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們在一起校對稿子的情形。每篇稿子都是經過雷震、黃中和我三人先在社中仔細一校再校；在出刊前幾天，我們三個人又一同去印刷廠作最後一次校對。首先我們要仔細校對錯字，一字之誤，就可惹出大禍。……十年之中，我們換了七個印刷廠，就因為特務找麻煩，老板怕坐牢。除了校對錯字外，我們還得絞盡腦汁修改可能出問題的文字，在國民黨的特務審查之前，我們自己已經嚴格地審查過了。一字一句，我們三個人常常討論很久才決定。每次出刊前，我們就那樣子在一起工作兩整天。常常在我們低頭默默校對的時候，雷震會自顧自笑了起來，樂得像個孩子，把文章中一句俏皮的諷刺話指點給我們看；或是向我們講他如何愚弄跟蹤的特務的趣事，一麵講一麵笑，好像小孩子講捉迷藏一樣。每次校對完畢，天已經黑了，我們三人就擠上公共汽車，一道去沅陵街的新陶芳吃鹽局雞；吃完雷震就跳上公共汽車回木柵。他擠在人堆裏向我們招招手，車子開走了，我還可從車窗裏看到他孤立的高大身影。
1962年至1964年，聶華苓應台灣大學中文係主任台靜農之邀，在現代文學寫作班教授小說創作；徐複觀也邀請她去東海大學講授創作。之後，應邀為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訪問作家，從此定居在美國……1971年，聶華苓與美國詩人安格爾（Paul Engle）結婚，這是她的第二次婚姻。聶華苓於1964年離開台灣，在美國曾收到雷震從獄中給她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雷震對聶華苓的母親在前年去世表達了自己的沉痛心情，並對聶華苓能夠赴美深造感到欣慰，這封信聶華苓一直珍藏著。1971年1月9日，出獄後的雷震第二次給聶華苓寫信，以言謝她透過台灣《聯合報》送來的四千元台幣。雷震說“承賜四千元，感激之至，對我一家生活幫助很大。我下獄十年，收入全無，一切全賴在美子女養活。我未坐牢時有國大薪津等等，一個月約有八千至一萬元收入。後國大加薪，收入每月有一萬四千元。
故十年坐牢，我個人損失約達兩百萬元，即五萬美金。……可見從事民主運動之不易，無怪一般人趨避也。” 1971年，聶華苓與安格爾結婚，雷震夫婦特意托人為他們帶去一隻鼎，作為賀禮，“鼎者重也，盛也”。1974年春天，聶華苓夫婦決定返台專程看望出獄後的雷震。當抵達台北後，聶華苓立刻就想去雷震家，卻被朋友們攔住了。聶華苓回憶說：“我認識的人，反應不同。有的人不置可否——沉默是金；有的人說，雷震出獄之後也很不錯嘛，現在也不必去擾他了，也不必為他招麻煩了；有的人說，他們非常了解我要看雷震的心情，我當然應當去，但不要聲張，也不必馬上去，最好在我們走的那天去，看了雷震就上飛機！為什麼呢？因為……朋友笑笑，很抱歉的樣子，‘因為怕人攻擊，要是什麼黨棍作家給你在報上打一棍子，再有人一起哄，你和保羅兄在這幾天就不好受了。你最好是悄悄地來，悄悄地走’。” 聶華苓決定在離開台北的那一天前去看望雷震。
雷震這時已知道聶華苓夫婦要來，有人打電話通知了他。聶華苓夫婦在台北停留了五天。在最後一天如何去雷震家，卻頗費一番周折。雷震這時家住台北郊區，妹夫的朋友本來想開車直接送過去。可轉念一想，雷震家對門的房子裏住著十幾個特務，時刻監視著雷震的一舉一動。如果開車過去，車牌號碼必被抄下無疑。後來這位朋友先將聶華苓夫婦送到景美，剩下三分之一的路程時，讓他們再轉乘出租車前往木柵雷震的家。安格爾對此大惑不解，一再追問：為什麼？為什麼？聶華苓與他說不清，對他說：“很複雜的，到了台灣，你跟我走就是了。”整整十四年之後，聶華苓終於見到了這位《自由中國》社的“老板”，當他們下車走進大門時，雷震夫婦迎了出來。聶華苓緊緊握著老人的手，一句話也說不出。雷震不停地問：“眼鏡呢？眼鏡呢？我的眼鏡呢？我眼睛不行了！”戴上眼鏡，雷震仔細端詳著聶華苓，說“還是老樣子。十四年不見了！最後那天見到你是1960年9月3號，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