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施穆勒（1838-1917年）是德國經濟學家、曆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新曆史學派創始人，出生於官吏家庭。1860年畢業於杜賓根大學。畢業後曾任哈勒大學政治學和政治經濟學教授（1864-1872）、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1872-1882）和柏林大學教授（1882-1913）。1884年任普魯士樞密院顧問，1887年當選為普魯士議院議員。主要著作有：《關於法和國民經濟的根本問題》（1875）、《一般國民經濟學原理》（1900-1904），1881年起主辦《施穆勒年鑒》，並於1911年完成了《國民經濟、國民經濟學和方法》一書。他認為經濟組織不外是由經濟法規和倫理所規定的生活秩序，經濟現象既是自然的技術關係，又是倫理的、心理的關係，國民經濟學是一門介乎應用的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之間的科學，主張運用曆史統計方法，對個別經濟曆史進行調查研究，建立曆史的倫理主義的經濟學。1873年創立社會政策協會，鼓吹階級調和，提倡社會改良。由於參加協會的成員大都是教授，他們的主張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
施穆勒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是：
否認客觀經濟規律
施穆勒極力否認社會存在普遍的客觀經濟規律。他提出，國民經濟由各種因素所構成，除自然的、技術的因素之外，還有精神的和道德的因素，這些因素處於不斷變動之中，並相互影響和製約，因此，“企圖找出國民經濟中力量作用的一個最終的統一的法則，說到底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的。”（《資產階級庸俗的政治經濟學選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359頁）他認為，研究經濟問題必須在努力收集大量的曆史和當前的資料後，運用曆史歸納方法進行分析整理，才能得出若幹應有的結論。他主張繼續采用舊的曆史學派的曆史歸納法作為研究社會經濟問題的根本方法，但他比他的前輩走得更遠，他不僅否定普遍經濟規律，而且否認在每個國家或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中存在著規律性。為了對各個時代和各個民族的經濟狀況進行專項研究，他用曆史統計方法取代舊曆史學派的曆史推理方法，滿足於搜集各個行業和個別城市的曆史統計資料，而不做任何理論分析和概括。施普勒否定客觀經濟規律存在的觀點是十分荒謬的，他不僅否認了政治經濟學這門科學，更重要的是否定了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客觀必然性。他所鼓吹的曆史歸納法及其曆史統計方法也是完全錯誤的，他和科學的曆史方法毫無共同之處。他在經濟研究必須搜集各種資料和研究個別製度的幌子下，否定科學的抽象演繹和理論概括，這就決定了他不能對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任何科學的解釋。
強調心理因素
為了替資本主義製度進行辯解，施穆勒竭力強調心理因素和倫理道德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他看來，所有經濟範疇，如勞動、分工、交換等都是心理和道德的範疇，一切經濟現象都受到心理和倫理道德的製約。施穆勒的這一謬論完全顛倒了心理因素和倫理道德同經濟基礎的相互關係，他的目的在於說明解決社會經濟問題不需要階級鬥爭，隻要用資產階級的倫理道德觀念去教育勞動人民，並通過國家的恩賜措施就可以實現。
強調國家的作用
施穆勒竭力宣揚國家的超階級性及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他認為，人們之間有比經濟關係更為基本的道義的結合，國家就是這種道義結合的具體結構。他強調，國家是國民經濟產生和存在的條件，國家權利應該成為國民經濟的中心。如果沒有這樣一個中心，那就很難設想有一個高度發展的國民經濟。因此，他竭力主張強化國家的職能和作用，擴大資產階級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幹預，鼓吹讓資產階級國家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主義政策創造出國民經濟的統一體，建立社會的和諧。
鼓吹社會改良
反對科學社會主義和工人革命運動，鼓吹改良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是施穆勒經濟學說的重要內容。他認為，勞資之間的對立不是經濟利益的對立，而是勞資間思想感情有差距，應加強對工人階級的道德教育，以緩和勞資之間的矛盾。他主張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缺陷和德國當時存在的一些社會經濟問題由國家來進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他把這些改良主義的政策冠之以“社會主義”的稱號自稱為“特種社會主義”。當資產階級自由派嘲諷這些政策主張為“講壇社會主義”時，施穆勒及其追隨者表示欣然接受，並以此來冒充社會主義來欺騙工人。事實上，“講壇社會主義”絕不是工人階級所需要的社會主義，他和科學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其政治目的，不過是為了反對馬克思主義，削弱德國工人運動，維護德國容克資產階級的政權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