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小農經濟的成長，井田以外開墾的私田逐漸增多，封建製生產關係也就隨之產生，封建土地所有製也已出現。封建土地所有製的出現和成長，必然與井田製發生矛盾。隨著封建土地所有製的逐步確立，封建生產關係不斷發展，原來作為奴隸主階級下層的國人，就進一步分化，有些轉化為地主，多數轉化為農民。公元前494年，吳國要陳國人隨同攻楚，陳懷公為此召見國人，要求國人表態，凡是願意從楚的站在右邊，願意從吳的站到左邊，結果是“陳人從田，無田從黨”，就是說，國人有田的按照田地所在的方位去站，沒有田地的按照族黨所在的方位去站。說明這時陳國的國人首先重視的是他們所有的田地，同時已有失去田地而成為“無田”的了。這說明到春秋晚期，國人正向地主和農民兩個方麵分化。與此同時，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奴隸和平民有的相聚於山澤林藪之中展開武裝鬥爭，有的被迫成為稱作“隱民”的依附農民。為了挽救危機，鞏固統治，各國的統治階級紛紛進行改革。公元前594年，魯國施行“初稅畝”，就是廢除“籍法”，開始實行按土地麵積征稅的辦法，這固然是為了增加國家的賦稅收入，但客觀上公開確認私田的合法性和所有權，這就進一步破壞了作為奴隸製統治基礎的井田製。到春秋晚期，中原各國都已經采用對土地按畝征稅的製度，秦國在中原各國中，經濟發展比較緩慢，直到公元前408年，才開始實行“初租禾”，這比魯國的“初稅畝”要遲一百八十年，這時的魏國由於最早實行變法，在諸侯國中國力比較強盛，正不斷攻取秦的河西之地，再加上國內階級矛盾比較尖銳，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秦國不得不實行改革，實行“初租禾”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同時秦國的地主階級也開始取得合法地位，從魯國實行“初稅畝”到秦國實行“初租禾”，標誌著封建製生產關係在奴隸社會的母胎內生長成熟。
春秋後期，奴隸主貴族越來越腐朽，生活上越來越奢侈腐化，為了滿足其無窮的貪欲，就更加殘酷地剝削勞動人民，貧苦人民或為乞丐，或相聚為“寇亂盜賊”，於是，階級鬥爭的浪潮高漲。當時流行的諺語是：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盜惡主人，民惡其上。這裏人民把憎惡和反抗鬥爭聯係起來，說明當時的廣大奴隸和貧民對奴隸主貴族的殘暴統治再也不能容忍了，於是就起來反抗。春秋時期廣大奴隸反抗奴隸主貴族的鬥爭主要有以下四種方式：第一種是逃亡，這是奴隸經常采用的方式，即史書上記載的“臣妾多逃，器用多喪”。第二種，役人暴動。第三種，民潰。這是比較進步的一種方式，例如《詩經》上所說：“碩鼠碩鼠，毋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第四種，為盜寇，即農民的武裝鬥爭。
新興的地主階級登上曆史舞台，隨著其經濟實力的增強，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誌，新興的地主階級紛紛取得政權。為了鞏固地主階級專政，加強對農民的奴役和剝削，就先後不同程度實行變法，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官僚機構，建立鞏固封建統治的各種製度，建立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治體製，把分散的個體小農有組織地置於自己的統治和管轄之下，推行有利於自己的政策，獎勵耕戰，謀求富國強兵，求得在戰國混亂的戰爭形勢中以取得有力的地位，以取得自己朝秦楚、募四夷的政治野心。
在改革和戰爭成為時代主題的形勢下，偏居一隅的、落後的秦國為改革鬥士——商鞅的到來，提供了一個施展政治抱負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