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到了引領外貿規則製定，爭取外貿主導權的階段。”屠新泉認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貿易強國必須能對世界貿易體係起到主導作用。而從目前國際貿易格局變化看，未來全球貿易競爭更趨劇烈，中國麵臨“不進則退”的局麵。
伴隨新興經濟體崛起，以及自身遭遇金融危機的重創，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貿易中“一錘定音”的局麵遭受挑戰。比如，美歐積極謀劃通過TPP、TTIP等自貿協定來重塑國際貿易規則，以延續對國際貿易的主控地位。
對此，歐美也毫不諱言。歐盟委員會前主席巴羅佐曾言，美歐自貿協定談判是為了保持歐美在21世紀全球規則製定者的地位，而美國總統奧巴馬則稱，要抓住自貿談判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
在丁一凡看來，將中、印等新興經濟體排除在外，就表明歐美自貿協定實質是麵臨挑戰時的一種“變相貿易保護主義”，從曆史普遍規律來看，競爭力強的國家更主張貿易自由化，競爭力弱的國家主張貿易保護主義。他認為，美歐邊緣化WTO、力推自貿協定，印證著世界貿易格局力量對比的微妙變化。
“美歐想通過自貿協定先製定好新貿易規則，然後以‘二次入世’的方式逼迫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就範’。”屠新泉認為。然而，無論是真正的排除在外，還是想逼迫“二次入世”，專家們的觀點一致：中國不可能任人擺布，而是會主動作為。
我國外貿轉型升級，產品價值鏈的攀升，“世界工廠”和“超大規模市場”的雙重角色，進口和出口的市場多元化，以及對外投資帶來的產業鏈延伸與重塑……在專家們眼中，這些無疑都是中國爭取外貿主導權的有力籌碼和博弈底氣。但屠新泉同時也強調，無論通過何種途徑爭取外貿主導權，我國都需要進一步完善自身的基礎性支撐條件：首先，由於發達國家的市場開放程度相對較高，所以導致在談判中我國需要作出讓步。“從以開放促改革的角度看，這毫無問題。但從談判的角度，我國就會處於比較被動的地位。”因此作為構建更高水平改革開放“試驗田”的上海等自由貿易試驗區還要繼續大膽“先行先試”，及時複製推廣經驗。
其次，我國“還麵臨談判隊伍培養的問題”。“我國入世談判15年曾培養出一批優秀的談判人員，但現在已經分散。”在屠新泉看來，如今的談判隊伍缺乏穩定性，並且現在談判人才的培養存在與國內產業脫節的情況。“談判人員隻負責談判，缺乏對國內產業的足夠了解。”（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宮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