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曾說：“建國以後，成功的地方我都高興。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10]P54仔細揣摩鄧小平覺得“最痛苦”的原因，其中自然有自己和家人遭遇的不公正待遇，但更多的是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是對百姓困苦生活的深深憂慮，是為他們所受不公正待遇鳴不平。
在1972年開始的江西調研過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鄧小平對基層百姓困苦生活的感同身受。鄧小平在樟樹江西鹽礦考察，“看到礦上工人在簡易工棚中揮汗如雨、艱苦勞作、努力生產的感人場麵，禁不住上前緊握著一雙雙工人的手，動情地說，你們的精神太值得學習！”[6]P462眾所周知，“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社會經濟的凋敝，百廢待興。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新中國已經成立20多年，鄧小平看到的卻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社會。不難想見，鄧小平之所以動情，一方麵當然是有感於工人們吃苦耐勞的精神，另一方麵則是有感於“文革”對生產造成的破壞，令人扼腕。
1972年11月13日，鄧小平來到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鄧小平看到當地的百姓，在初冬時節，“僅僅穿著一條單褲，衣衫襤褸且大部分是自織的土布”[6]P464，“他為曾經為革命作出巨大貢獻的老區人至今還這麼窮、這麼苦，十分難過，一塊沉甸甸的石頭壓在他的心頭”[6]P465。此時的鄧小平分明有了憤懣的成分，“為革命作出貢獻的老區人”並沒有嚐到革命勝利帶來的果實，仍然過著清苦的生活。後來，鄧小平來到寧岡，看到寧岡也是一片貧窮景象，群眾生活非常艱苦。當他在井岡山上看電影《紅燈記》時，看到扮演李玉和的錢浩亮出場的時候，深有感觸地說：“這個浩亮姓錢。‘文化大革命’‘錢’也不要了，就叫浩亮。”“沒錢能幹什麼，國家窮，人窮，不就是沒有錢嘛！”[7]P147這句話決不是鄧小平隨口說說，而是內心真實想法和感受的抒發。仔細品味“沒有錢能幹什麼，國家窮，人窮”，不正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深刻思考嗎？所謂“社會主義”用樸素的話語來講，就是國家有錢，人民有錢，過上物質豐富的日子。而隻有發展生產，發展經濟，才能創造巨大的社會財富，最終達到國富民強的目標。
鄧小平對個人利益的重視並不是共產黨人對“人民利益”的第一次發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直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但是，鄧小平通過改革開放，更好地實現了人民利益，帶領人民走出貧窮，奔向富足的小康時代。
三、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鄧小平執政理念的基本途徑
如前所述，要實現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的統一必須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前提。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鄧小平在總結過去經驗，分析當前社會形勢的基礎上指出：“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講，正確的政治領導的成果，歸根結底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所以，“我們一定要根據現在的有利條件加速發展生產力，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麵貌好一些”。[7]P128在鄧小平看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隻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能堅定社會主義道路，才能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在江西三年的所見所聞、三年的思考，讓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的弊病有更深刻的感受：奉行“人海戰術”，不講究分工，也不注重經濟效益，機械化程度低，生產效率低下，導致國家積弱，人民窮困。所以，在整個江西調研過程中，鄧小平強調發展生產，以及如何發展是最惹人注目的。
鄧小平在考察江西鹽礦時，看見工人揮汗如雨，十分辛苦，動情地說：“你們的精神太值得學習了！大家現在的工作很辛苦，以後實現了機械化就好了！”[10]P147可以看到，鄧小平將“機械化”不僅看成是一種提高生產力的手段，而且是“解放雙手”，提高勞動者福祉的工具。如果說手工辛勤勞動也能創造物質財富，那麼“機械化”的優點就在於“多快好省”，能夠節省人力，提高勞動效率，減輕勞動者的負擔。鄧小平在泰和拖拉機廠、泰和米廠和瑞金電線廠調研的時候都談到了“機械化”的問題，他說：“應該說，現在比過去好了很多，解放後我們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和西方國家比起來，我們最少落後40年。我們還需要努力！”[11]P203在此時的鄧小平看來，不應該如“文化大革命”中那樣簡單地強調與“西方國家”的對立，強調資本主義的腐朽，而應看到與“西方國家”的差距，向西方學習。不但要向西方學習，而且要和西方做生意，賺西方人的錢。1973年2月9日，鄧小平參觀景德鎮陶瓷廠，在了解到陶瓷生產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破壞時，心情很沉重。後來當他聽到陪同人員介紹，瓷廠現在正在按照周總理指示生產出口產品時，鄧小平鼓勵他們說：“是可以嘛。”這表明鄧小平已經跳出了對西方的“關門主義”思想。鄧小平的思想在1972年的中國絕對是超前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他具備遠大的戰略眼光和膽識。
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既然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那麼具體如何實施，又如何解決生產力發展之後帶來的問題呢？鄧小平在瑞金紅都製糖廠的一段講話透露出他最初的設想。當鄧小平來到製糖廠的車間，發現包糖果有手工包裝和機械包裝，就問：“手工和機械每天各包裝多少斤？”被告知手工包裝大約80斤，機械包裝400多斤。鄧小平問：“那為什麼不全部用機械包裝呢？”陪同人員一下子被問住了，支支吾吾地回答：“那樣的話，很多工人就沒活幹了。”鄧小平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多出來的工人可以先送去培訓，部分工人先上班，然後輪換，這樣工人的素質就會提高。”[6]P474這裏，實際上指出了“機械化”可能帶來的問題，那就是生產力的過剩，工人可能會下崗，造成新的社會不公平。鄧小平的解決方案是不是能解決這個問題呢？試想所有的工人都接受完培訓，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又應該如何進行分工？鄧小平在當時沒有給出進一步的答案。不過我們可以從他後來的講話中找到答案。
鄧小平提倡共同富裕，但是反對簡單的平均主義。他指出：“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10]P155鄧小平在瑞金紅都製糖廠，建議把工人送去培訓，拋去半人工半機械化的生產模式，為的就是全麵提高效益，追求共同富裕。同時，鄧小平也認為共同富裕不是沒有差別的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等富裕，而是一種有先有後的富裕。那麼究竟哪些人應該先富裕起來呢？鄧小平指出：“我們要求所有的人都努力上進，但畢竟還要看各個人自己是否努力……這種個人努力程度的差別，即使到共產主義也會存在。”[7]P106這句話，其實已經給出了前麵問題的答案：把工人送去培訓是作為讓個人努力上進的機會，至於結果如何，誰有機會提拔升任管理職位，誰繼續留在生產第一線，甚至下崗失業，這便由個人努力的程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