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頓時一陣酸楚湧來，聶華苓感歎雷震對這一天記得太清楚了，可雷震又怎能忘記呢？第二天他就被捕了……安格爾見到雷震格外激動：“我一直想見到你。我很佩服你。華苓對我講了你的許多事，你是一個很勇敢的人物。”雷震隻笑了笑。聶華苓問先生在牢裏情況，雷震告訴她：“牢裏有人發瘋呀。我沒有發瘋，因為我寫回憶錄。我寫了四百萬字，在出獄前被保防官帶了十幾個人搶走了，還有信件和詩稿。國民黨這種目無法紀的作風不改，要喪盡民心的。”……時間很快過去，雷震越講越興奮，毫無顧忌；十年鐵窗，癡心未改。
聶華苓也有許多話想對先生說，無奈與安格爾趕飛機的時間不多了，隻好起身告辭。這時安格爾突然說：“雷先生，你是我這輩子見到的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我很感激你給我這個機會來看你。我想問一個問題，假如你再有機會，你是不是還要做你十四年以前所做的事情？”雷震大笑，說：“不可能了！不可能了！”這大概出乎這位美國詩人的意料，他對中國人的事情了解得實在太少了。雷震夫婦將聶華苓、安格爾一直送到巷口，一聲聲再見，一聲聲珍重。“……我知道再也見不到他們了。我和安格爾走了一段路，回頭看看，兩位老人仍然站在那兒——站在正午的陽光中”，這是聶華苓對雷震最後的記憶，此時她的心一直在流淚：
這次我去看雷先生，走的是舊時路，看的是舊時人，卻不是舊時的心情。五十年代，我是雷家常客。雷先生有時在他家開《自由中國》編輯委員會。胡適、殷海光、毛子水、戴杜衡……一些最好的中國頭腦曾在那兒論文議事。我是編輯委員會中最年輕的一員，也是惟一的女性。我對現實政治一向低能。但是，我從他們那兒悟到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風骨。政治風雲變化無常；人的風骨可是一輩子的事。雷先生雷夫人也常在木柵家中宴請為《自由中國》寫稿的作家們。台灣文壇許多朋友就曾在雷家酒酣耳熱，歡笑滿庭。十四年後，我再到雷家時，寂寞蕭條，人情冷漠。雷先生呢？他已坐了十年牢。再見時，他依舊意氣軒昂，依舊赤子之心，依舊憂國憂民，依舊堅持他對民主的理想。我們見麵都很激動，他一股勁兒找眼鏡，我竭力忍住眼淚……
又是一個十四年。1988年，聶華苓與安格爾再次來到台灣。
她沒有忘記雷先生，也無法忘記。這時，雷震已安息在南港“自由墓園”中，與他永遠作伴的是同窗羅鴻詔、至友殷海光，還有他最心疼的愛子。這次，聶華苓與一些朋友是帶著鮮花浩浩蕩蕩地去看雷震先生，當車子沿著彎曲的山路緩緩向上時，紛紛細雨，蒙蒙山霧，聶華苓一下子竟似幻似真，“……我又走向雷家，我又去開《自由中國》編輯會議，我又可聽到雷先生和殷海光激烈辯論，我又看到多年寄居雷家的羅鴻詔先生捧著茶在一旁嗬嗬笑，我又可和坐在輪椅裏殘廢的德成（雷震的兒子，作者注）聊天。他們全在自由‘家’園，一點兒也不錯，他們的‘家’就在那高高的山坡上。”在雷震與兒子德成之間有一塊空地，是預留給與雷震患難了大半個世紀的妻子宋英女士的。在下麵的一塊小園地，躺著雷震心愛的小狗。聶華苓向先生行禮時，熱淚涔涔，她覺得雷先生並沒有死，而是站在那高高的山嶺上，一隻手向島上一揮，鏗鏘有力地對聶華苓說：你看，我當年拚命鼓吹的意見是對的吧！台灣不正是朝著那個方向走嗎？我冤枉坐了十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