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9月，雷震出獄後，曾到胡秋原家吃過一次飯，沒有討論政治問題。有一件事讓胡秋原始終引以為憾，就是胡適為什麼在“反對黨領袖”這個角色上多有反複，其中有何重要的原因？胡秋原覺得“這無論對於研究反對黨曆史或儆寰個人命運都有重大關係”，他當年幾次想問雷震都未果，想起來一直覺得惋惜。胡秋原對雷震的評價很高，“就我三四十年與儆寰兄淡水之交的觀感，第一、他是一個直爽的人；第二、他篤信民主主義，並身體力行，從事反對黨的組織，是一個有道德勇氣和狂狷之氣的人；第三、我想，今天是可以組織反對黨之時了，如他在今天組織反對黨，我想他一定不會組織一個主張台獨而有法西斯作風的反對黨，而一定是一個民主統一的反對黨，是我深信不疑的。
” 作為一個曆史學家，唐德剛本人對雷震的評價則是從人類大曆史觀這一視角出發的。他從民主政治說起，認為既不能靠執政者的“恩賜”而來，也不是靠“槍杆子”可以打出來的。民主政治是要以“一個富裕安定、光彩輝煌的中產階級的政權作為基礎的”。他還以拿破侖等人為例，說這些人“武力打倒了專製，到頭來自己卻做了獨裁者、大皇帝……”而鐵肩道義的書生輩一如譚嗣同、雷震、胡適等人，僅憑“頭顱熱血、筆杆嘴巴來爭民主，也是爭不到的”——君不見，這些人不是被殺頭，就是坐大牢，或含恨而終，其原因就是沒有一個相對製衡於“利益集團”的政治勢力而存在。所以雷震這樣一位方孝孺式的人物，隻能成為一個時代的先知和聖者，“他們走在時代的前麵，沒有他們‘導夫先路’，後一個時代，就沒有順理成章、光輝燦爛了” 。因此他斷言：雷震這位民主先驅的銅像遲早要出現的……
1971年，唐德剛應邀返台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這時雷震剛出獄不久，唐德剛一時竟不知自己是否應去拜見一下雷震先生？當時台北的一些親友們，在談起雷震這個人時，仍人人色變，這讓他猶豫不決。在此之前，他與雷震並無實際交往，雖在胡適的鼓動下，當年這位哥倫比亞大學曆史學博士曾給《自由中國》投過稿。以唐德剛本人的推測，1958年，胡適從美返台在南港定居後，肯定與雷震談起過自己。因為時隔不久，唐德剛就收到了雷震的來信，向他正式約稿。若說起來，唐德剛與雷震多少還算得上是一個“至戚”。雷夫人宋英的娘家，與唐家已有多代親戚關係。若以唐的本家算，宋英大他兩輩；若從唐的外婆家算，宋英比他大一輩。“我們唐宋兩家真是姻聯秦晉的。可是當雷公在重慶做大官，我也在重慶穿草鞋、害夜盲、做難童時，我沒有找過他。後來我大學畢業了，在南京作‘待業青年’，也沒有去找過他們，雖然宋英委員那時與我姑媽她們頗有往來，姑媽也勸我去‘找雷儆寰推薦、推薦’，但是我始終未去拜謁過。
後來雷公在台灣坐牢了，我奇怪為什麼胡適之先生不去看望他，而我自己倒想去探監，可是始終沒有這個機會……” 現在既然雷震已出獄，唐德剛也來到了台北，兩人見一麵大概也是不能免的。唐德剛找了一個借口搬出嶽父家，住進台北“中泰賓館”。在賓館，唐德剛給雷震打了一個電話，說要去看他。雷震卻說：“你不能來！”唐問為什麼？“我家四周都有特務……我來看你！”說完，雷震就掛斷了電話。雷震果真來了，“高大的個子，講話那樣斬釘截鐵，真是‘雖千萬人，吾往矣！’有其凜然不可犯的器度……” 這一天，雷震與唐德剛談了兩個鍾頭，沉浮往事，數曆不堪，“彼此都唏噓不盡”……這是唐德剛第一次見到雷震，也是最後一次“親炙高風”。雷震走後，唐德剛言猶未盡，慨然係之，說“大丈夫，男子漢，當是如此！”若幹年後，唐德剛撰文以紀念雷震逝世十周年時，回憶當年相見情形，如曆曆在目，“臨別之時，我們相約再見，下次到他家中吃飯，並好好再談談，誰知竟是永別。如今雷公墓木已拱，憶別時言語，真是‘懸劍空壟，有恨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