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哀曉天之長逝
林叢
一
重陽節那天，我突然接到曉天夫人李茹的電話，她悲涼地告知我曉天逝世的噩耗。我雖有思想準備，但還是覺得震驚哀痛。隨即，率兒子林述勇趕到李茹家中。進門，我不顧那擺好翠柏鮮花的靈堂，“走！跟我到內室去！”我對兒子說，徑直向曉天患病時的臥室病榻而去。進內室一看，那病床上被褥、特備的製氧機及一些醫療用品依然端放在那裏，卻偏偏不見我那平生敬重的老江，不見我的老友了……老天哪，這是何等殘酷的現實啊！我真真切切地痛感失去了六十餘年來相交親密的真朋友，失去了一位新聞和文學戰線上有卓著貢獻的英才！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淚流滿麵，以至失態地號陶痛哭，……“我同老江不是一般的關係啊……”我在哀哭中，不斷反複地重複說著這句話。這悲哀，是撕心裂肺的痛，是壓在心上的重石，是剪不斷的思念。夫人李茹、其子女全都圍上來了，他們仍忍著萬分的悲痛，來安慰我……而今，在我提筆寫這篇祭文的時候，回想當時的情景，我感到對李茹一家很愧疚。我竟然那樣的粗魯，竟然隻顧自己的悲哀，而沒有片言隻語去安慰她們一家人，特別是對斷魂失魄、痛不欲生的夫人李茹！然而，我還是很感激她們一家對我的關切和安慰！
近幾年，我步人垂暮之年。命運如此之不幸，老友去世的噩耗接二連三I
2003年3月11日，我的第一位人黨介紹人張黎群，雖有少見的極好體魄，卻轉眼之間病逝了！相繼不久，2008年重陽節，我的第二位人黨介紹人、才識過人的江曉天，又與世長辭了。他們都是我參加革命的引路人。前者，黎群是富家子弟，1937年毅然拋棄優裕的生活，跑到延安，投身革命。後者曉天，是抗戰期間，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革命處於低潮時投到新四軍中來的。是他們，把我這樣一個當時窮困潦倒，走投無路的工農子弟，引到共產黨隊伍中來。這是我終生難忘的。
我和曉天相識，已經是60多年前戰爭時代的事了。
1948年9月，解放濟南的炮火已經打響了。當時，在先於濟南解放的青州市集結，組建了若幹個準備隨大軍進濟南接收的幹部隊伍。我被分配在有四五十人組成的團隊，準備進城到黃浦大廈接收山東省國民黨三青團機構。率隊者是中共山東分局青年工作委員會的杜前和張黎群。
團隊出發，身著背包，成單行，迎著炮火，向濟南行進。在隊伍中，有一個人，頗引起我的注意。他身穿洗得灰中帶白的新四軍軍裝，腰裏挎著駁克槍，幹淨利落，行動敏捷。劍眉雙揚，透著豪氣，但又溫文爾雅。啊！此人不可小視呀，有人告訴我“小道消息”，說：“你看，那人叫江曉天，聽說進城要負責辦一張麵對知識青年的新報，當總編輯，還聽說也會叫你去的。”
當時，曉天也隻有22歲，他曾在解放後的《新濰坊報》做過幾個月編輯。現在，調他進濟南創辦一張新報紙。我想，這可是“千斤重擔”啊，報紙的性質、方針、對象、內容、麵貌、出版、編輯隊伍……·一連串的問題，都有待他去迅速解決。別看他同大家一樣在行軍，其實他身上背的不是那輕輕的“背包”，而是千斤重的一張新報紙的重擔呀。他是新報的“頭頭”，盡管有原《新濰坊報》總編輯，內定進城後任濟南團市委副書記的張黎群同誌具體指導，但曉天畢竟還太年輕了，他能承受得了這樣重的壓力嗎？他能“帥得起來”嗎？我當時內心是存疑的。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沒有辜負黨的重托，他是個成功者。
那時，雖然經過七天七夜激烈的戰鬥，濟南城外圍和城內的十幾萬蔣軍，大部分已被殲滅，但零星的戰鬥、特別是攻克千佛山的炮火，還在轟鳴著。城內上空，蔣軍飛機還在瘋狂盤旋、轟炸、掃射。由曉天率領的小分隊，從東郊衝進城內，腳下踏著橫七豎八、血流滿地的蔣軍屍體，不顧天上射下來的子彈，無畏地跨過城區，抵達商埠我們第一個接收地點——山東省國民黨三青團部駐地黃浦大廈。到了地方一看，房屋已麵目全非，破敗不堪。這時曉天果斷地決定率領我們去占領國民黨軍人聯誼社處在鬧市區的一座二層小樓，我原來覺得曉天是個溫文爾雅的文弱書生，這時才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很勇敢、果斷、幹練的組織者、領導者。曉天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敏銳的觀察能力。到達駐地，他又去領來了一些武器，裝備了這支辦報隊伍。有人發了手槍，我領到的是長槍，察看一下，甚是滿意。老江還警惕地巡查了小樓的各個角落，回來召開了小分隊全體會議。他告訴大家，現在雖然全城解放了，但不能睡大覺，掉以輕心，要警惕暗藏的敵人，要增強敵情觀念。這小樓原是敵人的一個窩點，現在樓下小院的住戶還很雜，麵目不清。其中有一個自稱是中學教員的中年人，就很值得注意……果然，隔了兩天，這個神秘人物就無影無蹤了。我睡在沙發上，每晚把長槍放在枕頭旁……
曉天還注重在新環境下加強革命隊伍的作風紀律。他調查了駐地周圍的環境，發現距駐地不遠的地方，就是原來濟南的妓女院（不久被取締），他又召開了全體會，告訴大家進了大城市這個花花世界，決不能衝昏頭腦，忘了自己是革命千部，決不允許出問題。他抽空把我叫到屋裏，關心地悄悄地甚至神秘地說： “林叢，你注意你那兩隻眼睛，見了漂亮女孩，不要滴溜溜地看……”我當時有
1948年冬與《青年文化》報同事合影。前排左起為鍾誌奇、曾誌
後排左起為江曉天、邵建明、劉洪凱（洪克）
1949年、月創刊的《青年文化》報些不太服氣，心想，看看女孩，就能出問題嗎？不過，我也不是個傻瓜，老江給我打招呼，當然是關心我，愛護我。他對我這樣坦率地私下談話，倒是使我對他有了“親近感”。後來，我們之間的這種談話，就多起來了。他不僅說我，而且也說他自己的某些不當之處。那種誠誠懇懇、殷殷切切的態度，很使我感動。我想，這些話不見得他對誰都說，顯然是對我的信任。他隻有22歲，按年齡他比我還小些，但我卻覺得他頗具長者之風，我對他很敬重。
凡此種種，盡管不是辦報的具體準備工作，但卻不能不說是對這個小分隊的磨合和錘煉。萬事開頭難，“千裏之行，始於足下”。顯然，曉天這位年輕的隊長，他所具有的領導素質，必然能夠擔負那辦報的重任。
隨後，小分隊遷移到環境安靜適於辦報的新址。
新社址坐落在二大馬路緯二路的深處，它是座青磚陳舊的二層小樓，又被一個青磚圍牆包圍著，甚是幽靜。《青年文化》報編輯部的架子也搭起來了，分別為編輯室（實為總編室）、采通室、讀者服務室、發行科等。幹部隊伍也粗具規模。除以張黎群、江曉天為首的外，從膠東老區來的有張初光、邵健明、林叢、劉敏、孫靜軒等，從濟南市進社的有劉洪凱、王明柱、鍾誌奇、任振榮等，隨後又有蔣管區投奔來的大學生李鶴、青端、辛鴻義等等。大多受過中等教育，大學生隻有三四人；曾做過新聞工作的僅有張黎群、江曉天、劉洪愷（洪克）三人，顯然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靠這支力量在新區辦一張革命的新報紙，豈不是挑著重擔爬泰山嗎！因而，曉天曾對將要擔任濟南團市委書記的杜前說：“要我獨立負責主編一張報紙，沒有經驗，恐怕搞不了。”杜前說：“邊學邊幹嘛！張黎群也調到青委來和我一起工作了，他是行家，有事可以多同他商量。……”看！擔子還是要挑的，出路就是“邊學邊幹”，求爺爺告奶奶，都是沒用的！當時，我曾走進新社址小樓曉天的臥室，看到除了布置得幹幹淨淨的床鋪外，最引我注目的是，牆上掛著他新抄寫的兩行詩句：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詩句，反映了曉天對自己的勉勵和要求。他期望自己能夠盡快成熟起來，具有堅定的革命立場和把握新聞工作的實際能力，而不是腹中空的竹筍和左右搖擺的蘆葦。
曉天書寫的這幅飄逸、勁拔、瀟灑的書法，也引起了我的驚奇。那時，新聞界的人盡管舞文弄墨，但具有這樣漂亮書法的人，在當時也不多見。我想，這也許是老江被看中選拔來辦報的條件之一吧。這書風，至少也是令人喜歡的。
錘煉這支年輕的辦報隊伍，采取了許多辦法。辦法之一是辦新聞工作講座，請我黨在老區辦報的前輩、學者，來講新聞學的基礎理論和實踐知識。《青年文化》報的全體幹部（包括市委《新民主報》的千部）都參加了。經講解、討論學習，使大家對《青年文化》報的性質、任務、對象（是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濟南市委的機關報，對象是大學、中學和廣大社會知識分子），有了基本的了解。
辦法之二，是實踐練兵。《青年文化》報經一段在濟南市委辦的《新民主報》副刊上的試刊，於1949年1月28日正式創刊出報了。全部人馬都投到大中學校、工廠、機關等采訪實踐中去，包括采寫、編輯、出版、發行等等，都上馬了。“主帥”隻有一個人，那就是老江，因為隻有他一個人在報社做過編輯。大家對辦報一係列的工作，全都沒有親手幹過，因而從采訪、寫稿、編輯到組版、排版、校對等等一係列的工作，都要老江親手把著教給大家。他白天親自出馬去采訪，晚上回來還寫稿、編輯、審改全部稿件，直到把組成四版的全部稿件大樣送到工廠去，他才能休息，其負擔之重，可想而知了。我原本負責讀者服務兼做記者，我的“處女作”，包括《黎明中學開學了》、《青年書店開業了》等這樣最簡單的新聞消息，都得老江親自來改。報紙的刊頭《青年文化》四個字，也是老江親自書寫，由我木刻的（包括報上的欄目刊頭，都是由我刻的）。曉天這套在實踐中練兵的辦法，也真管用，把隊伍帶到戰場上，經實踐擔負起了《青年文化》報的全部工作。而我也是在老江指導下，初步見習了辦報的全過程，為我後來辦報打下了基礎。所以我稱老江為老師，是很貼切的。
辦法之三，是提倡練筆，以文示範。這一作法，在提高報社工作人員和新建立的通訊員隊伍的寫作能力上，起了很好的作用。當時，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建立，在濟南市的廣大青年中已經廣泛展開，但出現了一些偏向。團市委要求《青年文化》報發表一些有說服力的建團經驗，老江親自下基層采寫，以文示範。還在報紙上以“蔚民”為筆名，開辟了“談青年思想修養”的專欄。他發表的文章，文情並茂，特別是善於敘事，更善於分析解剖問題，富有說服力，對推動新區青年工作，提高幹部水平和通訊員的寫作能力，都很有幫助。在編輯部，有的有心人還把老江在《新濰坊報》上寫的通訊剪貼下來，在內部流傳。我看過其中的《來客話濟南》一篇，是寫解放前濟南市民盼解放的，其中佳句如：“王耀武，耀武不揚威，何思源，飲水不思源”，真是妙極了，至今不忘。
後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我們二人都先後調來首都北京。老江早期在共青團中央領導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從事文學創作的編輯工作，後期是全國文聯的領導人之一；而我，則在團中央領導下的中國青年報社工作近20年，後期奉調去創辦了科技日報，一生都奮鬥在黨的新聞戰線上。雖然二人工作崗位變了，但數十年來都在緊密聯係著。
四
六十多年，在時間長河中，不過是彈指一揮間。但在個人，確是大半生的奮鬥曆程。現在，回顧往事，不覺感慨萬千。
曉天辭世走了。此時此刻，對於他的一生，作一個回顧評價，恐怕是必要和有意義的吧。以公正對待逝者，寄望來者。
我以為，聰明精幹、富有膽識、勇挑重擔、敢於探索的江曉天，是忠於黨忠於祖國的優秀共產黨員，是新聞和文學戰線上一名鬥士和骨幹。他在戰爭年代，以22歲之青春年華，短暫的新聞工作經曆和素養，帶領一批稚嫩的辦報隊伍，竟然奉命勇於在新解放區，創辦了一張麵對新讀者、新情況、新間題的廣大青年的新報紙，這需要探索、研究、創新，以摸索找到青年團在廣大新區的辦報道路。經過千辛萬苦的奮鬥，他成功了。他的這一貢獻，無疑給青年團辦報留下了可貴的經驗財富。
他來京之後，被任命為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主任。當時，全國解放不久，廣大工農青年和知識青年，渴望得到適於青年特點的文學讀物，呼聲強烈。這引起了團中央領導人的關注，要求中國青年出版社給文學編輯室選配具有較高文學修養、探索開創精神的人，闖出一條出版青年文學讀物的路子。於是，曉天被選中了。他帶領文學編輯室的編輯隊伍，廣泛團結作家，經過幾年努力，《李自成》和被文學界稱為“三紅一創”（即《紅日》、《紅旗譜》、《紅岩》、 《創業史》）的優秀文學作品問世了，受到廣大青年讀者的熱烈歡迎，教育影響了幾代青年人。這顯然是曉天對近代中國文學和青年教育的一大貢獻。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大詩人屈原《離騷》這一流傳千古的名句，用來讚揚曉天帶領的編輯隊伍所具有和發揚的探索開創精神，不是甚為洽當的嗎？
老友曉天啊，我們從青年時代起，就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都是出自農家的子弟，一個是來自安徽貧困地區的放牛娃，一個是來自海濱鄉野的山東棒子，相距千裏之遙，是革命事業把我們連結在一起。60多年來，我們的友誼從不間斷。你在北京的家，曾喬遷幾次，但不管住到哪裏，我都要去看望你和夫人李茹（不管是你在揚帆前進之日，也不管你在逆水行舟之時）。而今回憶起來，特別是在你我都雙雙離休之後，每當我去你家看望你們之時，你欣喜的激情，溢於言表。我們總是徹上兩杯茶，你點上一支煙，便打開話匣子了，滔滔不停，天南海北，無所不談。你對國內外大事、文化戰線的動態、意識形態領域的爭論尤為關注，經常會提出一些新的問題和觀點，使我受益匪淺。這些都使我終生難忘。
老友曉天啊，你沒有走，你永遠留在了我的心中！
2009年4月於北京
江曉天與姚雪垠的患難之交
丁寧
曉天飄然而至，我特為他做了紅亮的芙蓉肘子，他笑嘻嘻地坐下，並不看一眼一向愛吃的東西。我忽然察覺到麵前不是曉天，而是他的一副身架，一個影子。我禁不住問他，一輩子愛吃肉的人，為何如此消瘦，肉吃到哪裏了？他默默無言，忽地一陣風又飄然而去，隻回頭說了一句：“老大姐，你要曉得，以後沒有再見麵的機會了！”我心裏一驚，掙紮著去攬他，朦朦朧朧，終於睜開眼，大白天竟是一夢！我傷感良久，曉天離開這個世界已幾個月了，是他思念我而闖人我夢中，抑或我一直緬懷他？
回想在他去世前兩天，我和非光、伯農一同去看他。他躺在床上，瘦得隻見臉上兩道濃眉和尚發亮的眼睛，真真是骨瘦如柴。他見了老朋友，十分興奮。我們告訴他，等他身體稍好，約個時間和從前一起工作的幾位老同誌聚一聚，曉天當即大聲說，他一定參加，不能走便坐輪椅。見他精神好，我心甚欣慰，相信他的生命還充滿活力。怎想到，僅僅過去兩天，傳來夫人李茹哀傷的聲音：曉天今日上午8點10分去了！生命原是這般脆弱，無可奈何，他跨入那個永不回頭的門檻了！
我認識江曉天同誌，是在“文革”之後不久，我在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時，奉文化部副部長賀敬之之命，為一批老作家落實政策，去中國青年出版社姚雪垠的1晦時住處，曉天住隔壁，也趕了去。他那時大約50出頭，一副精明幹練的樣子，對人熱情，一見如故。我對姚訪談，曉天也參與其中，不時補充或解說一些重要細節。和丁寧在人大會堂作家聚會上老作家好動感情，說到寫《李自成》過程中的曲曲折折、艱難情狀，聲淚俱下。曉天勸道：老姚，咱們談話不是訴苦。姚說，不訴苦，怎樣談！你為《李自成》也吃盡苦頭，你也該訴訴苦了。
與曉天初識沒過多久，馮牧對我說，江曉天願到研究室工作，問我是否認識？我即說，很熟。以後，與曉天一起共事，達幾十個年頭，彼此了解，友情深厚。
與姚雪垠接觸漸多，每談《李自成》的創作情況，老作家必提江曉天：“曉天是識我的伯樂啊！”還說，曉天為他繼續完成《李自成》的創作“指了方向”。姚雪垠後來調京，住複外大街，部級待遇的大樓，我去看望，他興奮地說，受了一輩子苦，如今已是古稀之年，竟“一步登天”。曉天說，這是《李自成》給你帶來的好運。姚說，這份福氣也應分一半給你曉天。姚雪垠談起《李自成》創作、出版過程，自道可以寫一部書，書名叫《苦難的曆程》，曉天亦是“苦難”中的重要角色。
上世紀60年代之初，姚雪垠寫出《李自成》第一卷，書稿寄給中國作家協會，如石沉大海，半年沒有消息。老作家絕望地想，自己是被上頭點名戴了右派帽子的人，書稿也許被人丟到廢紙簍了。怎想到中國青年出版社有個老資格的編輯江曉天，天生對文學有著靈敏的嗅覺，得知《李自成》便心向往之。早年他曾讀過姚雪垠的舊著，很賞識老作家的文學水平，當即致函姚雪垠索稿。得姚回信，便徑直去作協，終於從某人手中拿到。40萬字，一口氣讀完，果然是一部上乘之作，他在文章中寫道：“那宏偉磅礴的氣勢，絢麗多彩的畫麵，濃鬱的曆史時代氛圍，躍然紙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引人人勝……”這樣的書，若被埋沒，是無天理。
但是，曉天意識到姚雪垠的境況，為此人出書是要冒風險的。而他自己的命運也還處於低穀，隻因在一封家書中，為那“三年困難”餓死許多鄉親發了一句牢騷，被人拆閱，竟招致大禍，戴上“右傾”帽子，降職、降級、留黨察看。文學部主任的職位既被撤掉，也就沒有多少發言權了。但畢竟是老編輯，憑著熾熱的責任感，自信這價值無限的文學財富，不能從自己手中溜走。便甩開精神壓力與可能發生的障礙，從《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找到毛澤東幾次提到李自成這個非凡的曆史人物。姚雪垠筆下的李自成，不是草寇之輩，正是毛澤東讚賞的“我國幾千年農民革命曆史上一個傑出的英雄人物”，曉天先吞下一顆定心丸。
江曉天肯定了這部大著思想藝術的高超，卻仍覺還有不少地方需要商榷、修改——他一向嚴格遵循的是，編輯的任務，就在於“出書之前出主意、想辦法，幫助作者把作品改得更好”——於是便一頭紮進史書裏，《明季北略》、《清史稿》以及明史、清史演義等等，深夜孤燈，邊閱讀邊思考。最後終於鼓起勇氣致函姚雪垠，說“稿子基礎好，擬采用，但要修改。”
姚雪垠曾對我說，他收到曉天信，大喜若狂，當即報告湖北省文聯有關領導人，取得同意，又當即答曉天，希望派人來談。曉天見信，產生疑慮，自己是背著沉重處分的、一個尷尬屈辱的角色，怎能擔當這出使的任務？未料，社和室的領導，連稿也未看，即命曉天去。
1962年，春節剛過，編輯部給曉天買了一張火車坐票，曉天便匆匆上路。夜寂人倦，通宵無眠，第二天下車，昏昏沉沉，肌腸轆轆，費了不少周折才見到文聯領導人，找了一個歇腳的地方。到了傍晚，才到大食堂，見到從未晤麵的姚雪垠，這位作家的頭發全白了，但“紅光滿麵，氣宇軒昂……·一邊用餐，一邊高談闊論”。曉天頓悟，無怪乎被打成右派，還能在極其艱難的逆境中寫出好作品！姚雪垠也曾對我說過，用餐時有人和他耳語，隔桌用餐的那位瘦弱的陌生人，就是專程來談《李自成》的。但那時江、姚都曉得，應先通過領導同意，兩人才好直接交談。
到了第二天，曉天才得以登門造訪姚雪垠。第一次相見，便談得十分投機，連談三個半天。之後，曉天又建議把姚雪垠請到京城安心修改。此間，為精益求精，曉天又專訪吳晗、阿英等專家，請他們閱讀書稿、提供意見。吳晗還約請曉天到他的書房談了兩次，曉天又陪姚雪垠去吳家聽取意見。吳晗對《李自成》的思想內容、藝術手法極為讚賞。姚雪垠在京足不出戶，一氣待了一百多天，和曉天朝夕交談，時有爭論，有時麵紅耳赤。在爭論中，二人的思想觀點更加貼近，他們的友誼也“正是在爭吵中建立起來的”。
《李自成》第一卷終於在1963年夏得以出版，很快在社會上產生強烈的影響。第一次印了10萬冊，不到半年又加印10萬。1964至1965年又擴大印數。文學大家姚雪垠的大名滿天飛了。
曉天立下汗馬功勞，並未換來命運的轉機，卻又遭受史無前例“文革”動亂的折磨，“中青”的造反派貼出大字報，赫然寫著：江曉天勾結姚雪垠和吳晗，利用明末農民運動妄想造反。姚雪垠自然在劫難逃，批鬥、抄家……進行中，忽然罷手，有消息傳出，毛澤東看了《李自成》，很讚賞，關照有關方麵保護作者。曉天聽說自是興奮不已，但無確切根據。他和姚雪垠都下了幹校勞動改造，從此不通音信長達七年。1972年某日，曉天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速回出版社，參加複業準備，抓幾部好長篇。形勢變化始料不及，要抓長篇，曉天首先想到《李自成》第二卷，他自信姚不論在任何境況下，也不會停筆《李自成》的係列創作。因此，甘於再冒風險，向領導建議，須去武漢再訪姚雪垠，爭取得到《李自成》第二卷。領導即把這一任務交給曉天。
於是，曉天手持一封簡單的介紹信，又匆匆上路。到了武漢，眼睛糊著血絲兒，一身風塵，像一個逃犯，竟然投宿在一個騾馬大店，嘈雜、肮髒，8個不明身份的人擠在一起！堂堂中國青年出版社的老編輯，如此待遇！
“他為我的書，屢屢受苦，堅韌不拔，我的心既喜又悲，禁不住流下眼淚。當即把他請到我的陋室，囑咐老伴做幾樣好菜，備一壺藏之久矣的好酒。曉天聽我說 《李自成》第二卷初稿已成，酒量大增，連連舉杯，我大聲朗誦杜甫詩句：‘主稱見麵難，一舉累十筋，十筋亦不醉，感子故意長。”，這是姚雪垠對當時的記述。
那時，仍然風雲莫測，形勢嚴峻，《李自成》二卷即使到手，能否順利出版，江、姚心中都無底。此刻急欲弄清一件事：毛主席對《李自成》及其作者是否有過指示？經過分析可以得出肯定的結論。（“指示”的具體內容，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原任湖北省委書記、剛得“解放”的王任重給姚雪垠寫信告知：1966年8月中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王說：對姚雪垠要予以保護，《李自成》寫得不錯，請他繼續寫下去。）當時，盡管具體情況不明，曉天反複思考，又大膽心生一計，建議姚雪垠給毛主席上書，姚亦同意。這一招，姚雪垠也作過描述：“這件事非同小可，曉天和我‘策劃於密室’，絕對保密，不透露一點風聲。”
唉，曉天命苦，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也是曉天做責編的、陳登科長篇小說《風雷》，被姚文元定為“大毒草”，人民日報發了大篇文章，罪名是：陳登科利用小說反黨。江曉天也難逃厄運，誣他參與“黑風雷”進行反革命活動，被批鬥、抄家、關押，簡直沒有活路。禍不單行，在人生路上，又遭遇最致命的打擊，他唯一的在海軍南海艦隊文工團的21歲愛女，遭遇車禍身亡，他和妻子李茹痛不欲生……
也正是在這生死枚關的時刻，傳來姚雪垠給毛主席上書得到的批語：給他提供方便條件，讓他寫完。這消息，仿佛是拯救曉天靈魂的靈丹妙藥，他想，為《李自成》沒有白費心血！為“中青”又出一本好書，他盡到責任了。但二卷書稿不在手，“中青”尚未複業，情況是否有變，也難預測。
毛主席的批示，給中青社帶來巨大鼓舞，此時此刻出版領袖讚賞的好書，無疑給出版社複業帶來了希望和光明。但此時，二卷書稿已被張春橋批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怎樣才能把書稿重新索要回來，成了頗為棘手的問題。此時曉天已離開中青社。中青社的領導和編輯們左思右想，還是得請他回來斡旋。
這神聖的使命，毫無疑義又曆史性地降給了江曉天！出版社為他買好北京飛武漢的機票，同時告知：“明早7點半，車已派好。”
這個情節，也須聽聽姚雪垠對我的描述：“我一點也沒料到老江此次來是那麼風光，坐的是大飛機啊！眼睛也不見血絲兒了，隻是下機之後，兩眼緊緊盯著我……”
“為什麼盯你？”
“他沒有料到我會到機場來接，而且還有市文教局局長。”
“是‘中青’通知你們的吧？曉天不知道……”
老作家搖搖頭：“哪裏！我壓根兒不知道曉天忽然飛來。我們得到的通知是來接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人韋君宜同誌。可是韋女士沒有老江動作快，未趕上這班飛機。”
我問：“曉天怎樣應對這局麵？”姚說，老江不愧是具有智謀的老編輯，當即成竹在胸。我們邀他去賓館，他說：“此行是看老朋友老姚，就不住賓館了。”姚此時亦心領神會，說：“老江就到我家住嘛！”到了姚家，曉天未喝一口茶即說：“在這關口上，必須你拿主意，我想你是不會讓老朋友空手而歸吧？中青社二卷到手便可複業。”
姚雪垠心存疑慮：張春橋既有指令，怎敢抗拒？但從感情上說，應當交給曉天……他想不出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奈何！
翌日，韋君宜款款來了，手持“尚方寶劍”，自信得稿如探囊取物（但也多少覺得棘手，《李自成》是中青抓的，責編江曉天已先她而來）。曉天理解老姚的難處，於是兩位知心朋友再一次“策劃於密室”，曉天經過反複思考，又想出了點子，建議姚趕寫兩封信，由他帶回北京，一封給張春橋，一封給出版總署負責人石西民。信內把中青與他創作《李自成》的關係，說得頭頭是道。曉天分析，中青社是團中央管的，而團中央的頭頭是張春橋、姚文元的鐵杆謝靜宜，如果批準中青複業， 《李自成》便可出版，又何必堅持給人文社呢？姚讚成曉天分析的合理性，在曉天麵前變得溫順，深夜挑燈，充滿感情地寫出兩封信。
曉天回到北京，即口授中青的同誌給中央打申請複業的報告，強調《李自成》第一卷是中青出版，第二卷全部稿子中青也都已看過，對全書係列的構思、意圖甚是了解，而且一直與作者保持聯係，協助修改、完善……報告呈團中央又轉黨中央，不到三天就批下來，張春橋和姚文元都畫圈同意。《李自成》二卷理所當然歸回中青了。
江氏曉天大任告竣，正欲到新的崗位，中青領導又竭力挽留，姚也堅持把江曉天借調回來，繼續幫助他修改、定稿。姚再次進京，住中青幸福村1號樓宿舍，仍與曉天隔壁，晨夕相見，頻頻交談，《李自成》二卷從作者交出初稿的1973年到1976年初夏，終於改定。到後來，把姚調來北京，從此安身立命，安心創作，完成《李自成》係列，直到生命的終結。
江曉天和姚雪垠的關係，可謂誌同道合。姚雪垠駕鶴西去，曉天常思念、傷感，曾對我歎道，他們是患難之交，並說：“人生難得一知己。”我說：“曉天，作家中，你的知己不少啊。曾記否，陳登科來我家吃飯，你和馮牧陪坐，談及你受處分的不公，老登憤然喊道，老江為我受過大難，我陳某必為他‘兩肋插刀’！老作家柳青也曾對我說過，曉天是他的親密兄弟。”
曉天的知己多矣哉！
原載《光明日報》2009年4月24日
懷念江曉天同誌
鄭伯農
去年國慶長假期間，我陪丁寧、徐非光同誌到望京新居看望曉天。見到老戰友、老部下，曉天十分高興。可惜他病人膏育，虛弱得不能起床，但神誌很清醒。我們圍床而談，約定待他身體稍健，邀當年在研究室共事的老朋友聚會一次。曉天很興奮，說他一定參加，可以用輪椅把他抬到餐廳。不料長假結束那天，就接到曉天的噩耗。“秋日不堪別，淒淒多朔風”。他隻是身體虛弱，沒得什麼絕症，為什麼天公一定要奪走他的生命？
曉天1941年參加革命，曾為新中國浴血奮戰，解放後長期在文化戰線工作。打倒“四人幫”不久，我被借調到新組建的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曉天比我晚來幾個月。後來研究室劃歸中國文聯，人員有較大變動，我和曉天一直在一起。從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末，我一直在他領導下工作。記得80年代中期，他主持研究室工作，我作為他的副手，互相之間交談、切磋之多，是難以計數的。那時他住在工人體育館附近，我住在沙灘北街，每次下班，我們幾乎都是一塊走。文聯給曉天配一輛小車，但他上下班都不用專車。我們一起從恭王府走到皇城根北街，然後他坐無軌電車東去，我往南繼續步行。我們走一路談一路，不僅談工作，天南海北、人情世故，什麼都聊。他閱曆豐富，幹過不少備受世人稱道的事情。但他從來不講自己如何“過五關，斬六將”。作為文壇著名的編輯家，他編第四屆茅盾文學獎評委合影《1997）前排左起袁鷹 朱寨．陳湧、江曉天、丁寧、後排左三為本文作者了許多轟動文壇的經典長篇。他跟我講柳青、講姚雪垠。我聽別人說，曉天給柳青、姚雪垠出過許多好主意，幫過許多忙。但他跟我從不講這些。他講別人的長處、好處，不炫耀自己。我和他相交30年，深感這位老領導的樸實、謙恭。他語不驚人、貌不驚人，到哪裏都不顯山不露水，但真正稱得上“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中國文聯印發的材料寫道：“江曉天同誌為人低調，待人真誠，平易近人，淡泊名利，廉潔奉公，耿直坦率，作風正派，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這些評價是很貼切的。
曉天一生平凡而不平凡，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麵，他是有大功勞的。
第一，1951年，他被調到團中央，參與籌建中國青年出版社，並任文學編輯室主任。在他主持下，中青社推出了《紅旗譜》、《紅日》、《紅岩》、《創業史》、《草原烽火》、《風雷》、《李自成》等一批堪稱經典的長篇巨著。“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版社數量不多，專門出文學著作的出版社，最初全國隻有一家——人民文學出版社。後來多了一家——作家出版社，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副牌。人文社集中了一批古典文學專家，那裏在編輯、校勘古典著作上是一流的，也推出了一些當代佳作。但人們可以看到，建國初期最有影響的長篇佳作，多數不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而是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推出的。“三紅一創”，都出自中青社。作為中青社文學編輯室的負責人，曉天的眼力、魄力、編輯功力，是同行們公認的。從上個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期，是新中國長篇小說創作的第一個高潮期。產品的數量不算多，質量卻很高。中青社和曉天在其中起了特殊的作用。曉天不但幫助作者修改作品，出了許多好主意，也幫助作者解決人生道路上的難題。譬如曾被錯劃為右派的姚雪垠，就得到曉天的許多幫助和鼓勵，他給毛主席寫信，就是同曉天反複商量後動筆的。曉天和柳青、姚雪垠等人，不僅是編輯與作者的關係，也是風雨同舟的知交。
第二，粉碎“四人幫”不久，曉天來到研究室。這個單位人數不多，起的作用，特別是在“撥亂反正”中起的作用，卻是有目共睹的。當年研究室主要進行兩個方麵的工作。一是調查研究。主要是調查被“四人幫”搞亂的重大思想理論、方針政策問題，調查文藝戰線的重大冤假錯案，提出對策，提出解決辦法。我記得，“天安門詩歌”問題，小說《劉誌丹》問題，江青剿竊“樣板戲”問題，研究室都進行過專題調查。二是撰寫理論批評文章，在全國重要報刊上發表，澄清“四人幫”所製造的思想混亂，重新確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文藝領域的指導地位。研究室的同誌不僅寫了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三突出”論、“全麵專政”論等比較有分量的文章，也為《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光明日報》等寫了不少社論、評論員文章、特約評論員文章，還參加了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文件的起草工作。研究室的工作是在中宣部、文化部、中國文聯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成績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曉天作為重要組織者之一，是功不可沒的。他來到研究室不久，就進人室的領導崗位。馮牧不兼研究室主任，丁寧從主任位置上退下來後，曉天作為文聯書記處書記，兼任研究室主任。他是在研究室工作時間最長的老同誌，也是任職時間最長的室領導人。他低調做人，不顯山不露水，不善於“振臂一呼、登高一嘯”，但他在凝聚人心、調動人力上起的作用，是在他身邊工作過的同誌所公認的。
曉天的功績當然不止上麵兩個方麵。譬如作為評論家和茅盾文學獎的多屆評委，他推出過大量新人新作。又如他幫助中國作協籌建作家出版社並擔任第一屆總編輯，做了大量奠基工作。
他走了，文壇失去了一位優秀的編輯家、評論家、組織家，我失去了一位老領導、老大哥。凡是為中國社會主義文學壘石添磚的人，後人都會記住他。曉天用他的雙手蓋起了漂亮的文學樓閣，文學“淩煙閣”一定會刻上他的名字。
原載《文藝報》2009年1月29日
一起走過來的日子
——懷念曉天
顧 駭
1976年金色的十月，曉天與我們一幫誌同道合的友人，一起聚集到文化部理論組與政策研究室。以後短短幾年時間裏，研究室先是合並到藝術研究院，轉而又整建製劃歸全國文聯。這樣的變動是與當時政治形勢關聯著的。
那是一個令人奮進的大轉折年代。“時勢造英雄”。胡耀邦同誌是我們尊敬的黨的領袖，是開創時代偉業的先鋒人物。他以極大的勇氣、熱情和智慧，克服種種阻力，嘔心瀝血，夜以繼日，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他是這一時期最偉大的奠基人之一。他最早組織和推動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開啟了全民族的大覺醒。他大刀闊斧平反了三百多萬曆年來的冤假錯案。他為五十五萬錯劃成反動派的“右派”作了改正。他為幾千萬“地”、“富”分子摘掉帽子。有材料估計，他所解救的當事人和他們受株連的家人親友竟達二億人之多，舉國範圍，恢複了人應有的尊嚴。胡耀邦開拓了“人的解放”這一馬克思主義根本目的之大時代到來。
那是一個被稱作“撥亂反正”的時期。撥亂，當然是“撥”林江之亂， “撥”毛老人家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之亂；反正呢，社會上人們難免存有歧義了。反正，當然是反到以實踐作為唯一檢驗標準的真理的軌道上在《中篇小說選刊》座談會上 顧駿（後排右一）．江曉天（右二）、 朱寨（右三）、謝永旺（右六）、馮牧（前排中｝、葛洛（右一）來；但也有人認為，“反正”就是反到“十七年”的軌道上去，稍有違礙，便是大逆不道。
那是一個被稱作“兩年徘徊”的時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兩個“凡是”遭到迎頭痛擊，改頭換麵的三個“凡是”、四個“凡是”之類，仍在禁錮著人們頭腦。那時，衝擊對領袖的神化，被稱作“非毛化”；批判文化專製主義，則被視作“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時，天下第一大冤案，劉少奇的冤案尚未平反，毛澤東對文藝的兩個錯誤批示，仍被奉為聖諭，江青稱文藝界被一條又長又粗的黑線統治著的座談會“紀要”，曾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昭告全黨全國，尚未撤消。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思想解放的大潮像決了堤的洪水滾滾而來，無可抵擋。不過，爭鬥確是艱苦的、艱難的。那時，曉天和我們大家意氣風發，熱情奔湧。本著知識分子的良知，本著對祖國、人民的愛戀，協力同心，藉那一方文藝的有利位置，披荊，斬棘，破堅冰，開航道。寫文章，講話，組織各種會議活動——旗幟鮮明、團結一致地奮發工作。我們批“文藝黑線專政”論、 “文藝黑線”論、“三突出”論、“題材決定”論——我們紀念、闡發周恩來同誌對文藝問題的講話，借題發揮，倡導“雙百”方針，文藝自由，學術民主。我們為“傷痕”文學和“改革”文學呐喊，讚賞《傷痕》、《班主任》、《愛的權利》和《喬廠長上任記》、《沉重的翅膀》……我們蕩滌那不斷冒出來的“左”的遺音餘緒，什麼“歌德與缺德”啊，“向前看啊，文藝”等。1980年1月號 《紅旗》雜誌頭條．發表了我們寫的專論，批“文藝黑線專政論”文章。這是文藝界最早的、有分量的文章，這篇文章署名為“文化部大批判組，二，主要是鄭伯農執筆。那些年，伯農寫了不少好文章。曉天雖然沒有寫太多的文章，但他從事組織、協調等工作，觀點鮮明。他為人平易，待人寬厚。團結同誌，溝通各方。我們愉快地度過了那段一起走過來的日子。
中國進人一個改革的時代，尤其是政治體製的改革，命中注定是極其悲壯的。還是在清末，無論是李鴻章還是梁啟超都說過，中國麵臨著三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這就是從兩千多年君主專政到現代憲政民主的轉型。現在這個轉型並未最後完成。“人是生而平等的”，美國人傑弗遜如是說，自由與君主專政不相容。“專製製度與人性是不相容的”，馬克思在他的“全集”第一卷中如是說。當形勢發展深化，在思想理論戰線觸及到帶根本性的關於“自由”與“人”的價值觀念時，人們在思考，各人有各人的選擇。人各有誌，各人有各人自己的“路線圖”。
我與曉天，後來雖分處於不同單位，但是還是經常交流溝通，也彼此關注所言所行、為文為人。我認為曉天仍然在啟蒙運動的大潮中，按照原來的路線圖，堅定地繼續前進，直至生命的終結。我們仍然延續著開始一起走過來的日子裏建立的友情。
2009年7月於北京
海外哀思
露菲李茹同誌：您好！
幾次提筆給您寫信，都不知該說什麼，想到曉天同誌“遠行”，您的悲痛，我就無言以對。當我得知這消息時，我也是悲傷，多好的一位老領導，多麼好的同誌，怎麼說走就走了呢？
曉天同誌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至少有三十年），不但對我的工作幫助、支持極大，在處事為人方麵也給我們樹立了榜樣。他為人善良，主持公道，敢於講真話，在我遇到困難時，他給我力量，在順境中也經常得到他的提示，真是終生難忘。他的正直、公道和善良在日常工作中，特別在複雜的鬥爭中，顯得如此高潔，想想這樣的人還真是很少有。我在文藝界工作了幾十年，見過各種各樣的領導，像曉天同誌這樣平易近人可以放心依靠的領導並不多。
記得周揚同誌為人道主義、異化被批判時，那時不少人看風向都疏遠了“老爺子”。恰恰在這個時候，曉天同誌約我去看了周揚同誌。我記得那是一天晚上，我們坐上12路電車“ft當”到西單，步人安兒胡同1號，他勸慰周揚同誌不要把這事過分地放在心上（周揚同誌點點頭，可是後來周揚同誌還是為這事一病不起了）。當時的政治氣氛非常壓抑，多少有些凶險，他這一舉動我深受教育並為之感動。江曉天夫婦和x菲（右一遊在虎坊橋寓所（2002）
在周揚同誌還在領導文藝界時，曾與曉天同誌談過，要他擔任文聯黨組領導，而曉天同誌謙虛地謝辭了，他提出了另外的同誌擔任這一職務。他是謙讓再謙讓，不像有的人為了當官兒苦心鑽營往上爬。這樣謙讓的事情，如沒有光明磊落的品德，如沒有一心一意為人民為黨的事業鞠躬盡瘁的精神，一定是順杆往上爬。從曉天同誌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我們看到了曉天同誌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老天不公，竟將這位良師益友過早地接去了，想到這裏，不禁潛然淚下。
親愛的李茹同誌，我無法安慰您，但我要求您注意健康，我想曉天同誌在天之靈，他也會這樣希望您的。
我希望您不要把悲傷帶到2009年，好嗎？
遙祝
健康平安！
露菲
2008年11月17日感恩節於美國
清明時節寄哀思
李興葉
時近清明，倍思故人。江曉天同誌離世已半年了，一直想寫些文字緬念這位老領導、我心中的老師，但思緒亂紛紛的，不知從何說起。他走得太突然，李茹同誌在電話中一句：“興葉，老江走了，上午在電梯裏……”驚得我瞳目結舌，隻是“啊，啊”的不知如何應對，因為之前兩天我給李茹的電話中還說過了節便去看他，他的離去沒有一點征兆。
我是上世紀70年代末調人文聯理論研究室的，在研究室工作的八九年裏，我有幸受到賀敬之、馮牧、陳荒煤等文藝界老前輩老領導的教誨與培養，而直接領導我、幫助我成長的便是江曉天同誌。這是我一輩子永遠感激的。
老江早年參加革命的曆史，他五六十年代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工作時作出的傑出貢獻（出版了“三紅一創”、《李自成》等新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研究室的年輕同誌都不太了解，因為他不太在我們麵前提起那些往事。他在大家心目中樹起的威望，並非憑借過去的輝煌，而是他樸實、真誠又睿智的人格魅力。
對黨忠誠、工作認真、生活儉樸，是老江這一代共產黨人的共同品質，我親曆的幾任領導都給我這樣的感受。而在老江身上，我強烈感受到的是他對文學事業的熱忱與愛，對同誌、特別是對他的屬下的關心與愛護。他是一個既有原則，又極有人情味的共產黨人。
老江對文學事業的熱忱與愛，許多老同誌比我了解得多，我隻想說說他對我們這些屬下的關心與幫助。
記得1980年的春節，他與丁寧、非光等研究室領導挨家挨戶給大家拜年。我很感動，感到這真是革命隊伍中的優良傳統，但也沒深想。過了兩個月，辦公室的同誌突然給我20元錢（當時我們的月工資也就50-60元），說是經室裏研究給你的生活補助。我很奇怪，問為什麼，我又沒申請。辦公室的同誌說了，領導們春節看了大家，回來後老江對他們說，看了看大家，興葉家最窮，什麼也沒有，要我們關心關心。聽了，一股熱流登時湧上心頭。當時我自認為早年的苦日子已經熬過去了，眼下雖不富裕也不感到困難，隻是房子小點，東西少了，也習慣了。沒想到老江他們隻待了十幾分鍾就已經看在眼裏記在心中，回去還關照了辦公室，真是個知冷知暖關心部下的好領導。
80年代中，我妻子患病要住院開刀。那時，能住上一個好一些的醫院，找上一個好的手術大夫很困難。我與妻子又都是遊子，在京城無親少友。一天，無意中在室裏談到這些煩心事，被老江聽到了。他馬上說，有辦法，找劉波。當時我都不知道劉波是誰，能幫什麼忙。老江說是作家曲波的愛人，《林海雪原》中小白鴿的原型，一直在衛生係統工作，請她幫忙沒問題。於是他便打電話、寫信，讓我去了劉波大姐家，也第一次見到尊敬的作家曲波。他們十分熱情，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妻子順利地做了手術。記得當時曲波對我說，曉天讓辦的事，沒得說，讓我深感他們對老江的情意。
另有一件事也是令人難忘的。80年代初，為加強研究室建設，要調人些業務骨幹，其中有北京市的張維安同誌。記得他原是一所中學的老師，在批判“四人幫”、文藝界“撥亂反正”的論戰中寫了不少好文章。在辦調動手續過程中，張突然患病，是癌症。手術出院後還調不調他，上下都有議論，怕調來後舊病複發成為負擔。但老江仍堅持原議：調。他認為張是個人才，不能因為有病就棄之不顧。既然我們有過承諾，不管將來如何，組織都得管。張上班後，給大家印象很好，是個德才兼備的好人。不幸的是，一年以後他的病又複發並轉移了，大家都非常難過，都想為他做些什麼。張幾十年來一直要求進步，多次申請人黨，因為家庭社會關係等原因沒能如願。研究室支部研究認為，根據張的一貫表現，這個時刻應該是討論他的最後願望的時刻了。我們把這想法與老江彙報，老江特別支持，說這事做得對，要趕快抓緊辦。當我們做一項項具體工作時，他又主動去跟文聯黨辦講清情況。於是很快這次申請人缺席的支部大會召開了。記得是老江第一個發言，支持支部討論接納張維安同誌加人中國共產黨，說了他的心情，一是欣慰，二是沉重……那次支部大會給每個參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個人都默默地祈禱能在張維安身上發生奇跡，也衷心祝賀他政治生命的誕生，並且都感到自己感情上得到一次淨化。會後我們將會議的錄音送到了張維安同誌的床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