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鄧小平的治國之術
鄧小平理論研究
作者：張立
[摘 要] 鄧小平的治國之術，是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在領導黨與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駕馭改革局勢、掌握改革主動權，在調研決策、動員指揮、組織協調、用人馭人等方麵運用的策略、方式、方法。鄧小平治國之術來源於充分的革命實踐經驗和深刻的現實思考，具有科學領導與革命實踐相結合的辯證統一性，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關鍵詞] 鄧小平 治國之術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平同誌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以往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之上，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曆程，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和世界地位。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不僅對我國的政治體製、經濟模式、思想解放、改革前景等宏觀層麵有著革新的設計，而且對落實過程中涉及的調研決策、動員指揮、組織協調、用人馭人等微觀層麵有著嫻熟的運作。筆者認為鄧小平在宏觀層麵的設計可歸於“治國之道”，而微觀層麵的運作可屬“治國之術”的範疇。
一、鄧小平治國之術的內涵
“道”是大略、方向、思想，是對客觀世界整體性、根本性認識；“術”是技巧、方法、手段，是實踐過程中主觀性、能動性的體現。道與術在政治家手中缺一不可，無術道阻，無道術喑，道可生術，術可強道，道與術對於政治家正如舟與槳對於擺渡人，無舟河難渡，無漿舟不行。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的中國，治國的本質是中國共產黨整合群眾力量，統領社會運動，推動既定目標與事業的實現。鄧小平所肩負的曆史使命，是凝聚民心推動改革開放，即鄧小平用他的“治國道術”在鞏固黨執政安全的基礎上，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
1920年鄧小平在法國受周恩來的指導，學習和實踐了建立組織、領導運動和宣傳革命的方式方法。1931年鄧小平在瑞金學習和實踐了毛澤東的根據地建設經驗。在其後，鄧小平先後擔任了部隊政委、中原局第一書記、西南局第一書記等重要領導職務。新中國成立以後鄧小平參加了政治局會議，擔任過財政部長、副總理等職務，籌劃過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製的構建等，這使得鄧小平在成為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時，擁有了近50年治國理政的豐富經驗。鄧小平本人更清楚自身的優勢和國家的需求，因此他對自己的定位是承擔起掌控設計和落實顛覆性的新體製，而不是提出新的思想[1]（P19），這種準確而現實的使命定位，奠定了他成功領導經濟改革的基礎。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鄧小平的治國之術，是指其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在領導黨與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的過程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駕馭改革局勢、掌握改革主動權，在調研決策、動員指揮、組織協調、用人馭人等方麵運用的策略、方式、方法。鄧小平治國之術的實質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指導下的領導之術，它來源於充分的革命實踐經驗和深刻的現實思考，具有科學領導與革命實踐相結合的辯證統一性，它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一國兩製等治國方略的展開。
二、鄧小平治國之術的內容
如前所述，治國之術的實質是有目的、有條件、有計劃的領導活動，對其研究不能僅做理論探討，更需結合其治國過程中的具體領導活動來總結“術”的精妙。因此，筆者通過梳理鄧小平的領導活動實踐曆程，總結凝練其治國理政過程中涉及調研、動員、組織、馭人四個方麵的卓越才能。
1.著眼大局的調研決策
美國政治學家伯恩斯認為，“權力的兩個要素就是動機和資源，缺少動機，資源的力量就會縮減；缺少資源，動機也就毫無價值可言”[2]（P7），而調研與決策正是動機來源的兩個主要方麵，是領導者鞏固自身地位的重要支撐。調查研究與科學決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詳實的調查研究是科學決策的前提，科學的決策又能進一步深化調查研究。鄧小平正是一位注重調查研究與科學決策相結合的現實主義領導者。
鄧小平是主觀主義的堅定反對者，他認為：“離開群眾經驗和群眾意見的調查研究，任何天才的領導者也不可能進行正確的領導。黨和它的黨員，隻有認真地總結群眾經驗，集中群眾的智慧，才能指出群眾的方向，領導群眾前進。”[3]（P218-219）就治理國家的角度看，僅僅按照群眾路線辦尚有不足，還必須在堅持大局前提下結合專家意見與群眾意見，進行綜合考量。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時期，經濟和社會開始迅速繁榮，社會逐步開放。隨著改革的擴大和開放的加深，社會上出現了信仰缺失、腐敗頻發、拜金主義等背離社會主義要求的醜惡現象。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我國的改革出現“按下葫蘆浮起瓢”的尷尬局麵，鄧小平結合充分調研和論證，提出“改革既要整體規劃，實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各種改革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又要謹慎穩妥，先試點，後推開，逐次推進，不能一哄而上，齊頭並進”[4]（P67）。這種辯證思考的政治頭腦和緊抓機遇的改革方法，成功地把我國的改革開放推向了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