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現在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征。”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月，我國製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繼續下行，已跌破50%的榮枯線至49.8%，PPI已連續35個月負增長。除受短期因素影響外，工業的持續膠著不振，更多地反映出我國“正在經受產業結構調整陣痛”。
日前，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的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研究院產業政策研究所所長李燕判斷，這種陣痛還要持續一段時間，“我國產業結構性調整是未來一個階段的常態化特征，這源於對我國工業發展階段和世界工業發展趨勢的研判。”她認為，這是分析我國經濟“新常態”下“中國製造”未來走向的關鍵前提。
一方麵，目前我國正處於從工業化中期向後期加速過渡的階段。從一般規律來看，這種過渡必然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比較優勢的重塑，實現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在這一過程中，主導產業、產業技術結構、產業組織方式都會出現相應的變革。
另一方麵，第三次工業革命“山雨欲來”。從全球範圍來看，集群式技術創新大量湧現，新產業、新業態層出不窮，尤其製造業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趨勢愈發明顯，為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提供契機。
尤其是，新一輪工業革命的興起恰與我國工業化向中後期過渡、產業結構調整出現曆史性的交彙。這次新工業革命更為深刻的影響，則體現在“國家競爭力的此消彼長，和世界經濟版圖的重構”。
在權威專家看來，若能合理有效把握這次機會，中國實現的將不僅僅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更有可能“彎道超車”，實現對發達國家工業化趕超。“由於曆史原因，我國錯過了前兩次工業革命，導致我國被發達國家甩於身後。回首曆史，我國已承受不起再次被甩開所帶來的痛楚。”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倒逼機製已經形成。這主要源於我國的工業品主要集中在中低端，而這些領域我國已非常成熟，產能達到或接近峰值。”李燕為《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解釋道，麵對由工業化中期向後期過渡的階段性特征，中國經濟增長動力處於轉換期，中國產業結構調整是發展規律的必然趨勢。
從投資趨勢看，2014年，我國六大高耗能行業平均投資增速同比下降2.4個百分點，其中備受關注的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同比下降了5.9%，而高端裝備、新興領域的投資增速則遠超工業行業的平均水平。這也佐證了我國工業正經曆從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到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轉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趨勢明顯。
“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途徑和驅動力就來自企業間的兼並重組。”李燕認為，兼並重組實現市場對資源配置調整，有利於實現我國工業比較優勢的重塑。
兼並重組能實現企業間的戰略、業務、製度、組織人事和企業文化的有效整合；兼並重組能夠使得有發展潛力的企業獲得更多的技術、人才、品牌、生產效率和規模的支撐，為企業實現新一輪發展提供驅動力；兼並重組還能實現資源要素的有效集中，也是解決目前麵臨的大規模產能過剩的“苦口良藥”。
權威專家認為，我國出現大規模產能過剩與之前我國企業過度競爭關係密切，而過度競爭則與產業組織結構不合理相關。這主要表現為“產業集中度不高，以及所帶來產品同質化、生產規模和範圍不合理、企業間缺乏協同性”。
“我國企業目前的確麵臨著集中度相對較低的問題。”李燕舉例道，2013年我國粗鋼生產企業CR10（銷量排名前十名所占比重）隻有39.4%，而同期韓國浦項製鐵一家產能就占到韓國的60%；從2013年船舶行業的實際完工量來看，韓國前十家船企的集中度高達99%，日本是75%，我國低於50%.李燕預估，經過此輪市場自發的兼並重組，我國在一些規模經濟行業的生產將實現進一步的集中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普華永道發布的《2014年中國地區企業並購》報告也顯示，我國企業已進入兼並重組活躍期：2014年中國地區企業並購交易數量高達6899宗，交易金額達到4072億美元，交易活動的數量和金額環比均激增55%，創下曆史新高。其中，科技、工業、消費相關、原材料、金融服務成為並購交易的重點行業。
“國企改製將是未來一個階段國內企業之間兼並重組的關鍵推動力。”權威專家預計，特別是央企將可能迎來大規模重組潮，預計未來幾年將有如今的上百家縮減至60家以內，“兼並規模前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