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時期城市開始繁榮，唐代的首都長安城，周圍約有三五公裏，其規模之巨大，為當時世界所少見。除長安外，洛陽、揚州、廣州、益州（成都）、涼州等城市也都非常繁華富庶。而且對外交通也很發達，陸路有北、中、南三條路通往中亞和印度。水路方麵，中國海船可以遠航至紅海、印尼、日本。當時所有的亞洲國家都和中國有經濟文化的往來。而朝鮮、日本、印度，中亞各國和中國的關係最為密切，經常派使臣互通往來。
唐朝有如此發展，應該說很大程度上與唐朝時倡導的民本思想有關。由於唐朝的統治者吸取了前朝興亡的教訓，尤其是太宗李世民經曆了隋末農民戰爭，他意識到了百姓的巨大作用，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他體會得很清楚。貞觀二年，唐太宗提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其對為本。”這表明“三為本”的思想已滲透到朝野。其實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唐朝才能夠在百廢待舉、民生凋敝、幾近廢墟的基礎上創造了初唐貞觀之治的奇跡，打開了政治、經濟、文化全麵繁榮的通渠。
統治者能夠以民為本，因此他在選拔人才上也會從民本考慮。唐初沿用隋朝時設置的科舉製，曆史上曾有這樣的記載：“武德四年，複置秀才、進士兩科。”又“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諸州學士及白丁，有明經及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曲所稱者，委本縣考試，州長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隨物入貢。至五年十月，諸州共貢明經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進士三十人”。這說明唐高祖武德四年，唐統治者決定恢複隋朝時設置的明經、秀才、進士等科，並於武德五年正式開科取士。到唐太宗時勵精圖治，不斷對唐朝的各項政策、製度進行改革。在這種情況下，科舉製度也逐漸成熟與完善起來。而且唐代以來，官學、私學教育興盛，培養了大量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人才。例如貞觀以後，僅太學生就有八千餘人。一反魏晉以來保護士族特權的九品中正製，通過明經、進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種種名目的製科考試，選取官吏。
狄仁傑便是明經出身。這一製度能夠激發世人成就功名事業的理想。因此這個時代湧現了許多英豪，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其中有橫空出世的英雄、賢明有道的君王、才華橫溢的文士，也有輔助君王治理天下的賢相，狄仁傑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狄仁傑能夠舉薦賢才也源於當時這樣一個時代背景。執政者為鞏固自己的統治、安撫百姓，同時也需要大批人才執行這一政策。因此從社會角度來看，狄仁傑知人善任得到成功，是符合當時社會情況的，如果是在九品中正製的背景下，即便是他想舉薦賢才也隻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個繁盛的時代為一代賢臣提供了建功立業的機會；而這些英雄豪傑的存在，也讓這個時代更加光彩照人，真可謂是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