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與嵇康就養生問題展開過討論。對嵇康提出的五穀於養生有妨礙的論點進行反駁。他沒有否認養生，而是從人不同於動植物的特殊性出發，說明人首先隻有靠五穀維持生命才談得上養生。向秀認為人是“有生之最靈者”，因為人是有意識的，所以“人不同於草木不能避風雨”，但人必須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才能變被動為主動，生存下去。從這個問題出發，向秀進一步引申到自先秦一直延續下來的一些有爭議的問題，如對於五色、五味的態度問題。向秀肯定“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是“自然之理”“天地之情”，主張“開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認為必須“節之以禮”“求之以事，不苟非義”，由此推及人的社會心理和欲求，如名利富貴等，從而強調合“自然”與“名教”為一。他還從事實出發說明了不可能有靠養生而至於數百歲的人，還指出嵇康提倡的那種“抑情忍欲，割棄榮辱”的養生辦法，使人割舍人倫之樂，對於養生反而是有害的。
養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向秀、嵇康在這個問題上雖有爭論，但都有一定的合理之處。他們都強調人的重要性，特別是個人的重要性。這些觀點是莊子那種“獨與宇宙天地精神往來”的精神在經過漢代“獨尊儒術”的僵化統治後的重新複興，這在當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嵇康被殺後，向秀在家中閉門沉思。不久，他來到洛陽，叩響了大將軍府的大門。據說，當時司馬昭正在府中與臣僚議事。見到向秀，司馬昭故作驚訝地問道：“聽說你有像巢父、許由躲入箕山那樣隱居終身的誌向，那為何如今又出現在這裏呢？”向秀回答說：“巢父、許由不識時務，不理解堯帝的一番苦心，不值得效法。”司馬昭非常高興。從此，向秀走入仕途，先後擔任過散騎侍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職。正是由於不得已而入仕，因此他也隻是做了個“朝隱”之士。一個寒冷的黃昏，向秀路過曾與嵇康等人聚會的山陽舊居。伴隨著遠處傳來的清越高遠的笛子聲，向秀邁著沉重的腳步慢慢地走近了曾與朋友們聚會的那片竹林。故地重遊，觸景生情。向秀仿佛又看到了朋友們的身影，回到住所，他滿懷惆悵。寫下了《思舊賦》：“……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餘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曆窮巷之空廬……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托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複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公元272年，嵇康被殺的第十個年頭，45歲的向秀在憂鬱中離世。
竹林名士在個性上各具特色，但不論哪種，都是自己選擇符合自己個性生活方式，並在實踐中表現出個性解放的愉快和“與物無傷”的修養。他們越禮超俗、率直任性、無拘無束的行為，看起來有點像消極頹廢、玩世不恭，但就其精神而言，還是有其進步意義的。在這些任誕放達的行為舉止的背後，包含了他們對時代的思索，對禮法的蔑視，對生命的享受，對自由的追求。隱逸於竹林，冶遊山水，並不單純在於欣賞自然山水之美，而是在欣賞自然山水之時，寄托自己的情感，表明他們對汙濁世事的不滿對功名利祿的鄙視，以及對淡泊操守和孤高品格的珍重。沉湎於酒不是一般酒徒的貪杯，而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內心苦悶的自裁，是一種艱難處境下的世故和手段。試問題，沒有酒，胸中塊壘，何以澆之？沒有酒，險惡社會，何以避之？
在混亂黑暗的時代，竹林七賢把“兼善天下”的進取意識深深地埋藏起來，把老莊哲學的無為、尚真與返歸自然的精神發展到了極致，以至於形成了一種自由解放的新氣象和不偽飾、不矯情、順其自然的新的道德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