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20日，著名曆史學家唐德剛在北美洲撰文以紀念雷震逝世十周年，這也是由傅正主編的《雷震全集》正式出版之際。唐德剛以其一以貫之的“汪洋恣肆、縱橫開闔”的筆法，回顧了他本人與雷震這位前輩相知與相交的全過程，並說現在“……是我們替儆寰先生豎銅像的時候了”。在台灣為雷震造一座銅像這話原本出自於胡適之口。1952年11月，胡適從美返台講學時，正值《自由中國》創辦三周年紀念會在台北“婦女之家”舉行，當時有社會名流、國民黨官僚、黨外人士一百多人到場，這是胡適到台灣後第一次作公開演講。據聶華苓回憶，胡適“開頭就說，‘雷先生為民主自由而奮鬥，台灣的人應該給雷震造個銅像。’那兩句開場白引起久久一片熱烈掌聲。” 胡適對雷震有著如此之高的評價，以唐德剛個人的看法，大概是“胡氏鼓吹了一輩子民主，處處碰壁；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誰知道在垂暮之年，卻遇到這樣了不起的‘傳人’雷震。雷震所搞的簡直就是百分之百的‘胡適民主’” 。
胡適、雷震與《自由中國》半月刊，可說是推動台灣社會朝著民主政治方向發展的三個關鍵因素：設若當年沒有胡適的大力支持，《自由中國》不可能維持十年的生命；如果沒有雷震不計個人毀譽的全力投入，《自由中國》也難以衝破國民黨當局對言論自由的百般禁錮；而沒有《自由中國》十年的抗爭，民主憲政理念就不可能在台灣社會深入人心。胡適雖是《自由中國》半月刊揭櫫自由民主理念的一麵大旗，但在《自由中國》整整十年社務中，扮演其重要角色的卻是雷震，他“不僅基於立憲主義原則對時局提出針砭，其思想的變化亦與外在政治環境的改變息息相關，而趨向於實踐。這種由理論趨向實踐的思想特性，是同時代的中國自由主義者、立憲主義者所較欠缺者，也罕見於中國一般知識分子間。” 胡秋原有過一段很重要的回憶，將當年組建反對黨和胡適、蔣廷黻、雷震以及他本人的態度作了一個比較，盡管他本人始終認為“救國之道多端，不一定要從事政治或立黨”，但雷震在當年勇敢地突破傳統知識分子的舊轍，有別於一般的知識分子則是不言而喻的。胡秋原這樣寫道：
四十五年，羅先生（指羅鴻詔，作者注）在台大醫院病故，他孤零零的一人死在台北 。我到台大醫院太平間悼喪，發現儆寰兄一人守靈。這樣，我們便在鴻詔兄靈前握手複交了 。這年十一月，我奉派為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儆寰兄到鬆山機場送行。他當著許多人麵前開口便說：“你見到蔣廷黻時，請代我問問他，反對黨的事他究竟幹不幹？”……我到紐約後，曾將儆寰的話代問蔣廷黻大使。他說，他現在身為代表團團長，不能談這件事。……有朋友告訴我，反對黨之議，起於宋子文。他知道他不足以號召，便去找蔣廷黻商量。蔣認為自己的聲望還不夠，最好由胡適出來帶頭。不日，胡適先生知道我來紐約，約我到他家吃飯，問我對反對黨以及他出來領導有何意見？而且再三說，希望我“說老實話”。……我說反對黨是民主應有之義，但在今天台灣則不適宜。……民主政治與反對黨需要條件。
文治與基本的法治，一也；言論自由，二也；自由經濟培養出大批中產階級，三也；由此產生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四也。最後一點，最為重要。否則，今天以胡先生的聲望，在新公園演講，宣布新黨成立，可以得到十萬人的歡呼。但如果槍聲一響，第二天可能一個人也沒有了。……等到四十六年我經歐洲回台灣之時，……此時儆寰兄家中常常高朋滿座談反對黨問題。承他好意，也請我吃飯，參加談話。……在這些談話中，我聽的時候多，說話的時候少。儆寰兄曾經兩三次對我說，希望我參加反對黨之發起。我很鄭重的回答：我讚成和支持反對黨的運動，但“你與胡適先生都可發起反對黨，唯有我不能。在許多朋友中，我年紀也許最輕，但幹反對黨，我也許最早。我是在民國二十二年就參加所謂閩變的。我青年時代反國民黨，中年因抗戰而支持國民黨。現在是我的晚年，如又反對國民黨，隻要四個字，就可將我打倒。”……他知道不可強，但他仍不斷請我到他家吃飯。我有時去，忙了便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