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在捕前，本有機會逃往國外，保全性命但他卻說：“中國曆史上，少有為變法流血犧牲的人，假如我的犧牲能換來法的成功，能挽救國勢衰微的命運，寧願作為變法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是，慷慨就義。他的死使無數國人認到清政府的腐朽與沒落，從而激發了多仁人誌士的愛國熱情，他們留洋海去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也掀起了中社會曆史發展的新篇章。
縱觀中國曆史，真的就沒有因變法而流血犧牲的人嗎？答案是有，而且有很多，隻是由於變法受到頑固派的阻撓而沒有成功，從而也沒有造成多大的影響。而唯一例外的就是兩千多年前，中國曆史上史無前例的變法——商鞅變法。商鞅，作為末日王朝的清流，動亂時代的人傑，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位具有魄力的改革家，他的悲慘命運曾令無數人為之感歎，他的功績也為無數人所敬仰。雖然，人們習慣於站在儒家仁義道德立場上去評判人物，而對商鞅的人格嗤之以鼻，認為他罪有應得、死有餘辜，但瑕不掩瑜，商鞅變法的偉大功績，無愧於我們今天稱他為“改革鬥士”，他的變法將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永放光芒。
斯人已逝，千秋功過留與後人評說，後人應該哀之並且鑒之，繼承其不畏艱難險阻、勇於開拓創新的精神，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以此來推動中國曆史的發展。
商鞅變法發生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在此之前，我國社會經曆了所謂的以禪讓製為代表的原始社會的三皇五帝時期，此時，社會還處在天人不分的原始蒙昧階段，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私有製的出現，到了夏禹，就出現了不傳賢而傳子的階段。我國的政治製度由禪讓製變為王位世襲製，這標誌著我國社會進入宗教文化階段。這時候，國君即為百巫之長，具有絕地通天，溝通天人的本領，代表上天來統治人民。到周朝時，天命觀念有所動搖，周朝統治者提出了“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的敬天保民觀念。特別是到周公製禮作樂之後，標誌我國進入禮樂文化階段。在這個時期，禮用來別親疏，樂用來和同異，以禮樂來維持社會的運轉。此時我國的社會是以封建製、分封製和世襲製來作為統治基礎的。西周建立之初，就分封自己的親屬和功臣到全國作諸侯國君，實行“建立屏藩，以衛周室”的政策。諸侯國君尊奉周王，定期向周天子供奉財物，並通過定期祭祀、宴飲來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係。諸侯國具有領兵保衛周王室的義務，而周王室隻統治國都附近一小片區域，沒有軍隊，其經濟和安全保障全部靠諸侯國的供應來維持。周天子利用家國同構的宗法血緣關係，來維持政權的運轉，其統治核心是建立在“禮”“樂”之上。到了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廢申後與太子宜臼，立寵妃褒姒為後，立其子伯服為太子，任佞臣，戲諸侯，國人怨，諸侯怒。於是，廢太子宜臼的舅公申侯，近結交朝臣，外聯合少數民族犬戎反叛周幽王。犬戎的軍隊攻破了都城鎬京，並且在驪山的山坡上殺死了周幽王。申侯實現了自己的外孫宜臼由廢太子轉為真天子的圖謀，但代價是巨大而慘痛的，國破家亡，讓犬戎飽掠而去。麵對殘破的國都和凋敝的原野，周平王即公子宜臼無奈東遷至洛陽，史稱東周。而此時，眾諸侯皆作壁上觀，沒有發兵幫助周王室，就在周王室絕續莫測之時，秦人挺身而出，秦襄公率兵救周，並且秦襄公派兵護送周平王至洛陽。事後，周平王封秦襄公為諸侯，並把周的都城鎬京周圍原有的廢墟之地，以及岐山以西犬戎所統治的廣大區域賜給了秦。秦於是立 國，位於諸侯之列。
而周室自東遷之後，由於年代漸遠，與諸侯國君的血緣關係也逐漸疏離，再加上周王室勢力的衰落，地方諸侯國勢力的增強，諸侯不再尊奉周王室，各諸侯國之間為了爭奪土地和人口而征戰不休，我國進入了春秋戰國時期。這一切變化，都隨著井田製被破壞出現了新的生產關係而產生，特別是鐵製農具的出現。新的生產關係是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封建製生產關係，這一生產關係的出現，標誌著新興地主階級開始登上曆史舞台。為了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新興地主階級紛紛取得政權，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誌，表明我國曆史進入封建社會。各諸侯國君為鞏固統治，紛紛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實行變法，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在諸侯爭霸的戰爭中戰勝敵國，以取得霸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