曲，勢如蟠龍。枝蔓上墨綠色的葉片襯托著一串串淡紫色的小花，空氣中彌漫著陣陣幽香。我倏然想起唐代詩人李白詠藤蘿的佳句：“紫藤掛雲天，花蔓宜陽春。密葉隱歌鳥，香風留美人。”古往今來，墨客騷人吟詠藤蘿的詩作雖多，但我以為，最獨特的莫過於清代名臣林則徐的《又題花卉絕句》。他在詩中將藤蘿與蘭花一塊吟誦，顯得別致含蓄，寓意深長。詩雲：“垂垂纓路影交加，翠握銀蟠護紫霞。難得國香成伴侶，素心晨江曉天和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同仁攝於恭王府藤蘿院夕與天涯。”顯然，詩人把藤蘿、蘭花的自然美與他向往的人格美巧妙地揉和在一起了。
我正在胡思亂想，未曾料到老江此時匆匆趕到。他見我一人站在藤蘿架下，便樂嗬嗬迎了過來。於是，我們彼此抽著煙，海闊天空地聊起來。老江聊起文藝界撥亂反正的一些情況。他說到的許多往事和細節，有時還真令人驚心動魄，九回腸斷。聊著聊著，老江收住話頭，想了想，說：“文藝界撥亂反正，蕩滌汙泥濁水，革命的老傳統卻不能丟。我們既要薪火傳承，又要開拓進取。這就需要更多年輕人參加到革命的文藝隊伍中來，不斷補充新鮮血液。”他抽了口煙，接著說，“拿我們研究室來說，中老年同誌居多，青年人少一些。你要有興趣、有誌向，歡迎你來啊。”
聽老江把話說得如此誠懇和認真，我心中湧起一陣感激之情。此時，我不得不把自己奉調中紀委一事向老江和盤托出了。哪曉得，我這麼一說，倒引起老江更多的話題。原來，中紀委領導李昌、張黎群都是老江的老領導、老戰友。尤其張黎群同誌在上世紀40年代後期，與老江一起辦過《新濰坊報》和《青年文化》報，曾是老江的頂頭上司。解放初期，黎群同誌主持籌辦《中國青年報》，還特意把老江從山東調到北京（詳見江曉天《我是怎樣開始當編輯的》一文，此處從略）。我們談興正濃，已不覺到了中午。老江對我說：“搞黨務，搞文藝，都是為黨和人民工作。現在改革開放，不像過去哄，組織上是尊重個人意願的。反正，門已敞開，你作何選擇？大主意你自己拿，我聽你回音吧。”說完，我倆握手告別。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我與老江的這番談話，竟決定了我以後的人生命運。
回到台基廠3號市委大院（當時北京青年報社就在院內），我的思想鬥爭異常激烈。我從小生長在上海虹口區四川北路底的弄堂裏，家對麵便是上海灘有名的多倫路。舊上海它曾是左翼文人聚集之地。離此不遠，即是獸迅先生故居和內山書店遺址。在這樣的氛圍下，幼年的我耳濡目染，對文學自然產生了興趣。尤其我在北大荒屯墾戍邊近10年，搞過知青文藝創作，更是與文學結下不解之緣。盡管我對做紀檢工作的同誌一向敬重、欽佩，然而又擔心自己性格比較活躍、直率，有時口無遮攔，怕將來給工作帶來負麵影響。團市委機關的幾位知心朋友得悉消息也跑來與我商議，結論是：讓我慎重考慮。
思忖了半天，我拿定了主意，便去找當時的團市委書記賈春旺。老賈一貫待人隨和、熱情，對我也比較熟悉。他聽罷我言，吃驚地說：“你不是開玩笑吧？你以為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了！我看你這回是躲不了啦，別再三心二意的了。”他見我霎時傻了眼，滿頭冒著汗，大概心又軟了，說：“瞧你這家夥，別急，別急，讓我好好想想。”他喝了一口水，口氣緩和多了，“不瞞你說，昆明軍區來電，中越邊境戰事仍很緊張，希望北京能派出兩名記者到前線采訪。廣西邊境的法卡山一帶，由北京日報社派人；雲南邊境的老山、扣林山一帶，由青年報出人。我正在為此事發愁呢。聽說，珍寶島戰役打響，你就在烏蘇裏江畔搶修國防公路，當過兵團的師參謀，對戰爭氣氛有點體驗。再說，你身體好，筆頭子也快，報社領導都說你是合適人選。這樣吧，我先跟李昌書記商議一下，如談妥，你後天登機飛昆明。調工作的事暫時不談了，完成任務要緊。”就這樣，幾天後我竟然已抵達扣林山前線陣地上，在貓耳洞裏生活近半月有餘。
從南疆歸來，團市委開始整黨，後來又抽我去業務學習，幾經周折，直到1984年底，我才正式調人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到藤蘿院上班頭一天，老江對我說，“既來之，則安之。按你的條件，深信會把工作做得很好的。”老江布置我三項任務：其一，參加《文藝界通訊》的編輯工作，其二，自選題目，搞點文藝研究。其三，做部分黨務和秘書工作（後兼任室黨支部書記）。那時，文聯理論研究室約30餘人，大多是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的原班人馬。該室曾對文藝界的撥亂反正作出過卓越的貢獻，在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無疑對我是一種熏陶、激勵與鞭策，同時也提供了我極佳的學習、深造的機會。當然，自此我對老江的了解也更加直觀與深化，我們彼此間的“忘年交”的情誼也日益加深。
真可謂是“春江水暖鴨先知”。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期，全國各條戰線曆經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浪潮正方興未艾。對文藝界來說，“文革”中它曾是重災區，囿於人們的思想認識和自身利益的不同，思維定勢千差萬別、各自成型，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也參差不齊，因而，在文藝界內部（包括社會上）各種思潮此起彼伏、碰撞激蕩就不足為怪了。當時，老江所主持的文聯理論研究室，由於其特殊的曆史背景和在文藝界的地位，就勢必會處在這各種思潮起伏激蕩的風口浪尖上。在我的記憶中，那時文藝界的一些領導或“重量級人物”經常到藤蘿院來，他們與老江一起研究情況，共商文藝界大事。老江在那段時間裏特別忙碌，他的煙也越抽越凶。我從他辦公桌上煙灰缸裏煙蒂的厚度，便可窺見、揣摩到他心情的好壞或忙碌的程度。我常勸他注意保重身體，他總是歎息道： “事情總是做不完呀，我這把老骨頭還算頂得住，隻是精力大不如以前，不加點班怎麼行啊！”
在文藝理論修養造詣、文學作品鑒賞力與洞察力、以及深厚的編輯功底方麵，老江是文藝界眾所公認的一員巨匠和高手。姑且不提他當文學編輯30多年，曾親手抓出一批“紅色經典”不朽之作（我想，各位同仁在回憶文章中大概已經提及，此處不再贅敘），僅就全國第四次文代會的籌備、特別是有關此次裏程碑式會議中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來說，老江帶領理論研究室的同誌所奉獻的心血和汗水，就足巳讓人十分傾慕和讚歎了。
1985年元月，老江再次受命組織班底，起草全國第五次文代會的主報告。在我記憶中，那個起草小組真稱得上是名家薈萃，高手雲集。同年1月17日下午，在文聯二樓會議室召開了文代會主報告起草小組第一次會議（務虛會），參加者有：夏衍、陽翰笙、馮牧、江曉天、羅藝軍、劉厚生、王春元、劉再複（陳湧、趙尋臨時請假，後幾次會參加者還有顧壤、許覺民等人，我們理論研究室諸位同仁列席，我被老江指派為會議記錄兼做起草組秘書工作）。
務虛會由陽翰老主持。馮牧傳達耀邦同誌對五次文代會的指示精神，也談了對主報告內容的構想（內容較長，從略）。接著，夏公談此次文代會報告的重點，他說：“從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算起，我們遭受‘左’的思想危害不輕。現在，左聯活著的人隻有我和翰老了。‘文革’中，我國的國民經濟被搞到崩潰的邊緣，文藝界成了重災區。教訓深刻啊！我看，我們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將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因此，聯係現實，五次文代會的報告要以反‘左’為主，並使之貫徹到報告內容的始終。這樣，才能達到耀邦同誌提出的‘要開成一次大團結、大鼓勁、大繁榮的文代會’的要求和目標。”老江在會上非常讚同夏公、馮牧同誌的意見，他也暢談了自己對起草報告的設想。他說：“王兆國同誌的意見是主報告的起草宜快不宜慢，爭取盡快拿出初稿報請中央書記處審看研究。現在，大方向確定下來，就比較好辦了。”不難看出，老江與夏公、翰老、馮牧等領導的配合是相當默契的，他們彼此間都很尊重對方的想法。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那次文代會起草的報告流產了，全國第五次文代會也往後順延多年。對曆史的沿革和理論、學術重大問題的爭論，我筆力拙愚，難以詳盡、準確地闡述。這裏，我僅想提及一點在那次起草小組期間的軼聞軼事：1985年春節剛過，老江便帶領起草小組的幾名骨千移師香山腳下的西山賓館，日夜兼程地進行主報告的起草工作。西山賓館的環境十分幽雅，尤其是星期天賓館大多數服務員回城裏去了，大院內漆黑一片，安靜得連風吹枯樹葉的聲響都聽得真切。老江怕起草小組有關文件丟失，每周日都讓我留守在西山賓館我們所住的小樓裏。某周日傍晚，一位食堂女服務員悄聲對我說：“你深更半夜總是獨自一人留在小樓裏，不害怕嗎？你們住的那幢小樓‘文革’中關押過賀老總。他死得可慘了，臨死前餓得沒法子，隻好拿被子裏的棉花充饑……”她挺神秘地望我一眼說，“不信，你夜裏聽聽，小樓走廊裏常可聽到賀老總拄著拐杖行走的聲音呢。”我將信將疑，沒吭聲。這天深夜，窗外起風了。朦朧中我果然聽到走廊裏傳來“篤篤”的聲響，像是有人拄著拐杖在地板上行走……這不禁令我倒吸了一口冷氣。我畢竟在北大荒生活多年，膽量早練大了。拂曉時分，我起身在樓內外轉悠，終於查到聲音的來源。原來是小樓屋簷落下一截鏽掉的排水鐵皮管歪在牆角，夜裏西山露水重，水滴從高處打在鐵皮管上便發出“篤篤”聲響。白天，露水被蒸發自然沒動靜了……
天亮後，老江按例頭一個來到賓館。用早餐時，我便把夜裏發生的事跟他說了。老江聽罷，臉色深沉，說：“賀老總是開國元勳，他遭此劫難是民族的不幸、國家的不幸！好在曆史是公正的，中國的老百姓也永遠會銘記他的”。老江長長歎了口氣說，“夏公、翰老他們都是過來人，都是‘文革’的幸存者，對 ‘左’的東西有切身的體驗。在當前一定要堅持反‘左’，文代會的報告必須堅持這一條。要不然，思想解放也罷，改革開放也罷，都可能成為一句空話。”在飯桌上，老江回憶起他的同事和戰友蕭也牧在‘文革’遭迫害的事。蕭也牧當年是一位很有才華的青年作家。他的許多作品今天讀來仍魅力不減，讓人愛不釋手。就這樣一位才氣橫溢、極富潛力的年輕作家，“文革”中在幹校被活活打死。老江說，當蕭也牧的屍體從他跟前抬過，他看見蕭也牧瘦骨嶙峋的身軀和裸露在外、沾滿血跡的雙腿，心中真是悲憤交加·，……說到傷心處，老江眼裏充滿著淚水。
《文藝界通訊》是我們理論研究室主辦的一份月刊。它除了及時傳達中央有關精神、刊登全國文藝界的信息外，主要是為各地文學家、藝術家提供一個理論園地或學術論壇。雖說它是一本內刊，但在老江的主持下，這份刊物辦得旗幟鮮明，內容厚重，貼近實際，別開生麵，其導向性、理論性、前瞻性、創新性俱佳，當時在文藝界很有影響。那時，辦刊的條件很差，資金奇缺，印刷就在老虎廟文聯印刷廠。該廠設備陳舊，鉛字撿排，幾台老掉牙的印刷機擠放在大棚裏，效率低下。刊物每次核紅（期刊付印前最後一道工序），研究室內刊組的李正忠、息幼箔、王丹弟和我，往往要從早到晚整天頂在車間裏，水喝不上，飯自帶幹糧。活幹得很辛苦，但大家從無怨言。因為，有老江在那裏作表率。無論其他工作多忙，老江每期稿子都親自細細審閱，認真修改、潤色，還得抽空召開編前編後會議。他總是對我們說：“就算老馬識途吧，刊物由我來把把關，要有差錯責任都在我，幹活就得靠大家了。我知道你們很辛苦，我相信條件會慢慢改善。辦好刊物，能竭誠為文藝界服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光榮啊！”他還有兩句經常講的行話，就是：“當編輯嘛，為他人作嫁衣裳，要有奉獻精神。”“做編輯工作要特別講認真。茲事體大，責任不小，可謂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千萬馬虎不得呀！”
對刊物內容的把握，老江總是胸有成竹、早有籌劃。他認為，刊物既要配合形勢、反映現實，又要進行深層次的理論探討；既要扶持新人、獎掖後進，又要充分尊重老文藝家，傾聽他們的寶貴意見。有一段時間，他要求每期刊物都必須有老文藝家的文稿，還倡導我們平時多往老文藝家中跑跑。按老江的旨意，我開列出一組名單，挨個跑起來。我當時經常登門拜訪的著名老文藝家有：聶組弩、駱賓基、俞平伯、廖沫沙、劉紹棠、吳冠中、杜鳴心，天津的方紀、孫犁，湖北的駱文等。我向老文藝家組稿約稿，聆聽他們的教誨或建言，收獲頗豐，得益匪淺。在交往中，我與前輩文藝家也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僅廖沫沙先生就前後書寫了三張條幅饋贈給我，以資鼓勵。記得有一年大暑，天氣悶熱，雷鳴電閃，我仍跑到俞平伯先生家送去他文章的清樣。俞老感動了，揮毫抄錄一首唐代白居易《問劉十九》的詩，特托人捎贈給我。詩雲：“綠蟻新酷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據俞老家人說，先生很少將墨寶送人的，這算一個例外。我曾將此事告訴老江，他顯得很高興，說：“俞老先生能如此厚待你，不容易啊。這些老文藝家都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應當得到全社會的尊重、愛戴。我們向他們組稿約稿，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進行一項‘搶救工程’。這項工程功德無量，光靠我們的力量還遠遠不夠，要全社會一起來做。但我們一定要把分內該做的這部分工作做細做好。”
老江在文藝界口碑、人緣一向俱佳。這一方麵是他質樸、善良、寬厚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麵，也與他曲折的人生和多外的命運不無關聯。他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因敢於講真話，敢於堅持真理，而被冠以“右傾”的帽子，受撤職降級降薪處分。“文革”中他自然未能幸免。他最心愛的女兒就是在“文革”中不幸遇難的。這些閱曆，使老江對人生有一種特殊的感悟和深刻的理解。老江待人總是特別隨和謙恭，尤其對部下或小人物，更是體貼人微，關愛有加。但是，了解老江的人都知道，老江又絕非是那種一團和氣、唯唯諾諾的“老好人”或“和事佬”，恰恰相反，他對待同誌無論上級還是下級都是非常講原則的，是屬於那種為追求真理而寧可粉身碎骨的硬漢。在“文革”中，他不惜身陷緣繼、危及身家性命都敢於為作家陳登科、蕭也牧、姚雪垠等人鳴冤叫屈，仗義執言，一時傳為文藝界的佳話。
我親身見聞和經曆的有這樣一件事：我們理論研究室有位女研究人員李以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她寫了一篇《人性的太陽冉冉升起》的論文。此文一出，在全國引起不小的反響。按文藝界某些人的看法“人性論”是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它披著迷人的麵紗，掩蓋著階級鬥爭殘酷的現實，有很大的欺騙性和虛假性。李以洪的文章一反這種僵化的思維定勢，以嶄新的視角對過去全盤否定“人性論”的傾向，進行審視和反思，提出尋覓人生意味和探究人性內涵對文學創作的重要意義。在我印象中，李以洪是位獨身女子，身體也弱，撰寫的文章並不多。據說，此文堪稱是她“十年磨一劍”之作了。誰料想，就這麼一篇論文，卻遭到了不少人的批判，針對李文的尖銳辛辣的批評文章也隨之見諸報端。個別好兒的、在“文革”遭受過衝擊的人，也像驚弓之鳥悄悄給她打電話，勸她趕快收回原文觀點，圖個平安無事算啦。李以洪受到刺激，幹脆回家養病去了。老江其實一直在靜靜地關注著這個事態的發展，並對李以洪的論文反複推敲了一番。有天早晨，老江把我找去了，讓我和另一位編輯王丹弟、司機王黎明一起買點水果、食品之類給李以洪送去。他跟我說，“你們‘三王’代表研究室，也代表我老江去慰問一下李以洪。你告訴她，要頂得住，別趴下！她的文章我讀了好幾遍，我認為沒啥錯。無產階級當然要講人性，以人為本嘛。難道人性是資產階級的專利？”老江顯得十分生氣，“打倒‘四人幫’了，不能再整人了。要想整人在我這裏就通不過！”我們按照老江的安排跑到李以洪家裏，她聽罷我代為轉達的老江的意見，雙眼濕潤了，喃喃地說：“老江真是個好人，請他放心，我不會趴下當弄種的！”
1985年夏，文聯開展整黨學習。因我在團市委參加過整黨，老江便讓我參加研究室整黨領導小組的工作。在這過程中，某大學寄來一份公函和一堆材料，指我們研究室某幹部“文革”中曾是造反派頭頭，還提出該組織其他頭頭已劃定為 “三種人”，作了組織處理，請我們予以參照。據我觀察，凡涉及到個人政治生命的大事，老江總顯得格外慎重、公正、客觀。他先後召開了多次整黨領導小組會議加以研究，並派我和另外一名黨員同誌去進行外調。最後，他拍板說：“我看，他不能算‘三種人’。年輕人在史無前例那麼大一場政治運動中難免不犯錯誤，隻要不是特別大的錯誤，我看是可以理解、原諒的。關鍵要看他現在的表現。他粉碎‘四人幫’之後，寫了不少好的文章，說明他沒有堅持‘左’的錯誤，這樣的同誌要教育他，更要團結他，讓他去發揮自己的才幹。”
另外還有一件事也給我印象很深。那件事大約發生在1992年秋，理論研究室有位王姓的老同誌，領導上將他列為提幹人選，但當時文聯有關部門接到舉報材料說，在“六四”那場政治風波中，老王曾提出過退黨的要求，因此晉級不夠格。我雖擔任過研究室的黨支部書記，但此時已經奉調離開研究室了。文聯組織部門工作做得很細，還是把我找去進行調查，並讓我寫下書麵證言。這天晚上，我便跑到老江家去，與他交換意見。我對老江說，因我家舊址就在後海南沿北官房，離恭王府五六分鍾路而已，老王經常上我家裏喝茶聊天。“動亂”那些日子，他也曾來過，確實說過些牢騷話。老江聽罷，很嚴肅地對我說：“你可要把準了，別說得含含糊糊的！王老大（老江總是這麼稱呼他）也是農民出身，過去家裏窮得很，解放後上了大學，學習刻苦，工作也賣力，但此人脾氣倔強，有點古怪、偏激，恐怕也容易得罪人。這是他的毛病。但他對共產黨是有感情的。沒在突尼斯公元前古鬥獸場前留影有共產黨哪有他今天？他要晉級提拔了，是件好事啊，也了卻我的心願啦。這樣吧，該說他幾句好話就說，成人之美嘛。如果有人到我這裏核查，我會替他講幾句的。”毋庸贅敘，老王不久便如願以償，晉升為副局級了。
老江有一句著名的口頭禪：“積老漢六十年的人生經驗，做人絕不能隨風搖擺，更不能去跟風，那樣是不會有好下場的！”老江要求大家，對紛紜複雜的社會矛盾，要始終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武裝頭腦、擦亮眼睛，善於識別暗礁逆流，堅定不移地為真理、為事業而奮鬥。老江本人是位老資格的領導者，其業績也很驕人，但從不計較自己的職務高低、待遇厚薄。據我所知，中央有關部門曾幾次要提拔他，委以重任，他都婉言推辭了。他認為，還有更傑出的同誌比他更能勝任。在他的模範行為的影響下，理論研究室全體同仁都默默地安於自己的本職工作，沒有誰講條件或討價還價的。我記得，當時文藝界就曾有人議論道：“研究室人才濟濟，是個幹部後備庫。”但聽了此話，誰也未沾沾自喜，而是更加勤奮地工作。老江和理論研究室為國家培養了許多文藝人才，他們先後被提拔擔任文藝界各個重要部門的領導工作，其中，局級幹部就有十幾名之多。
1990年初，我奉調到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任職。雖然離開了理論研究室，但我仍時常抽空到藤蘿院去探望老江，向他請教問題、談談彼此的近況或所見所聞。老江離休後，每年我都要上他家拜訪的（直到他逝世）。追溯往事，近在眼前。與老江一起喝茶聊天真乃人生快事！
就在我這篇悼念文章行將結稿時，我又不由自主地去了一趟恭王府藤蘿院。那架古藤仍然蒼勁、繁茂，院落裏靜謐而空曠，隻有燦燦兒在低聲鳴叫。我驀然想起，我第一次與老江長談就在這架古藤之下。如今，景物依舊，斯人已去，我與他雖霄壤之隔，但似乎能隱隱聽見他爽朗的笑聲。我觸景生情，百感交集，不禁潛然淚下。
子日：“周鑒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參見《論語》）孔子所說的“鬱鬱乎文哉”，釋成白話就是“多麼豐富多彩呀”。其中，蘊含著一種濃鬱的讚歎與敬佩之情。對本文的題目，我曾再三斟酌、推敲，最後選定孔夫子這句話作題，以為是熨貼、合適的。我在老江直接領導下工作雖隻短短五年多，但他驕人的業績、人格的魅力和師長的風範，將永遠銘記在我心中。
我將踏著老江的足跡前進，前進！
2009年7月末於北京雙旗杆
感謝老江
劉蓓蓓
1981年冬天，我作為第一批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生的一員，被分配到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來到江曉天的嗎下工作。當時我影影綽綽地知道，老江似乎曾在60年代被指責為犯有“右傾”的“錯誤”（當然，“右傾”的惡溢現已變成對敢為人民鼓與呼者的讚揚），還知道在姚雪垠的小說《李自成》的出版過程中，老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直到老江去世的第二天我才得知：當年正是由於老江的積極參與，名垂青史的《紅旗譜》、《紅日》、《紅岩》和《創業史》等小說才得以問世！凡是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青少年，凡是學習研究過中國當代文學史的人，誰不知道“三紅一創”這句“行話”呢？記得在我調至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後的1993年暑假，幾個來北外進修的韓國的中國古典文獻研究生要求我向他們介紹中國當代文學，當我講到“十七年”文學創作的代表作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時，他們的領隊教師、一位中國現代文學博士插嘴道：“是‘三紅一創’！”我驚喜地問他聽誰說的，回答是“我的台灣老師”！我對學習外語的中國學生和學習漢語的外國學生閱讀1949年後的中國文學作品的最低要求，就是讀兩部小說：《紅旗譜》和《白鹿原》。不管“三紅一創”有著怎樣的無法避免的曆史局限，但它們畢竟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第一座高峰，第一塊裏程碑。知道“三紅一創”的人都牢牢地記著它們的作者的名字，但有多少人知道為中國當代文學和當代出版業的發展作出了如此巨大貢獻的老江呢？作為把中國當代文學的教學與研究當成自己事業的人，我要深深地感謝老江。當然，這決不僅僅為了我個人，也決不僅僅代表我個人。遺憾的是，我已不能當麵向老江致謝了。
記得老江主持理論研究室的工作時，我們集體性的成果是一月一期的《文藝界通訊》和一年一本的《文學藝術概評》。我看過一些讀者的來信，他們認為 《概評》對他們的教學與科研有很大幫助。《概評》的綜合性和全麵性是其他研究機構的出版物所不具備的：同時涵蓋了文學和藝術兩大領域。《概評》的及時性又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一定難度：我們室的主要任務是研究文藝界的現狀，每年都要對前一年的創作成果進行篩選和評價，尋找具有發展規律價值的傾向。這既等不及時間的淘汰，不容片刻遲疑，又無前人的成果可借鑒，隻能靠自己作出判斷，是名副其實的“靈魂的冒險”。當然，這種“風險”不隻體現在一本《概評》中，而是貫穿在我們的全部研究活動裏。更何況，這種“風險”還包含著學術以外的因素。記得我曾在一篇綜述性的文章中肯定了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不料卻招致一位老作家的強烈不滿，釀成一個小小的風波，以致那位青年作家都一本正經地教訓我“以後要注意”！但老江對我這個可能給他惹來麻煩的部下卻沒有絲毫的責備。後來看到我在另一篇文章裏對一位著名作家的獲獎作品提出不同看法時，他對一位同事稱讚我“敢說真話，連x x的小說都敢批評”。聽到這句 “傳言”後我一直對老江心存感激，感謝他對我的理解，感謝他鼓勵我堅持自己做人的操守和職業的道德。
我在研究室工作的10年中，總感到人們對研究室的性質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力主把研究室定為行政單位，但我們大多數同仁堅持自己屬事業單位、學術機構。這不但關係到研究室工作的開展，也關係到大家的切身利益。老江堅決支持大家的意見，派人去中宣部有關部門反映我們的願望，明確要求盡快繼續開展專業技術職稱的評定工作。我也作為研究人員的代表被老江派去參加了這次“上訪”。很快，大家如願以償。然而，無庸諱言，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同其他單位一樣，在職稱評定的過程中，集中地暴露了研究室內部人際關係的種種矛盾。研究室的一位同誌是文聯的評委，結果與他親近的人都晉升為副研究員，與他疏遠的人則全軍覆沒。當時老江正要隨一代表團出國訪問，行前找到我，要我修改幾位“落馬”同誌的學術評語，對他們的學術活動和成果給予恰如其分的表述和評價。盡管其中有些人與老江的感情並不親密，甚至有些隔閡。事情的結局是圓滿的，我心中卻生出很多感慨。令我感動的，主要不是老江善於平衡、協調、維持正常局麵的領導藝術，而是他的人品。當時我就想，有朝一日，比如大家都退休了，或都成熟到理智、豁達的時候，我要把這件事情的經過告訴當事人，讓他們感受到老江的苦心和美意。可惜，很多話我憋了20多年都無由訴說，因為有的當事人過早地離開了人世。現在，我要感謝當年老江給我的信任和曆練，似乎也有責任代替那些不知情的受益者感謝老江，感謝他的寬厚大度，感謝他的善良公正。關鍵時刻，他能保護身邊同誌的權益不受傷害。
這樣的“關鍵時刻”不隻一個。在那些年時斷時續、大大小小的政治風雨中，老江敢於實事求是，敢於擔當，把握住了研究室的正確航向。不像有些單位那樣不成熟，沒長進，一有點風吹草動就要折騰，就要急煎煎地重演那些“以階級鬥爭為綱”模式的鬧劇甚至悲劇。如今，曆史的進程早已彰顯了當年老江的膽識。感謝老江為我們營造的安寧。
老江在任上的時候，我和他隻是公事公辦的上下級關係。在他離休、我也調到北外之後，我們的聯係反而多了。不論大事小情，我都不怕打擾這位老前輩和師長。記得一年暑假，我參加了係裏為外國留學生編寫《中國文化讀本》的工作，在“酒文化”那一章裏需要介紹中國的名酒。想到老江愛喝酒也會喝酒，於是打電話向他求助。他不但向我分析了醬香型和清香型的酒，更從外觀、氣味、口感等等諸多層麵讚美了中國的白酒在世界蒸餾酒中獨特的品格。於是我的文章立馬變得鮮活生動，好像筆者不是一個認為茅台與二鍋頭辣味一樣的酒盲，而是一個好酒貪杯的行家裏手。我女兒從香港帶回一瓶北京市麵上不易買到的好酒，我把它收起來準備看望老江時帶去；市場上剛出現所謂“電子煙”時，我立刻打聽了行情並要回一張說明書認真研讀，打算送一盒給老江，因為我至今記得他苦苦戒煙時的情景：研究室全體同仁圍在桌邊開會，老江身邊和對麵都坐著幾支 “大煙囪”肆無忌憚地冒著煙，老江隻能拿著一支香煙放在鼻子下狠狠地聞著。
無奈這“假煙”真酒都沒來得及送老江享用。近20年來我們隻是在故人的追悼會上匆匆見個麵，其他的聯係全靠電話機了。最後一次打電話沒聽到老江的聲音，是他夫人接的，我們都為對方著想：他們怕我路遠去他家不方便叫我別去，我怕去了消耗老江精力影響他休息，結果至今都沒能去他的新家看看。聽說新家比舊居溫暖，瘦瘦的老江總算過上了舒適的冬天。記得研究室的李以洪去世時，我們幾個師大女附中的校友在悼詞中與她約定在天國裏相逢。現在我特別希望天國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在那裏先來後到的研究室同仁們重聚在老江的魔下，有充足的時間彌補在人間時的種種缺憾。
2009年5月7日
憶老江
李正忠
江曉天同誌離開我們已經有一年了，我們都習慣叫他老江。一是因為他比我們年長，是我們的領導，上級；二是他的資曆老，是老革命，是資深的編輯家，文藝評論家，我們對他非常尊重。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國正處於“文革”結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撥亂反正時期，一個新的思想解放的熱潮正在全國興起。當時的文藝理論界，思想異常活躍，各種新思潮、新觀念紛紛湧現，交相碰撞，大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勢。當時的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不僅人員多，機構比較齊全，而且影響也比較大，它在我國文藝界思想解放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也比較受人關注。我在理論研究室的工作，是在曉天、伯農的直接領導下負責編輯內刊《文藝界通訊》。如今，當時參與此項工作的同誌一見麵，總會情不自禁地回憶起當時那既十分活躍、又非常紛亂的情形。就文藝界而言，擁護三中全會的意見雖然總體上占主導地位，但也有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而且音量還相當不小。國外，尤其是西方各種理論，以各種形式紛紛被引進，“他方唱罷我登場”，差不多每一種 “新的理論”都自稱揭示了文藝的根本規律，具有永衡的生命力。而差不多又都是過不了多久，就被另一種“更新的理論”以同樣的理由所取代，落得個各領風騷三五月甚至三五天的結局。真是熱鬧非凡。那個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感1992年在揚州．覺——每天一覺醒來，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在這種形勢下，要辦好一本能比較準確而又全麵地反映全國文藝界情況的內刊，難度是很大的。
我清楚地記得，我們每次上班，除了研究室全體人員開會外，老江大部分時間都是來內刊組，坐在靠門口那張舊沙發上，聽我們彙報全國各地反映的和我們收集整理的文藝界的有關情況，與我們討論中央有關領導關於思想文化問題的批示和講話，分析思想文化界一些領導和知名人士的言論，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刊物的選題和稿件的內容，甚至是某些關鍵用詞。老江愛抽煙，尤其是這種時候，更是一根接一根。有時候一上午就用一根火柴，點著後就“一接”到底。再加上我們幾個人當時也都抽煙，害得我們內刊組唯一的一位不抽煙的女同誌，經常忙不迭地去打開窗戶，否則，屋內不僅嗆得厲害，有時甚至連眼睛都睜不開。當時還處在鉛字印刷階段，刊物的排字、印刷周期是比較長的。個別時候刊物都快印好出廠了，但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又必須將其中的一些稿件撤下，補上新的稿件。這對於時政性極強的內刊來說，是很難避免的。但這樣又很費力、費錢，有時還會使刊物拖期的（因為《文藝界通訊》定為月刊）。一到這個時候，我發現，經過戰爭年代鍛煉的老江，立馬表現出當機立斷的品格——經過反複商量、篩選，新的方案基本成熟後，老江會用手拍一下沙發的扶手：“我看行，就這麼幹，出了紙漏我負責！”下了決心後的老江往往會用這句話來“收底”，然後就是微微一笑，口中又反複說：“沒事，沒事”。這樣，我們這些做具體工作的人，心裏就踏實多了。而平時的老江，身體清瘤，溫文爾雅，有時對某些事情是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法子——“算啦，算啦，搞這些事情幹嗎呀，沒得意思！”一到這種時候，老江總是用他那一口安徽口音說著，然後搖搖頭，笑著走開了。
現在回想起那一段日子，真是太忙了，也太累了。比如每次下印刷廠核紅、簽字，我要騎自行車從三元橋到老虎廟，從東向西橫穿北京全城，來回路上要用四個多小時，遇上刮大風、下大雨、下大雪這樣的天氣，那真是太遭罪了。但那時我們的內刊組非常團結，工作熱情很高，互相配合得非常好，同誌們之間關係非常融洽。這和老江同誌考慮問題比較周到，作風平易近人，有很大關係。
1986年春節以後，在陳湧同誌率領下，開始了《文藝理論與批評》（雙月刊）的創刊工作。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把我借調去參加此項工作。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內刊組本來就人手不夠，我再一走，就更困難了。但老江還是堅決支持我去。開始，我還能將兩邊的工作都兼著。但沒想到，創辦一個新的刊物事情那樣多，遇到那麼多的麻煩。說實話，那時候的辦事效率真是太低了，申請刊號，辦理營業執照，聯係印刷廠，辦理郵局發行手續，等等等等，沒有一件事情能順順當當地辦下來，每辦一件事情都要來回好多次，有的甚至是幾十次。在這種情況下，內刊組的工作我漸漸地就沒有時間去做了。後來經老江同意，我就將全部精力投人《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的工作。這樣，我就成了在理論研究室拿工資，給《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幹活了。
《文藝理論與批評》於1986年9月1日正式出版了創刊號。那段時間，在恭王府大院我每遇到老江，他都要熱情地對我說：“真不容易！創作號很不錯！把你們忙壞了吧！我知道，創辦一個大型雜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忙點累點值得！”老江是我的直接領導、上級，他的這些直截了當的話語，對我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當時文聯理論研究室和中國藝術研究院都在恭王府辦公，研究室在藤蘿院，《文藝理論與批評》編輯部在嘉樂堂西側，距離很近。但就這樣，我也很少回理論研究室看看，總是有點過意不去。所以每聽到老江這些熱情肯定的話，心裏總會滋生些許歉意，同時又感到一陣陣的溫暖，一種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如果沒有老江的支持，我的這種“吃裏扒外”的狀況是很難長時間維持的。
1990年7月，我被正式調到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工作。離開文聯理論研究室時，我確實有點戀戀不舍。自那以後，老江對我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和《文藝理論與批評》的工作，依然非常關心和支持。最使我感動的是，大約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差不多每年除夕的下午兩三點鍾，老江都要給我家裏打個電話，每次電話差不多都是這樣說：“我估計你現在應該回家了。又忙了一年，真不容易啊！我知道，現在辦刊物，經費很困難。像你們這樣，辦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從哪兒賺錢去？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經常跟研究室的人講，正忠管《文藝理論與批評》後，不僅刊物辦得好，而且還要自籌資金填進去。這是難為人的事！不過，你也不要太累了。春節期間好好休息，身體最重要。因為來年恐怕還是這樣。這種狀況能不能徹底改變，反正我沒有什麼信心。我打這個電話，也是提前給你拜個年。”老江是我的長輩、領導，照理，我應該給他拜年，而每年都是他先給我打電話，又每次都“算”得那麼準，差不多都是我剛到家他的電話就來了，這也足以看出這位令人尊敬的長者的良苦用心。每年接到他的這個電話，都使我感動得熱淚盈眶，除了連聲“謝謝”、 “謝謝”外，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文藝理論與批評》1997年第4期，發表了周良沛同誌的《重讀丁玲》一文。這是一篇對文學界某權威人士的某些言論進行指名道姓批評的文章。該文涉及文壇一些不小的是是非非，曾投某權威雜誌，終被退稿。這期刊物出來後，我很關心文藝理論界的反映。沒過幾天，老江就打來電話，一開口就說：“正忠，你們這一期發表的良沛的文章，是一篇好文章！”聽得出來，老江很高興，因此說話的音調很高。“我早就說過，對丁老太太不能是那樣一種態度。對那些不妥的言論，就應該指名道姓地批評，你不同意可以爭鳴嘛！現在倒好，隻許罵老太太的人說話，反批評的文章不讓發，發不出去，退稿。這怎麼得了！人家退稿，你們發表，我看，就你們有種！”說著，老江哈哈大笑起來。老江是資深的出版家，但我發現，他和我們這些長期在他手下工作、比較熟悉的工作人員說話時，很少文給給的，經常是直言快語，非常隨便。“正忠，這篇‘編者按’是你寫的吧？”老江在電話裏突然問我。“是我寫的。但您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保密。”這種時候我對老江隻能實話實說。“我一猜就是你寫的，寫得好，寫得大氣，是你的文風。現在有一些文章，又想爭鳴，又怕這怕那，躲躲閃閃，都是那個‘不爭論’鬧的。你的這篇‘編者按’，理直氣壯，振振有詞，有種！”說著，又哈哈大笑起來。《重讀丁玲》一文發表後，得到廣泛好評，第一個打電話來表示支持的就是老江。
老江對我在工作上熱情的鼓勵與支持，使我增加了克服困難的信心和勇氣。如今，一想到這些，心裏總是感到一陣陣的溫暖，一種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2009年4月30日於北京觀弈齋
永遠的老江
丁道希
片片黃葉，開啟一季秋涼，我最熟悉、最親近，也是最敬重的老領導——江曉天走完了他八十二年的生命之旅！
老江外貌清瘦，濃眉下露著一絲威嚴。一九八一年我從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畢業分配到中國文聯研究室前，就聽說過他的許多傳奇故事，諸如，他當年主持編輯出版了《紅日》、《紅旗譜》、《紅岩》、《風雷》、《創業史》等當代文學史上的煌煌巨篇，十五歲就參加革命隊伍，當報紙主編，文章漂亮，書法出眾，是“自學成才”的先驅等等。當然，傳頌得最多的是他幫助姚雪垠編輯出版《李自成》，在“四人幫”淫威下，冒著風險出主意要老姚向毛主席上書。獲得“禦批”後又連夜兼程往武漢找老姚，終於將《李自成》第二卷出版。這些傳聞都令我初見他時，不能不懷著幾分敬畏。尤其是當時，他是在周揚、賀敬之、馮牧、荒煤等文壇重量級人物直接領導下，率領著一支精兵強將在文藝評論圈中左衝右突的領軍人物，這更使我這個初進文藝單位的“老青年”，肅然起敬。但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們都感覺他是個很隨和的人。有時，在閑談中還和他開開玩笑。愛開玩笑的李興葉，甚至會問他：“老江，你說說你是怎樣把大美人李茹（江夫人）騙到手的？”老江則會裝著生氣、實則得意地說：“怎麼是我騙的，是她追我的！”
但私下裏他卻不這樣說，記得有一次我和楊著請老兩口吃飯，他卻承認是他主動，並說：“那還不容易，看演出坐一起，偷偷拉拉手就行了狽，……”弄得我們大笑不止，他也天真地笑個不停。
老江知人善任，善於用人之長，在凝聚人心、組織調動人力、團結隊伍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老江與部下相處，亦師亦友，溫和、厚道、謙虛、周到。對研究室這樣一個人人自信，各有才能的特殊群體，老江是能照顧則照顧、能關懷則關懷、該擔責則擔責、能為之謀出路則代謀出路。有時上級交代的任務難度大，又不能不完成，而我們當中有些人老在著述，但他對我們從不埋怨。因有老江這樣一個明智、賢達、體貼下屬的核心，有這樣一種有利我們成才的寬鬆、和諧的環境，我們倍感幸運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