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西調研看鄧小平新時期執政理念的雛形
鄧小平理論研究
作者：萬義兵 熊靜
[摘 要] 鄧小平的執政理念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長期的革命實踐和思考的結果，在1972年江西調研中已初步展露。實現人民利益是核心，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是基本途徑，重視精神的力量是實現執政理念的重要保障。
[關鍵詞] 鄧小平 江西調研 執政理念
在1972年11月到1973年2月間，謫居江西的鄧小平獲準在江西進行考察，他先後到吉安、井岡山、泰和、興國、會昌、於都、瑞金，考察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江西的經濟、社會、生產狀況。雖然整個調研活動異常低調，鄧小平甚至被傳為“東南亞外賓”。但是，如果仔細去品味鄧小平1972年的江西考察，透過其不多的話語，會發現這是鄧小平新時期執政理念的一次初步展露。
一、從江西調研的背景和執政理念說起
鄧小平以“黨內第二號走資派”身份謫居江西新建，並走進車間和工人一起參加勞動長達三年多。這三年時間無疑是鄧小平的人生低穀，但同時也給他提供了一段冷靜思考的時間和空間。“使他得以擺脫北京嚴酷的政治亂局——那裏，受到懷疑的人還在處心積慮地招架隨時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1]P33正如卓琳所說：“通過三年的觀察，鄧小平更加憂思國家的命運前途。通過三年的思考，他的思想更加明確、思路更加清晰、信念更加堅定。這些，對於他複出不久即領導進行全麵整頓，以及在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製定新時期路線方針政策產生了直接影響。”也正如傅高義所說，“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歲月使他能夠對國家的重大和長遠目標形成清晰的認識。倘若鄧小平沒有對中國需要進行的改革的性質以及如何加以落實作過長期思考，很難想象他在1977年以後能夠采取那些熟練而有力的措施”[1]P33。可見，在江西下放的三年，是鄧小平思想進一步發展成熟的時期。但是，鄧小平在新建並沒有留下思考的文章，也沒有任何公開的講話，這是由鄧小平彼時的政治處境決定的。所以，鄧小平在新建的所想所思並無確鑿的證據。
1972年11份開始的江西調研正是鄧小平在改革前的第一次“發聲”。當時“林彪集團”已覆滅，中央對鄧小平作出批示“應以劉少奇加以區分”，這無疑“向全黨發出了一個強有力的、確鑿無疑的信號——毛澤東已經下定決心，要啟用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了”。[2]P155於是，“（鄧小平）想在出來工作前，利用眼下這段時間補上這個‘缺’”。可見，當時的政治氛圍已明顯緩和，鄧小平調研活動具備了恰當的“政治空間”，所以在整個調研過程中的講話更能體現其真實的想法，體現鄧小平在新建三年日益成熟的思想。
執政理念是一個政黨領導國家建設和社會發展的理性認識和基本觀點，是執政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價值取向。鄧小平的執政理念同前人的治國理念有共同點，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決定的，無論是誰執政都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為每一個黨員的最高準繩”[3]P257。但是，如何為人民服務，如何實現人民的利益，鄧小平有自己獨到的認識和看法。這是由他所處的時代，麵臨的局勢、問題，更是個人獨特品質所決定的。
複出後的鄧小平麵臨的是一個被“文化大革命”破壞的“爛攤子”：人民利益屢被踐踏，工農業生產停滯不前，人民生活困窘。“一批鐵路幹線長期受阻塞，使鐵路運輸任務遠遠不能完成。許多廠礦企業陷於半停產狀態，一些廠礦被迫停產。大中城市的商品供應日趨緊張。全國籠罩在混亂動蕩的氛圍之中。”[4]P235生產的停滯和“文化大革命”的“左”傾路線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化大革命”的思維“過高地估計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用拔高生產關係的辦法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抓革命，促生產’，實質上是在用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5]。經濟上的頹勢，使得執政的合法性越來越受到挑戰，政局的穩定越來越依賴於民眾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和無理性的狂熱情緒。直至“‘文革’後期，出現政治動搖，預示著以極左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執政合法性出現動搖。”[5]複出之後的鄧小平以其敏銳的眼光、豐富的經驗和淵博的學識洞察到社會生產的症結所在，清醒地意識到經濟的衰退已經嚴重危害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甚至是社會主義製度本身。更弦更張勢在必行。用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的“文化大革命”思維必須根本扭轉。
1975年，鄧小平開始進行經濟整頓，整頓是從鐵路開始的，與此同時，鄧小平著手對鋼鐵企業進行整頓。“正是在小平同誌全麵整頓這一思想的指導下，1975年國民經濟的發展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最好的一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1.9%，其中農業總產值增長4.6%，工業總產值增長15.1%。”[6]P486在1979年《關於經濟工作的幾點意見》中，鄧小平更是直接指出：“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問題。不隻是當前，恐怕今後長期的工作重點都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麵。”[7]P194由此可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實現人民的利益，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便成為鄧小平執政理念中最具鮮明的旗幟。鄧小平的執政理念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長期的革命實踐和思考的結果，這一執政理念在1972年江西調研中已初步展露。
二、實現人民利益是鄧小平執政理念的核心
馬克思說：“全部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8]P67現實的、具體的個人正是曆史唯物主義學說的前提。同時，現實的人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隻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9]P25。也即，個人必須生活在一定的組織之中，通過一定的社會生產實踐，結成一定的社會關係。那麼，如何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三者的關係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執政者必須麵臨的問題。
鄧小平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吸收和借鑒了毛澤東關於國家、集體和個人的觀點，在新時期對中國社會中“現實的人”給予了新的闡釋。鄧小平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7]P377。一方麵，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是實現個人利益的基礎，“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國家富強了，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斷提高，這有什麼壞處！”[10]P91另一方麵，如果不切實地維護個人利益，將個人利益視為可有可為的東西，個人生產的積極性勢必受挫，無法充分發揮自身的潛能。基於此，國家的發展必須造福於人民，這樣國家的執政根基才能不斷夯實，否則隻會成為空中樓閣，陷入危機之中。這一思想在1972年的江西調研過程之中就有充分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