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猷
《張聖才口述實錄》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一件很值得慶幸的事。
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從出現之日起，就是在各種政治勢力的夾縫中求生存，因為他們沒有屬於自己的經濟社會平台，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他們是毛，不管願意不願意，總要附在這張或那張皮上”。毛澤東所沒有說的是，他們並不認命，而是在不斷尋找適合於自己的舞台。
因此，在每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就會有來自各方麵的人集合在改變現狀的旗幟下，結成一種鬆散的聯盟，掀起一次社會運動的高潮。而在一起走過一段路程之後，由於各自的出發點、目的、進行的路線、方法不同，就開始分化了：有的堅決走下去；有的不走了；有的轉向以至叛變了；還有一些人，他們同樣感受到改革的衝動，但對路要怎麼走產生困惑，或者，一再受到挫折，就會想要先找一個立足之地再來探索和謀求發展，他們的生活道路會是非常曲折、坎坷的，但在大浪淘沙之中，還會有某些人始終護持著自己的追求，並在艱難的處境中做出了這樣那樣的貢獻，自己也被時代的潮流推著向前走。辛亥革命是這樣，“五四”新文化運動是這樣，還有以後一些大的社會運動的曆史也是這樣。
張聖才先生的陷入愛與暴力革命的巨大困惑與痛苦，是有著大革命的時代背景的。他出生於中國早期的基督教家庭。這種家庭，在中國傳統的宗法社會解體過程中，自願或被迫從破產的農村遊離出來，帶著尋求一種改變自己生存空間的願望，到城市的邊緣求生存。基督教“自由、平等、博愛”的教義帶給他們一種更加開闊、溫馨的生活的希望，成為他們不能割舍的信仰。張聖才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當時，在協和大學中他碰到了反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權的運動，這種帶有強製性的運動與隨之而來的狂風暴雨的大革命和他的信仰是矛盾的。但是，他又和一般傳統的基督教徒相信可以通過改變人來改變社會有所不同，他認為要先改變社會才能改變人，這就使他不由自主地要去尋找一種社會力量，依靠一種社會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理想。
困惑和痛苦就來自這種艱難的探索。他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初還和共產黨在鼓浪嶼彩屏巷的一個地下支部有來往。此後，他和江公懷、張文理等在上海組織了“中國生產革命黨”，而後“閩變”時又參加了“中國生產人民黨”。這生產黨主張“生產革命論”，想通過發展生產力來改變社會。用張先生自己的話說，是“修正共產黨，不修正共產主義”。“閩變”失敗，他因為郭蔭棠的安排和救國會的活動有了牽連，並因此被捕。出獄之後他回到廈門，仍然活躍於抗日救亡和社會救濟的活動中。隨著中央軍入閩，奉行軍事獨裁政治體製的國民黨直接控製了福建，廈門也從閩係海軍傳統的勢力範圍，變成國民黨各個派係爭奪的地盤。在這種複雜的政治環境中，他一再被捕。後來，按照隻參加對日的情報工作、不介入國內國共鬥爭的條件，他參加了軍統，此後主要就在菲律賓進行對日情報活動，並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抗日”在這段時間實際上成為他政治上的避風港。
張聖才先生的政治活動，帶有明顯的地方性，甚至可以說，帶有一種地方主義的色彩。在抗戰發生前後，他去菲律賓之前，就和福建的一些軍統人員發動了一次反對陳儀的行動，還到香港去爭取一些福建華僑參與。陳儀在福建主政時是浙係人員包攬一切的，包括軍統，也要以浙江人為主，這就和一些福建籍的軍統人員有了矛盾。但張聖才的反陳儀，有一個更大的目的，是發展福建的地方勢力，直至建立閩軍。這根源要從辛亥革命說起，辛亥革命各省都有自己的軍隊，就是福建沒有。中華革命黨時代，許春草、林祖密分別被孫中山任命為“閩南討賊軍”總指揮和總司令，但兩人對建軍路線的意見不同：許想以自己掌握的廈門建築總工會的建築工人為基礎和骨幹，但人員和武器都不足；林主張收編“民軍”，陳國輝就是由林招來的；許則認為，“民軍”靠不住，以後也很難處理。後林祖密被暗殺，這事也就沒有做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