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知道，阿波利奈爾的死，將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他畫了一幅漫畫，把阿波利奈爾畫成坐著的教皇，頭戴三重皇冠，手持牧杖，口銜煙鬥。畢加索以此預示阿波利奈爾是立體主義的教皇，是現代藝術運動的開拓者和發言人。他在陽台上低徊不已，吟詠著阿波利奈爾的名篇《美人魚》：
我怎麼知道，美人魚，你的苦惱從哪裏來
每當深夜，你哀聲歎息，在大海
我跟你一樣，海啊，充滿了幽潛的聲息
而我那唱歌的船名字就叫年代戰爭的殺伐給歐洲各國的社會生活帶來了普遍的危機，軍隊的鐵蹄也極大限度地踐踏了藝術之花。但人類的生機是不可抹煞的，在中立國瑞士，在廝殺與對峙的縫罅裏，一群流亡藝術家盡情地展示他們狂亂不安的心理和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們的言行瘋狂、怪誕、矛盾之至，以徹底否定這個風雨飄搖的舊世界。藝術家們扭曲的麵孔、破碎的心靈聚集在一起。在這片經曆過炮火和饑寒的廢墟上，新的藝術種子正醞釀著破土而出。
促成這一新的藝術運動產生的重要人物，是從德國慕尼黑流亡來的哲學家、詩人雨果·巴爾。1916年2月，他和妻子歌唱家赫寧格斯在蘇黎世城的米埃爾區辦了一個“伏爾泰酒店”，這裏因經常舉辦畫展、歌舞晚會、詩歌朗誦會等，而成為文學家、藝術家們的聚會場所。2月26日，來自羅馬尼亞的詩人紮拉、畫家揚科，來自巴黎的雕塑家阿爾普和妻子索菲，來自柏林的精神病醫生兼詩人胡森貝克，來自慕尼黑的畫家李切特等人圍著伏爾泰酒店二樓的一張圓桌，商議為他們的集團起一個名字，來延續被戰爭中斷的以畢加索和阿波利奈爾為核心的那一現代運動。他們把畢加索的素描和銅版畫張掛在牆上，朗誦阿波利奈爾的詩歌，但他們的爭論非常激烈，無法確定一個宗旨，隻得由巴爾和胡森貝克兩人用餐刀隨意插入一本德法辭典，餐刀正好插在某一頁的一個詞語上：“DADA”。它在法語中，表示兒童玩的一種木馬；在羅馬尼亞語中則近似肯定的口語“是的”；而在德語中，又與幼兒呀呀學語時呼叫爸爸的語調諧音。胡森貝克說：“就用‘達達’這個詞吧，它正好是為我們的意圖而發明的。這兒童的第一個聲音表現了原始性，從零開始，我們藝術的創新。”
“達達主義”迅速從蘇黎世向全世界輻射，引導著戰後藝術運動的新潮流。
達達主義的浪潮將立體主義的船隻推進了曆史的港灣，畢加索冷靜地注視著這一切。1918年9月，他隨佳吉列夫芭蕾舞劇團來到了倫敦。青年時代的畢加索從巴塞羅那出走，當初就是想越過英倫海峽的。一晃20年過去了，畢加索由一個忍饑挨餓的窮畫家變成了可以呼風喚雨的畫壇領袖，身邊還有一位貴族氣派的夫人，真乃此一時，彼一時也。
1920年，達達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詩人紮拉到巴黎訪問造型藝術家畢卡比亞，他們就當代文學和藝術問題展開了討論，並取得一致意見。會談吸引了作家蘇波、路易·阿拉貢、保羅·埃魯阿德、安德列·布列頓，這些人都是“巴黎達達”的骨幹，畢卡比亞家就成了達達主義者的俱樂部。
達達主義在巴黎的發展，使他們一改以前對畢加索的欣賞和崇拜。他們深知，要輕易攀越畢加索這座高峰靠技藝是難以達到的，妒忌和攻擊也許可以削弱他的聲譽。畢卡比亞傲慢地說：“畢加索如果想成為一個達達主義者，就必須放棄立體主義。”好一副山大王的嘴臉，粗橫無理。
其實，畢卡比亞與紮拉的那次會談，恰好是將達達主義引向歧途的開始。他們采取了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一句話作為口號：“破壞就是創造。”於是乎，拿一張報紙、一把剪刀，把文字剪下來，按你所需要的詩歌長度，任意排列這些剪下的文字，便是一首詩。繪畫更是無意義的線條和胡亂的色彩構成，倘若有人能說明你畫布上那些玩意的意思，你就不是成功的。畢卡比亞正是這種“藝術”的主要實踐者，他的一幅《紮拉肖像》，畫上根本就沒有人像，盡是些圓圈、曲直線和莫名其妙的字詞，如“幻影、確實性、觀念幻術、蒸、花、香”等，然後寫上紮拉的名字，完了。不知紮拉對好朋友給他畫的這幅肖豫是否滿意，他肯定不會天天懸於床頭案前顧影自憐，因為那畫上壓根兒就連影子也找不著。
畢加索對達達主義既想拉攏，又要攻擊他的兩難心態覺得好笑，他一方麵與達達主義的一些很不錯的畫家詩人保持友好的聯係，另一方麵則毫不苟同他們的觀點。他不留餘地地說：“達達主義就是反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