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二十幾歲，幸福生活從了解經濟學開始
蕭伯納說：“經濟學是一門使人幸福的藝術。”經濟學家認為，人之所以那麼執著地追求幸福，就是因為幸福能給人帶來效用，即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滿足。如果把幸福也當做一種可以消費的物品，幸福仍然逃不脫邊際效用遞減的厄運。當我們在盡情享受好不容易得來的一種幸福時，其實這種幸福帶給我們的邊際效用正在遞減。當這種幸福感逐漸消失時，我們就會追求另外一種人生目標或人生狀態，然後獲得新的幸福。
幸福是個經濟學命題
理查·萊亞德是英國當今頂尖的經濟學家之一，曾經是首相布萊爾的顧問團成員，自2000年起還擔任了英國上議院議員。理查·萊亞德一直倡導“幸福治療國家”，被譽為英國的“首席幸福經濟學家”。他在2005年出版的英文版《不幸福的經濟學》中對“經濟學對幸福的漠視”提出了嚴厲批評。他堅持認為，幸福無疑是社會唯一值得努力的目標，我們必須考慮現代文明如何讓我們不幸福、即使有錢為什麼還不幸福、要GDP還是要幸福等一係列問題。
2006年，我國引入瑞士經濟學家布倫諾·S·弗雷的《幸福與經濟學》一書受到了經濟學家和普通公眾的熱捧。這本書在經濟學與幸福之間、幸福與民主之間建立起實證性聯係，將心理學、社會學以及政治學領域的發現以及獨到的見解融入經濟學研究，在書中論證了以收入、失業和通貨膨脹等形式體現的微觀及宏觀經濟環境對幸福的影響。
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經濟學，曾經一度放棄對幸福概念的關注。其中原因有兩點：
一是因為“幸福”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非科學性的概念，因其主觀性過大而幾乎無法測量和討論；二是“幸福”被很多經濟學家認為不是本學科的內容，而是需要在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甚至哲學等平台上進行綜合討論與研究，是一個可能永遠無法獲得定論的大命題。
幸運的是，還是有一些有見識的經濟學家站出來為我們的幸福生活搖旗呐喊。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卡尼曼教授及合作者塔夫斯基的研究成果從很多方麵證實了傳統經濟學的一些基礎理論存在的錯誤，他們的新經濟學涉及財富和廣義的幸福。他們認為，人們應該關心如何提高人們的幸福本身，因為人們最終在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錢；不是最大化財富，而是最大化人們的幸福。
應該說，卡尼曼糾正了我們一貫存在的錯誤認識——很多人曾經把財富看做是幸福的代名詞。卡尼曼幫助我們回歸到追求本源，他認為我們財富僅僅是能夠帶來幸福的更小的因素之一。事實上，幸福是由許多其他因素決定的。
痛苦，或者幸福，本來就是一種感覺。放在經濟學研究平台上，經濟學家隻好把幸福或者痛苦的感覺與可以量化的財富放在一起。研究發現，當人們收入水平較低時，隨著收入增加，人們的幸福程度增加；但是當收入達到一定程度，人們的幸福感再也不隨收入進一步增加而同步增加，而是幸福隨收入呈邊際遞減。經濟學對此的解釋是幸福邊際效用遞減。
幸福是一種心理感受，本身應當是一個心理學概念，很多心理學家更願意把它稱為“幸福感”。但幸福感是一個很模糊的東西，將經濟學的視角引入對幸福的研究中，可以對幸福進行更加理性和客觀的統計和數量分析。經濟學家認為，幸福研究大有可為，尤其是其在經濟學中可以將單純的數字關注拉回到關注人本身，重新回到“人類行為的經濟學”上來。正如微積分是因為工程師覺得好用而最終被堅持傳承下來，並且得到了證明一樣，對幸福影響因素的經驗研究，也將會很有價值。這可能會為經濟學創造一個更燦爛的前景。
智慧小品：幸福的五個定律
幸福第一定律——幸福感都是暫時的。人們獲得的幸福感都是暫時性的，就像不幸一樣，隨著時間的流逝，幸福感以及不幸感都會逐漸淡化。所以，我們如果想繼續擁有幸福，就必須去不斷地滿足更多的渴求。
幸福第二定律——幸福感的遞減性。人們得到一個幸福後，對同一個或同一類幸福的渴求度就會遞減，當人們再次獲得這個或這類幸福時的幸福感就會逐漸遞減，當達到足夠多的次數時，渴求度會變為零，幸福感也就變為零了。
幸福第三定律——人們獲得幸福的經曆越曲折，獲得的幸福感就越大。渴求度與幸福感成正比。所以如果獲得幸福的經曆越曲折，那麼人們的渴求度就會相應變大，獲得的幸福感就會越大。
幸福第四定律——幸福是需要感覺的。幸福是需要有感覺的，如果你的渴求事實上已經獲得了滿足，但當你沒有感覺或感覺不到渴求被滿足的時候，你仍然是不會有幸福的感覺的。
幸福第五定律——幸福感的獲得是需要有愉悅的心情。如果你的渴求獲得了滿足，但此時的你如果仍沉浸在其他事件的悲痛之中，那麼此時的渴求被滿足的感覺仍然是難以獲得幸福的。
幸福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
李剛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一個偏僻的山區鄉政府工作。他知道自己沒有什麼社會背景，所以工作格外賣力。
兩年後，縣長下鄉，看中了這個踏實肯幹的年輕人，李剛被調任為縣長的秘書。
可還沒來得及興奮，李剛就發現，政界競爭激烈，明裏暗裏都有，他的壓力比在鄉下時更大了，工作也越加踏實努力。
兩年後，縣長榮升到市裏任職。李剛的努力縣長也看在眼裏，縣長把他安排到市政府一個機關。
從縣到市是一次質的跨越，李剛很是激動。剛到市裏，住房緊張，連單身宿舍都沒有，李剛隻能住在辦公樓拐角的一個倉庫中。住房簡陋李剛倒不在乎，隻是妻子還在縣城，他每周搭長途汽車往返，漸漸地，精力上和經濟上他都覺得異常辛苦。
經過一番努力，領導答應給他解決住房問題。李剛又四處奔走，終於把妻子調到市裏一個對口單位，在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李剛覺得這下終於可以輕鬆下來，好好地享受人生了。
可看著身邊人一個一個升遷成為正科、副處，李剛又不得不為得到這些行政級別而飽受煎熬。科員當久了還得不到升遷，就會被別人看不起。為了升遷，他不得不再次努力……
在過去物質短缺的年代，整個社會都把經濟的發展作為幸福的歸宿。但是這些年的幸福感理論研究發現，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幸福感並沒有增加。據兩位瑞士學者研究報告，從1946年到1991年，美國人均收入從11 000美元增加到27 000美元（以1996年美元價值為準）。然而，這種物質財富的增加卻伴隨著平均幸福水平的降低。如果以3分為滿分，那麼，1946年的幸福水平為2.4，1991年反而降到了2.2。
蕭伯納說：“經濟學是一門使人幸福的藝術。”經濟學家認為，人之所以那麼執著地追求幸福，就是因為幸福能給人帶來效用，即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滿足。如果把幸福也當做一種可以消費的物品，幸福仍然逃不脫邊際效用遞減的厄運。當我們在盡情享受好不容易得來的一種幸福時，其實這種幸福帶給我們的邊際效用正在遞減。當這種幸福感逐漸消失時，我們就會追求另外一種人生目標或人生狀態，然後獲得新的幸福。
經濟學家們一直都在努力尋求幸福最大化。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經給出了一個幸福方程式：幸福 = 效用 / 欲望。這個公式告訴我們，幸福程度與效用成正比，與欲望成反比；當欲望既定時，效用越大，越幸福；當效用既定時，欲望越大，越痛苦。
薩繆爾森的幸福方程式為我們指出了獲得幸福的途徑：要想更幸福，必須增加效用，或降低欲望。還是經濟學那句老話，“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增加效用需要增加收入。但是，經濟學又告訴我們，凡事都有邊際，邊際效用時時存在，在增加收入的過程中，要適可而止，恰到好處。如果我們過度追求財富而失去了閑暇時間，有可能收獲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因此，相比增加效用，通過控製欲望獲得幸福更為簡單。在經濟學家眼裏，幸福生活的人必定不是欲望的奴隸。
智慧小品：遠郊的幸福指數高於市內
2006年北京市統計局公布了北京市和諧社會指數監測報告。報告顯示，10個遠郊區、縣市民的幸福感超過城市中心區市民。專家分析，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在對經濟發展的追求中，市中心的經濟發展比郊縣快，經濟發展對市中心居民帶來幸福的邊際效用已經遞減了，而郊縣居民卻才剛剛感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幸福。
自己的幸福總要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某天，老板把你叫到辦公室，給你發了個價值不菲的紅包，並且對你說，因為這段時間你的工作成績突出，公司決定專門給你一人發獎勵。老板同時再三叮囑：這是給你一個人的，千萬不要對別人說啊。
拿著沉甸甸的紅包，一種成就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可很快你卻發現，老板不僅給其他人也發了紅包，而且有些人的紅包比你的還大，於是拿到紅包的幸福感還來不及回味，便很快轉而陷入一種失落和痛苦中。
你的生活中是否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情？其實，一個人幸福不幸福，不僅取決於個體獲得的效用滿足自身欲望的大小，還取決於和他人的比較。通過比較，既得的效用和初始的欲望就會發生變化。比如你初始的欲望是想將草房蓋成瓦房，按說當你將草房換成瓦房時，應該感到幸福，但這時你卻發現鄰居正在蓋樓房，於是剛剛湧起的幸福感便隨之消失。你想蓋起比鄰居更高的樓房。
欲望膨脹，是人不幸福的根源。而欲望的膨脹，來源於和他人的比較。幾十年前，《巴爾的摩哲人》的編輯亨利·路易斯·曼肯曾說過，財富就是你比你妻子的妹夫多掙100美元。行為經濟學家說，我們越來越富，但並沒有覺得更幸福的部分原因是，我們老是拿自己與那些物質條件更好的人比。
電話發明以前，人們不用電話照樣可以生活得很快樂，但現在如果沒有電話，你和別人溝通的範圍就會受限，所以沒有電話的人就想擁有一部自己的電話。在過去，沒有車照樣可以出行，但現在，你不得不擠公共汽車，不得不為買火車票而焦頭爛額，買不起私家車，最不濟也得有一輛自行車。再從教育上看，若在過去，不上學也不是不能生活，但現在每個人都在盡最大的努力，上更好的學校，為的就是獲得比別人更好的社會通行證和更強的生存能力。社會的發展，讓我們的欲望不斷增長，也讓內心充滿了焦慮。
現在社會整體發展了，即使最窮的人，也比古代一般的富人生活優越。有人曾做過比較，說現在一般家庭都用上抽水馬桶了，而無人匹敵的古羅馬帝國國王當時隻能蹲石板砌成的茅坑。可盡管如此，現代人還是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