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洪原是犍為太守李嚴手下的小吏，當劉備北攻漢中急需援兵時，諸葛亮向他征求意見，發覺他很有政治頭腦，於是提升他為蜀郡太守。何祇原是楊洪門下書佐，因有“才策功於”，又被諸葛亮提升為廣武太守。這裏還有一段軼聞。楊洪對何祇說：“你的馬怎麼跑得那麼快？”何祇回答說：“不是我的馬跑得快，而是你沒有快加鞭啊！”一時傳為美談（見《三國誌·蜀書·楊洪傳》裴注）。李嚴、楊洪、何祇三人原來官職懸殊，而後來卻同為太守，這件事使人們看到了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盡時人之器用”的用人風格。
費禕（yī）、董允俱為太子舍人，職位較低。費禕“有俊才”、“識悟過人”，董允能“斟酌規益，進盡忠言”。諸葛亮發覺他們各自的才幹之後，分別委以重任。費禕在完成聯吳修盟的外交活動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董允為侍中，領虎中郎將，恪盡職守，處事幹練，是蜀漢優秀的高級官員。費禕、董允以及蔣琬，是繼諸葛亮死後主持蜀漢軍政事務的重臣，時人把他們與諸葛亮並稱為“四相”，又號“四英”。
3．采取措施，廣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麵，諸葛亮是通過這麼幾條途徑來完成的。
首先，前麵已介紹過的許靖（jìnɡ），他與當時著名學者蔡邕（yōnɡ）、孔融齊名，資望頗高。劉備入益州時，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認為應該起用，以擴大影響，諸葛亮也非常讚同法正的意見。因而許靖官至司徒。這對人才的招納起了不小的作用。諸葛亮對他也很敬重，經常以學生的身份去拜訪他。
再如，對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個“行義素著，鄉裏敬慕”的老儒生。劉備入益州時，他已是一個雙眼昏花、兩耳失聰的老人了。他閉門不出，采取與劉備集團不合作的態度。諸葛亮為丞相後，用車把他請了出來，由於杜微耳聾，諸葛亮用書麵與他對話，最後征得他的同意，拜他為諫議大夫。
像許靖、杜微這樣的老儒生，應該說是沒有多大實際工作能力的。但諸葛亮這樣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對書生儒士的重視，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諸葛亮特別鼓勵和獎賞屬下及各州郡長官為他舉賢薦能。當過廣漢太守的閬（lànɡ）中人姚伷（zhòu）向他推舉了一批“文武之士”，還專門寫了一篇教令號召大家向姚伷學習，教令中說：“當臣下對國家最忠誠、最有益處的工作，莫過於為國家多推薦人才。姚伷能夠這樣做，希望大家都來學習他。”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諸葛亮不僅自己當伯樂，還鼓勵大家都當伯樂。這樣一來，何愁人才不會向蜀中大批湧來？
另外，據《諸葛亮集·故事》卷5中記載，為了延引人才，諸葛亮做了丞相之後，還專門在成都城南修築了一個讀書台，這對於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響的。
4．循名責實，注意對官吏進行考核。
為切實做到“任人唯賢”，諸葛亮以“循名責實”對官吏進行考核，要求官吏們為政要講求實效，他特別強調“治實而不治名”這條原則，反對名不符實、表裏不一的作風。
諸葛亮考核官吏的標準，也是他考察、識別、使用人才的標準。他提出了7條“知人”之道，即分別對人從“誌”、“變”、“識”、“勇”、“性”、“廉”、“信”7個方麵進行了解、考察的辦法。“誌”就是向對方提出是非不同的問題，觀察其誌向；“變”，就是向對方提出複雜的難題，考察他對問題的解答、應變能力；“識”，就是向對方征詢計策，以觀察其見識；“勇”，就是告訴對方有艱難險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臨危不懼的精神；“性”，就是考察其在醉酒之後所顯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把對方安置在有利可圖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潔；“信”，就是托對方辦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條”，諸葛亮還嚴格地考查官員身上是否存在著“五害”。這“五害”分別是：“因公為私，乘權作權”；“內侵於官，外采於民”；“過重罰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上告申訴）之人”；“阿私所親，枉克所恨”，“不承法製，更因賦斂”，“詐偽儲備，以成家產”；“民失其職”（即加重人民負擔，使人民無法生存）。對犯有“五害”的官員，一定要嚴懲不貸；沒有“五害”的官員，一定受到獎賞。
諸葛亮舉賢授能的用人之道，從上所敘可以見其梗（ɡěnɡ）概。在蜀漢複雜的人事環境中，諸葛亮憑自己的政治文化素養和聰明才幹，舉賢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舉才用人之道，保證了蜀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的安定和團結，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他重視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盡其器能”，能比較公正地對待各種人才等等做法，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我們今天所應該借鑒的。
治軍·木牛流馬·八陣圖
以身兼將相而自許的諸葛亮，在治國理政的同時，未嚐一日不在思謀治軍、用兵之道。陳壽呈獻給晉武帝司馬炎的《諸葛氏集目錄》中，就有《兵要》、《軍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則”、“軍令十五條”，以及有關談兵治軍的論述。
治軍是為了治國，這是作為政治家又是軍事家的諸葛亮治軍的一貫指導思想。國家的安危在於軍隊的強弱，這是諸葛亮高度重視武裝力量建設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