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見1932年湖風書局版《地泉》。的文學創作方法，也比資產階級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要高出一個階段。新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的文學，將要繼續巴爾紮克等人的資產階級的現實主義而往前發展。”他的結論是“要發展辯證法唯物論的創作方法。”①
其實在1932年《普洛大眾文藝的現實問題》一文中，瞿秋白就指出過，“無產階級不需要矯揉做作的麻醉的浪漫蒂克來鼓舞，他需要切實的了解現實，而在行動鬥爭之中去團結自己，武裝自己；他有‘現實的將來，的燈塔，領導著最熱烈最英勇的情緒，去為著光明而鬥爭。因此，普洛大眾文藝，必須用普洛現實主義的方法來寫。”② ， ’f
這種普洛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以“切實了解現實”為基礎，並在“現實的將來的燈塔”照耀下，反映群眾的生活鬥爭，用一種“最熱烈最英勇”的情緒去鼓舞群眾，領導群眾“為著光明而鬥爭”——即為勞動人民解放事業的徹底勝利而鬥爭。
這種普洛現實主義的方法，既不脫離現實，又有理想照r7，而且充滿革命英雄主義的精神。30年代初瞿秋白提出這一馬克思主義文藝的重要間題，有一定的意義，比1933年11月1日周揚第一次在《現代》雜誌介紹蘇聯剛剛提出、還在討論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要早些。但以今天的觀點來考察，他把真正現實主義歸結為要把“情感和理論建築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之上”，還要“表現意識轉變的唯物辯證法的規律性。”又失之教條，失之機械；而籠統地反對浪
①原著載1933年4月1日《現代》第2卷第6期．署名靜華．見《瞿秋白文集》文學編（四）第4-19頁
②《粗秋白文集》文學編（一），1985年版，第479-480頁漫主義也未必妥當．早在1921年，克魯普斯卡婭就曾在《政治教育總委員會和藝術》一文中指出：“需要探索，需要檢驗在形式方麵取得成就以及群眾對這些形式的態度。現實主義、印象主義、象征主義、浪漫主義等等，什麼東西更加合乎群眾的心意一些？這應該努力用實踐來檢驗。當然，共產主義的內容是可以灌注到這些形式的任何一種去的。”①絕不能把一種創作方法確立為無產階級作家必須掌握的標準，而這卻正是“拉普”理論家們的追求，又如“拉普”理論家還把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看作唯心主義的反映，這一切對於處於早期尚且幼稚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學不能不發生影響，而中國並未就早期無產階級文學理論進行過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討論，對其中受“拉普”的影響的成分也從未進行過認真的清除，導致對其後的文藝思想和實踐都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瞿秋白雖然達到了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的高水平，卻也不可能突破這種來自蘇聯的曆史局限，這是無法苛求於他的。
如從1931年至1933年間，由於瞿秋白以及其他左翼作家的倡導，拉普派的“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的口號是被我國許多作家拿來作為克服“革命浪漫蒂克”的創作傾向的法寶的。
1931夏天，丁玲在上海光華大學的講演中，談到她寫《韋護》的構思時說：“我又想用更好的方法寫它，用辯證法寫它，但不知怎樣寫。”②
1931年11月20日出版的《北鬥》第一卷第二期，發表
①《克香普斯卡婭論藝術和文學》，莫斯科——列寧格勒藝術出版社1963年版，第90頁
②丁玲：《我的自白——在光華大學講》．見1931年8月10日《讀書月刊》第2卷，第4, 5期合刊了馮雪峰（署名何丹仁）根據白譯本轉譯的法捷耶夫的《創作方法論》。法捷耶夫是後期“拉普”的重要成員，創作頗有影響；這篇論文又接觸到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的一些實質性理論，而且是迄今為止見到的闡述這個創作方法比較詳細的論文。
丁玲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北鬥》第二卷第一期特大號，開展了“創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討論，不少進步作家都寫了文章。
鄭伯奇開的藥方是：“把握唯物辯證法是克服這些錯誤傾向的唯一方法。”“把握唯物辯證法去觀察社會認識社會，自然不會得到觀念論的，把握著唯物的辯證法去處理題材表現題材，作品自然不會墮入觀念論的陷阱，更不會跑到唯美的非大眾化的歧途。”①
穆木天在討論文章中說：“我們不要觀念的英雄主義，我們不要理想主義的態度，我們更不要諷刺笑罵的態度；我們所要的是真實的，沉重的現實主義。隻有根據科學立場的現實主義，能使大眾認識社會的階級矛盾。”他認為，“作品中底內容的組織過程，社會的變化的過程，人物的心理過程，一切的作品中的過程，是要合乎辯證法．在作品中，絕對禁止有不合辯證法的分子。我們要辯證法地去把握一切的社會過程，而辯證法地去把他再現在作品裏邊。”又說，生活中有的是可以創作的材料，“隻要把這些材料用正確的分析，一用科學‘的方法把它把握住，不是有好些東西可作麼？辯證法地把這些現象再現出來，就是很偉大的創作了。”②
① 1932年1月20日《北鬥）第2卷第1期，第161頁．
② 1932年I月20日《北鬥）第2卷第1期．第150, 152頁．
沈起予希望“養出一副唯物辯證法的眼睛，以看到和描寫廣大的題材”。①
可見，他們一致認為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可以挽救創作於不振。
盡管1933年11月1日周揚在《現代》雜誌發表重要論文，第一次向中國文壇比較全麵的介紹了蘇聯剛剛提出來、還在討論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麵。論文確有一定的理論深度，切中了左翼文壇的“左”的時弊。論文有丫個副題，叫做：“‘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對構成“拉普”理論核心的“唯物辯證法的方法”的錯誤作了全麵的批判。而且1933年下半年以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介紹進來了，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即鮮有人再提了。而以後的文藝實踐卻使人感到，以世界觀代替創作方法，用政治過多地幹預以至於取代藝術的傾向並未絕跡，而真正的扭轉則是從新時期開始的。 突出民粹主義思潮，這既是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特征，同時也成為瞿秋白所提倡的普洛文藝觀的重要特色。
“ ‘向群眾學習’——就是‘怎樣把新式白話文藝變成民眾的’問題的總答複”。
“文藝大眾化的運動必須是勞動群眾自己的運動，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一定要領導群眾，使群眾自己創造出革命的文藝，’．．
、號召人們到民間去，到農村去，在我國現代史上，李大釗是最早的一個。他1919年2月在《晨報》上公開號召青年到農村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宜傳運動的精
（1 1932年1月20日《北鬥》第2卷第1期．第166頁。神，來作出開發農村的事”，類似的提法在以後的毛澤東那裏也出現過．而郭沫若在1926年也曾在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中提出過類似的觀點，那麼瞿秋白從借鑒蘇俄文學經驗出發，提出普洛大眾文藝的問題，是不可能絕對擺脫這種民粹主義色彩的。
民粹主義在文藝上最突出的特色，一是對資產階級乃至民主主義文藝的否定，二是把建立無產階級文藝大眾的希望建立在工人、農民群眾身上，因為我國當時還缺乏先進的大工業，事實上則主要把希望放在農村和農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