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改革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由於秦國的西南和西北都是少數民族，秦國統一了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因而秦國殘留的戎狄風俗還是很多的。根據後代的記述，北方少數民族的習俗與華夏有很大的不同，特別表現在男女婚事上：兒子可以娶他的後母，孫子也可以娶他的後祖母；祖父雖未死，他的孫子也可以娶後祖母；叔父死，他的侄子可以娶叔母；兄弟死，他的弟弟可以娶嫂子，從兄弟也可以。似此情形，證明其男女關係非常複雜，不因父子兄弟而有別，更不因此而分居，這與中原各國重視宗法血緣、倫理道德的中華傳統習俗有很大的不同，還停留在原始社會的群婚、群居的製度階段，因此，商鞅就實行法律移風易俗，使其接受先進的中原文化，其目的還是在於加強封建統治。
比較商鞅的兩次改革，就會發現，第一次改革著重於基本層次方麵：一方麵實行分戶令，挖掘農耕勞動力的數量潛力，使農業增產，糧食增收，為軍糧做準備。另一方麵鼓勵百姓爭功，以軍為榮，建立軍國主義的體製，基本上圍繞農耕、征戰兩大主題展開。到第二次改革，他征收人頭稅，統一度量衡，推行新的郡縣製，這些都和建立統一的封建政權有很大的關係。換句話說，首次改革的眼光是放在國內，第二次改革就放眼中原了，據此，就足以證明，商鞅不愧為一個改革鬥士，是一個具有雄才大略的改革先行者。
雖然商鞅推行第一次改革用了六年時間，而且成績顯著，然而，保守派的勢力依然存在，以太子為首的一派舊勢力仍然負隅頑抗，準備和這位外來賓客周旋到底。在第二次改革推行的第四年，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公子虔發難“複反約”，以身試法，與商鞅對抗，考驗商鞅，商鞅依然與之對抗到底，再次懲罰了公子虔，割掉了他的鼻子。公子虔是太子的師傅，按中國傳統“不看僧民看佛麵，打狗也要看主人”的說法，他的一再被罰，是不給太子麵子，此舉雖然對保守派的打擊非常大，但也為商鞅後來的悲慘結局埋下了禍根。商鞅為了貫徹改革，一再留下禍根，可算是因公忘私了。
鏟平了保守派設置的障礙之後，商鞅繼續推行變法改革，僅幾年光景，舉國上下都朝向“農耕、軍戰”的目標努力，秦國富強起來，而且聲名遠揚取得了山東各國的認同。秦孝公十九年，即公元前343年，為了慶賀秦國的豐功偉業，周天子致伯，如桓譚《新論》上說：“無製令刑罰謂之皇，有指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市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周天子封秦孝公具有“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的“伯”的霸名。次年，據《史記》記載：“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諸侯紛紛派使者前來祝賀，秦孝公還派公子少官為代表，帶領軍隊與諸侯相會於逢澤，然後，一道朝見周天子，具有了“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勢”。這時候的秦孝公，不但已達到求賢詔中所說的“西霸戎狄，廣地千裏，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的戰略目的，而且，秦國恐怕已有了更大的野心。
秦國逐漸強盛，發動了一連串的軍事進攻。商鞅實行改革的第二年，秦孝公與魏惠王相會於杜平，這次相會，一則向諸侯顯示秦國富民強，國勢增加；二則秦急於打開向東的通道，所以借這個機會試探虛實。相會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54年，在魏國與趙國大戰於邯鄲的時候，秦國乘機從魏的背後攻打上來，斬首七千，奪去了魏國的少梁，這是商鞅變法後第一次軍事上的大勝利。公元前352年，即秦孝公十年，商鞅被升為大良造，掌握了秦國的軍政大權，這個時候的中原各國，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激戰。魏軍攻克了趙的國度邯鄲，大部分軍隊膠著在那裏，而楚國卻來援助趙國，出兵攻打魏國，所以，魏國腹背受敵，東邊的齊國見有機可乘，也出兵與魏國作戰，打敗了魏軍，俘虜大將龐涓。掌握軍政大權的商鞅，立刻帶領大軍長驅直入，穿過河西，直撲魏的舊都安邑，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了安邑，這時候的魏惠王，才感到非常後悔：“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2年），魏國又與齊、趙、宋等國進行大戰，魏國在馬陵被齊國打得落花流水，太子申被俘虜，魏將龐涓自殺，魏國的國勢江河日下。這時，商鞅向秦孝公建議：“秦之於魏，譬如人之有腹心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據領軛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打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居河山之固，東鄉以製諸侯，此帝王之業也。”秦孝公立刻接納了商鞅的建議，即刻任商鞅為大將，出兵伐魏，而此時魏的主將是公子卬，有關這場戰爭，《史記·商君列傳》這樣記載：軍即相距，商鞅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麵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很顯然，商鞅是以詐術欺騙魏公子卬，不是通過正當手段打敗魏兵，用兵不厭詐的手段，騙走了魏國的主將，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並乘勝追擊。這一戰雖然生擒了魏的主帥公子卬，然而，卻勝之不武，贏得非常不光彩。曆史上非議商鞅以詐術取勝者不乏其人，比如與商鞅時代最接近的應侯說：“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無二，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將破敵軍，攘地千裏……”用一“欺”字，可見當時的人對商鞅的做法已有微詞了。其後批評者日多，《呂氏春秋·無義》說：“公孫鞅因伏卒於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歿，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與其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吾無道知君。’”出賣舊友以贏取軍功，秦魏兩國都不能相容，商鞅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新序》裏評價此事：“無信，諸侯畏而不親。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眾，故諸侯畏其強而不親信也。”詐取軍功，商鞅雖有功於秦，卻違背了中華民族的儒家禮儀道德規範，永遠逃脫不了曆史的道德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