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間，天子的王畿和諸侯的封國，都有“國”和“野”對立的製度。國是指都城及其周圍地區，都城裏主要住的是各級奴隸主貴族以及他們奴役的手工業奴隸；都城的近郊往往分成若幹“鄉”，住著奴隸主階級的下層，統稱為“國人”。國人享有一定的政治經濟權利，國家有大事往往要征詢他們的意見。同時他們有繳納軍賦（貢獻軍需品）和充當甲士的責任，成為奴隸主國家政治和軍事上的支柱。野也稱“鄙”或“遂”，是指廣大農村地區，主要住的是受到奴役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平民，稱為“庶人”或“野人”。當時的農村中常常保留有“村社”的組織，用作勞動編組的形式，“野人”被迫在奴隸主貴族所有的井田上進行繁重的勞動。因此，國和野的對立，是階級對立的產物，反映了奴隸社會內部奴隸主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對抗性矛盾。
奴隸社會的井田製度，是由原始社會末期的村社製度演變而成的。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私有製的出現，產生了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單位的村社組織。在村社中土地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公田”，由村社成員集體耕作，收獲儲藏起來用於祭祖、聚餐、救濟等公共開支；另一部分為“私田”，按土地質量差別平均分配給各個家庭，由各家自己耕作，自己收獲，用來維持全家生活。為了保持均衡，私田每隔一年或幾年重新分配和更新一次。公田上的集體耕作，由村社中的長老帶頭進行，每年春耕開始時由長老主持春耕儀式，先由長老作幾下象征性的耕田動作，用來鼓勵和組織村社成員全體耕作。商、周奴隸主國家在征服各地的過程中，在把土地連同居民一起分封給貴族的時候，這種原始村社就發生質變，變為奴隸主貴族奴役和剝削平民的單位，原來的公田被貴族占為私田，稱為“籍田”，並加以擴充，作為剝削集體勞動的一種方式，被稱為“籍法”或“助法”；私田也被貴族占為私有，但還保留有徒有其名的定期分配製度，其實耕作者並無土地的所有權。
按照井田製的規定，每家分配私田100畝（約合今31.2畝），要按年齡“受田”和“歸田”，所謂“二十受田，六十歸田”；還要定期重新分配私田，所謂“三年一換土易居”，“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所有這些，分明是從原始的村社製度轉變而來。這時施行井田製的“裏”和“邑”實質上已成為被奴役的單位，從事耕作的庶人實質上已成為集體奴隸。這時鄉裏的父老和裏正已成為奴隸主貴族的下級官吏，監督人們從早到晚從事勞動。在夜長的冬天，婦女“相從夜績（紡麻線），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每天要紡織十八個小時，可見所受奴役、剝削的苛重。
西周、春秋間，從天子、諸侯到卿大夫，都有大塊籍田，並把籍田上的收獲作為主要剝削收入，所謂“穀田不過籍”。這時籍田上的集體生產物已被作為剝削收入，原來的春耕儀式已被改造成為“籍禮”，變成剝削者監督庶人從事無償的集體勞動的一種方式。籍禮舉行時，由周天子帶頭表演象征性的耕田動作，公卿百官依次跟著表演，最後由庶人真正從事耕作，一直耕作到收獲為止。如果墾耕不好，就要判罪處罰。奴隸主為了掩飾其殘酷的奴役方式，仍然虛偽地宣稱舉行籍禮是為了關心農業，宣稱籍田的收獲將用於祭祖和救濟等等。
西周後期由於廣大奴隸和平民的反抗鬥爭，奴隸主在王畿之內已經無法迫使平民大量集中到籍田上耕作，於是周宣王不得不廢除籍禮，即所謂“不籍千畝”。到春秋時代，中原各諸侯國“民不肯盡力於公田”，例如春秋初期，齊國的“甫田”上已經野草叢生，詩齊風甫田描寫當時齊國“甫田”上“維莠驕驕”“維桀桀”，“驕驕”和“桀桀”都是形容野草叢生。陳國的情況同樣如此，當周定王派單襄公去宋國，路過陳國的時候，看到那裏“墾田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野有庾積，場功未畢”。就是說，開墾的田地裏長滿了野草，田地埋沒在野草中間，成熟的農作物沒有收割完，已收的糧食堆積暴露在田野裏，沒有收進倉庫。農業生產已經沒落到如此地步，說明井田製已經瓦解，建立在井田製基礎上的奴隸製農業生產已經無法維持了。
井田製的瓦解，一方麵表現為“公田不治”，即“公田”上的農業生產逐漸沒落；另一方麵表現為井田以外開墾的私田不斷增多。春秋後期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分散的個體生產取代了舊式的集體勞動，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個體經濟和個體經營的小農階層，有了成為社會基礎的可能。有些卿大夫在政治鬥爭中失敗，他們的宗族也有成為小農的。例如晉國的範氏和中行氏族被趙氏戰敗流亡齊國，其子孫就“耕於齊”。又如楚國大夫伍奢次子伍員在其父被殺後出奔到吳，一度“耕於鄙”。個別失意的卿大夫也有參加雇傭勞動的。例如齊國崔杼殺死齊莊公，莊公的親信申鮮虞出奔到魯，曾“仆賃於野”，“仆賃”是雇傭勞動。這些事實，表明當時小農已較多，否則這些出奔的卿大夫不可能插足其間。到春秋戰國之際，這種小農經濟就逐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