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蘇聯的綜合國力卻是相對上升的。1964年上台的新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趁著美國身困越南戰爭和經濟危機之際，加緊發展蘇聯的軍事、經濟實力。而從勃列日涅夫上台至70年代，這兩方麵著實得到了急速的發展。1969年美、蘇洲際導彈分別為1054枚和1050枚，到1970年蘇聯的洲際導彈數量超過美國，達到1300枚。蘇聯還強化了軍工產業，取得了蘇美大致的軍事力量均勢。例如在核武器方麵， 1972年5月簽署的《蘇美關於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臨時協定》（即第一階段關於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協定）和《蘇美關於限製反彈道導彈係統條約》的生效，標誌著蘇聯已經成功迫使美國承認蘇聯在軍事上是一個同自己並駕齊驅的超級大國。 同時1975年，蘇聯的工業總產值上升，已經迫近美國的80％。
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蘇聯在取得戰略核武器數量優勢的基礎上繼續提升其武器質量，從而取得蘇美戰略核武器質量上真正平衡，甚至其常規軍力有過之而無不及。1979年美蘇關於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談判曆達成協議，美國未能限製最令美歐恐懼的蘇聯重型導彈SS－20和逆火式轟炸機，這樣蘇聯在蘇美軍事較量的天平上的砝碼明顯地加重了。在海軍方麵，蘇聯從近海防禦到大力發展遠洋海軍，核潛艇數量大大增加，向美國的海洋霸權挑戰。
伴隨著軍力的急劇膨脹，蘇軍“積極進攻戰略”的軍事戰略指導思想也製定完畢。“積極進攻戰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擴張野心與軍事實力相結合的產物，是蘇聯全球擴張戰略在軍事上的體現。“積極進攻戰略”包括三方麵內容：
一，在作戰樣式上，仍舊使用二戰時德國的“閃擊”戰術。認為先發製人、突然襲擊是未來戰爭中最有效的開戰方式，也更有利於進攻者獲得勝利。故蘇軍主張向對方“實施先發製人的、突然的、毀滅性的打擊”，一舉癱瘓對方的防禦體係和支持戰爭的能力。
二，在戰略部署上，蘇聯全球性軍事部署的要點為：以美國為主要對手，以歐洲為戰略重點，從中東、非洲側翼迂回包抄歐洲，積極向第三世界具有戰略意義的關鍵地區和薄弱地帶滲透擴張。同時，還要積極占領戰略要點、戰略資源和兩洋通道（印度洋、大西洋）。
三，在對抗策略上，利用“緩和”的表象，加強外交實力同軍事實力的運用，試圖通過全麵戰爭以外的一切手段在全球取勝。
蘇聯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進入了建國以來綜合國力最強大，對外活動最活躍，擴張勢頭最猛烈的一個時期。這一時期的蘇聯在同美國的經濟與軍事競賽中上升為優勢，並借助“戰略緩和”政策的掩護，向美國等資本主義強國發起“總結性攻勢”，使得西方世界頓時烏雲壓頂。
1981年美國總統裏根執政。他在對蘇的政策一向強硬。因此，一開始便大力推行遏製蘇聯和實行“推回”戰略，突出僵硬的兩極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並大幅度加強軍事實力，對蘇實行“全場緊逼”，以達到壓迫蘇聯的目的。與此同時，蘇聯國內經濟陷於困境。國民經濟軍事化及超負荷的軍事支出使得國民經濟結構畸形發展，增速接近停滯。
為求自保，蘇聯不得不調整策略，希望假借緩和之說，以緩和軍備競賽，贏得喘息時間。1981年勃列日涅夫於蘇共26大上提出“鞏固和平、加深緩和。製止軍備競賽”八點倡議。但裏根卻不吃這一套，他絲毫沒有放鬆美國龐大的擴軍計劃。麵對美國強大的軍事壓力，蘇聯痛下狠心，將不惜任何代價的繼續加強軍事實力，結果在前途渺茫的“先軍事，後經濟”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和平演變：政治戰爭中沒有硝煙
在政治活動中,從來沒有什麼事情是偶然發生的。如果它發生了,你可以打賭它一定是某種“設計”使然。
———富蘭克林·羅斯福.
在反思20年代直接的軍事幹涉和經濟製裁慘敗原因之後，西方政府針對社會主義製度和蘇聯的壓力被迫了采取的間接和迂回的“和平演變”政策，即利用蘇聯政府在政治和經濟政策上的失誤、蘇聯國內的各種社會矛盾為鬥爭途徑的“和平政治攻勢”。
由於60餘年所積累的計劃經濟痼疾而難以觸動，加之蘇聯領導人在改革方向上的偏差和具體政策上的失誤，使蘇聯的經濟發展在20實際70年代末陷入了困境。同時蘇聯又於1979年12月出兵阿富汗，推翻了阿明政權，扶植親蘇的卡爾邁勒上台，開始了對阿富汗的軍事占領。阿富汗人則開始奮起抵抗，成立了大大小小數百個各種抵抗組織。從1980年起，七大派抵抗組織建立了“阿富汗聖戰者伊斯蘭聯盟”的統一戰線，在戰場上協同作戰。美國通過巴基斯坦為阿富汗抗蘇組織提供各種支持，蘇聯深深地陷入了戰爭泥潭。
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認為期待已久的“曆史性機會已經到來”。1982年，裏根發表了一篇被稱為是“代表美國對外政策總目標”的講話，提出要以“和平政治攻勢”，與蘇聯展開思想和價值觀念的和平競賽，最終使蘇聯和東歐實行西方模式的“民主化”。
一場“民主化”蘇聯的運動緊鑼密鼓的進行起來。這回，輪到蘇聯感到前程如履薄冰了。資本主義國家高唱的“民主”、“自由”的呼聲，讓蘇聯感到異常的刺耳。
後來，到了80年代末，美國政府才改變其“和平演變”政策。1989年，美國總統布什提出：“現在是美國製定一項90年代新政策――超越遏製政策的時候了……我們尋求使蘇聯融合到國際社會中來的途徑。隨著蘇聯走向更加開放和民主化，我們將采取相當的步驟。最終，我們的目標是歡迎蘇聯重新回到世界秩序中來”。
多年後，當人們再提到那段“民主化”的曆史時，有人開始站出來爆料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彼得·施瓦茨的《勝利——美國政府對前蘇聯的秘密戰略》一書中，就透露了美政府秘密策劃瓦解前蘇聯製度的內幕，裏根政府和中央情報局曾雇傭一大批專家，包括心理學、曆史學和國際政治經濟方麵的專家，擬定了美國瓦解前蘇聯的“軟戰爭”戰略，重點放在動搖前蘇聯領導人對自身製度的信心。
在裏根總統上任時，他曾讓美聯儲大肆發行美元的同時又提高利率，讓大量的美元充斥國際和國內市場，用透支了明天的空前的繁榮來迷惑蘇聯人。這時整個前蘇聯都被美國的經濟繁榮所震撼。整個蘇聯上下彌散著一種對“美國繁榮的崇拜”和對“美國繁榮的反思”。由於這種自信心的喪失是從真實的美國市場、美國家庭真實的富有的生活和整個國際金融力量對比中體會而來的，所以是“真實的”、“理智的”和“經得起反思的”。蘇聯的領導人和人民相信了自由市場、金融開放、“自由”選舉取消政府監管才是美國繁榮的基石。蘇聯領導人開始走上了一條能夠最終實現“美國式繁榮的金光大道”。
1985年戈爾巴喬夫出任蘇聯最高領導人，他提出了“外交的新思維”。這種新思維的核心是：建立新國際安全體係，建立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人道主義化和國家關係非意識形態化。並且，戈爾巴喬夫強調所謂“全人類利益高於一切”，“人類共同利益高於階級利益”，並嚐試要與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平共處的關係，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應通過和平的方式來進行競爭。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讓美國人感到很“高興”。1990年美國總統布什在向蘇聯人民發表的新年講話中表示：美國支持蘇聯的改革裏程。美國通過新聞媒介大肆讚揚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還在80年代後期資助了一大批前蘇聯知識分子，前來考察學習西方政治經濟製度和理論。由於放棄對抗和逐步接觸，美蘇關係有極大的改善。結果出現了一種明顯的反差，戈爾巴喬夫在國內的威信不斷下降，而西方受歡迎的程度越來越高。
事情的變化可能就應了那句話，“最隱蔽的打擊往往會最直接奏效”，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政策就是在最關鍵的時刻發揮了最直接的作用。
可怕的盧布騙局：27.5萬億美元的蘇聯財富被卷走
.“‘政治’（politics）有兩個詞組成，‘popli，’在希臘語中指‘很多’的意思，‘tics’指吸血蟲。”
——戈爾 ·維迪奇
1991年的冬天對俄羅斯人民來說是異常寒冷的，在經受了華爾街金融家開動的通貨膨脹這個“財富惡魔”蹂躪之後，大批前蘇聯家庭的畢生積蓄一夕散盡。擁擠的街頭上兜售各種價格低廉的小商品的人群中，部分人竟是大學教授、醫生、軍官、工程師……莫斯科的道路上日日都是一派蕭條的景象。
幾十年積累的財富，就這樣灰飛煙滅了？蘇聯何時變得如此不堪一擊？難道真像西方經濟學家們所說的蘇聯經濟早已“資不抵債”？對這些質疑的回答是，在蘇聯解體過程中，財富並不曾蒸發，財富是發生了“乾坤大挪移”。即使這樣，前蘇聯仍有著強大到讓美國人日夜不安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實力仍然相當強大的狀態下，整個國家遭到外部勢力瘋狂與徹底的洗劫，這在人類曆史上還是第一次。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蘇聯是如何在國際金融力量的打擊下走向解體之路的？
金融戰首先在能源領域爆發。當時蘇聯的經濟與今天的俄羅斯相似，對石油出口的依賴很大，國際油價的波動，將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出口換彙能力。於是，美國開始在國際油價上做文章：首先，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凱西前往利雅得拜見沙特親王。在交談中，他希望沙特支持美國把油價降下來，相應的代價是，美國將會幫助維護沙特的國家安全，並向沙特出售一些尖端的軍火；然後，美國再利用縮減自身石油需求來降低國際市場上的石油需求總量，以打擊國際油價；最後，美國秘密同西歐及日本達成拋售戰略石油儲備的協議，迫使油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