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著名女作家聶華苓是當年《自由中國》社年輕的“老人”。
1949年，她從中央大學畢業後，與母親弟妹一家人到了台灣。當時急於要找工作養家糊口，當她聽說《自由中國》社需要一個管文稿的人時，便在友人李直中的介紹下，見到了剛剛開張不久的《自由中國》社“老板”雷震。雷震隻看了她一眼，未多說一句話，隻是點點頭，說：“好吧！”從此，聶華苓就成了《自由中國》社的一員，直至1960年9月雷震被捕時，也從未離開一步。進社不久，聶華苓懷孕了，挺著一個漸隆的肚子堅持上班，雷震渾然不覺。有一天，李直中發笑地告訴聶華苓，說雷先生想為她介紹一個男朋友。那一年，聶華苓二十五歲，再有一兩個月就要分娩，“就憑我日漸膨脹的笨重樣子，認識的人全知道，隻有粗枝大葉的雷震沒看出來”。開始一兩年，聶華苓覺得在《自由中國》社不快活。當時家庭負擔很重，既要上班管文稿，又要寫文章，還要擠出時間翻譯一點作品賺些稿費以維持生計。
當時辦公室裏氣壓太低，常讓人透不氣來。“雷震的老部屬劉子英作威作福，儼然一副主子麵孔。他隻是個會計，但什麼事都管。工作人員隻有四五個人，每天還得在一個本子上簽到。有一天，我遲到了半小時，劉子英就在我的名字上打了個問號，同事全討厭他，叫他‘奴才’。” 直至有一天，聶華苓突然被雷震喊去，人生一下子改變了。剛一進門，雷震就對她說：“聶小姐，我還不知道你寫文章呢，從今以後，你就做編輯吧，特別負責文藝稿。”這時，聶華苓發現雷震手中正拿著她那篇已發表的文章。她興奮至極，頓時覺得此時的雷先生“站在小木屋裏顯得更高大了”。從此，聶華苓步入一生中最為關鍵的發展時期，初而一般編輯，進而文藝編委，日後更成為《自由中國》社中最年輕的挑大梁的人物。聶華苓一生感激雷震當年對自己的關愛與提攜，她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在雷震垂暮之年，聶華苓不僅在經濟上對先生多有支持，也是雷震晚年最想見到的一個人。
《自由中國》半月刊並非一本純粹的政論性刊物，隻是在當時，由於《自由中國》發表大量的極具分量針砭時局、坐而論道的檄文，人們的視線很容易集中在這本刊物的政治和經濟等內容上，包括後來的史家也是這樣。就其這本雜誌的整體來說，如果忽略了《自由中國》半月刊“潤物細無聲”的文學部分，仍不能窺得它的全貌。《自由中國》半月刊“征稿簡則”第六條，即為“其它反極權的論文、談話、小說、木刻、照片等”之稿約。在《自由中國》出刊十年二百六十期中，有關文學方麵的內容，占總發稿量的百分之三十 ，共刊出“三百篇文學作品，包括八部長篇小說，三部劇本，及其它新詩、短篇小說、抒情散文、文學理論、書評等不同文學類別的文本，隱然呈現出五十年代台灣一個文化層次的風貌、文學曆史的縮影。
” 在這十年中，其重要的作者有：陳紀瀅、金溟若、朱西寧、司馬桑敦、林海音、聶華苓、吳魯芹、陳之藩、餘光中、於梨華、周策縱等人；其重要的作品有：《城南舊事》（林海音）、《荻村傳》（陳紀瀅）、《落月》（彭歌）、《歧路》（金溟若）、《火炬的愛》（朱西寧）、《我的父親》（段永蘭）等。這些作者和作品雖然大部分於我們很陌生，也很遙遠，非一兩句話就可說盡，但作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另一部分”，似乎又不能不提。聶華苓為《自由中國》文藝專欄的實際負責人，為推動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文學作品的發展，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