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現代思想的影響同樣重要者乃是伏爾泰時對於培根、洛克與牛頓的稱道。他將博林布魯克對馬爾伯勒所下的評語轉移到受人指控的培根身上："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偉人，我想不起他究竟曾否犯過任何錯誤。"他又補充說："這個偉人是實驗哲學之父"--這並不是因為培根所做過的實驗，而是基於培根對於促進科學研究之有力呼聲。狄德羅與達朗貝爾即因而稱讚培根為那部《百科全書》的主要啟導者。
伏爾泰的第13封信幾乎都在談論洛克。他在洛克身上所發現的，不僅是取代靈魂神話的科學心靈，而且是一種內涵的哲學，追溯一切知識到感覺為止，將歐洲思想從神聖的啟示轉向人類的經驗．以為真理獨一無二的來源與基礎。他也讚同洛克的意見，認為物質可能使之思考。這一看法尤其梗塞在法國檢查人員的喉中，而與該書之受指責大有關係。這些法國檢察官似乎預見到了拉梅特裏與狄德羅的物質主義論。伏爾泰拒不承認是唯物主義論者，但是他把笛卡爾（公元1596至1650年，為法國哲學家及數學家）所說的"我思，故我在"，修改成為"我是個實體．所以我想。我別無所知"。
第14封信勸告法國人從笛卡爾學說中釋放出來，轉而去研究牛頓。"在英國，一般人對於這兩位思想家的意見是笛卡爾隻是位夢想者，而牛頓則是位聖人。"伏爾泰推崇笛卡爾在幾何學上的貢獻，但是他對於笛卡爾學說中的宇宙觀，卻無法徹底了解。他承認，在牛頓論古代的年曆與《啟示錄》的文章裏，有些事情近乎夢幻，或至少近乎催眠。伏爾泰和祥地指出，牛頓所以寫這些，乃是為了"安慰人類，以免他高高淩駕在他們之上"。伏爾泰本人發現牛頓的東西相當難於了解，但是牛頓葬禮時政府與科學界裏的卓越人才，使他決心去研究牛頓的《原理》一書，而成為牛頓在法國的使徒。這裏，他也撒下了《百科全書》以及啟蒙運動的種子。
最後，他對帕斯卡爾的思想加以頗含敵意的批評，因而震驚了法國的宗教思想界。他本來不打算把這一批評包括在這些信劄裏，因為這完全與英國無關。隻是伏爾泰在公元1728年將這一批評從英國寄給希銳特，這位盜印出版商將這些附列為第25封信。這使得那些崇拜帕斯卡爾並且掌握著巴黎市議會的詹森教派比耶穌會（並不推崇帕斯卡爾）更嚴厲地指斥伏爾泰。伏爾泰在本質上無法與帕斯卡爾相容：在這一階段中(除了他的戲劇而外)，他是個好鬥的唯理主義者，感情在他的哲學裏仍無地位。仍然年輕，生活廣泛，在英雄式的一些艱難中享受著生活樂趣的他，反對帕斯卡爾沮喪的悲觀主義論調，他說："我膽敢負起人類的角色來反對這位巧妙的恨世者。"他反對帕斯卡爾的賭注（打賭上帝的存在比不存在要聰明些)，認為"不敬而幼稚：……我必須相信一件事並不表示是對這事存在的證明"(帕斯卡爾並未認為這個賭注就是存在的實據)。他承認我們並不能解釋宇宙的奧秘，或是了解人類的命運，但他懷疑，從我們這種無知中，能否推演出十二使徒的教條來。在他這段活躍的年紀裏，他也不可能對帕斯卡爾向往休息的想法，給予同情。他宣稱道："人為行為而生。……不工作與不存在，就人類而言，乃是一事的兩麵。"
《對帕斯卡爾思想的批評》並不是伏爾泰的精心傑作，他並未打算出版這篇東西，也沒有機會加以修正。爾後的一些事件，如裏斯本（葡萄牙首都)的地震，漸漸轉變了他年輕時代的樂觀看法。盡管包括了這樣一篇未經深思熟慮的附錄，但這些哲學上的信件在法國文學與思想上乃是一道裏程碑。在法國作品中，第一次出現了簡短、機智的句子，無錯處可挑的明晰、明朗的機智與充滿譏諷的語句。自此以後，這些東西乃成為逾越一切謹慎否認作者身份的文學標幟；這本書與《波斯人信劄》為大攝政時期到大革命時期的法國散文立下了風格。抑有進者，這在法國與英國兩國知識界的聯係上，構成了最堅強的一環。巴克爾(公元1821至1862年，英國曆史學家)稱讚其為"在18世紀曆史上最重要的事實"。這是一種宣戰與一幅戰爭地圖。盧梭提到這些信件在他本人心智的啟發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也一定還有數以千計的法國青年。同樣受益於這一本書。拉斐特（公元1757至1834年，為法國軍人及政治家，曾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率領法軍協助美軍作戰)更讚譽這本書，使他在9歲時就已經成為一個共和黨人。海涅(公元1797至1856年，德國詩人)認為"檢察官實在不必要譴責這本書，不加指斥，人們也會予以覽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