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經濟秩序正處於新的轉型期。從未來5～10年，甚至更長時期趨勢看，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和複雜性日益上升，將出現諸多新的結構性、革命性變化
趨勢一：全球經濟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快速發展期進入低於趨勢增長的新階段
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過去6年多時間，但全球經濟複蘇步伐低於預期，產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國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負債、高失業率在內的金融危機的後續影響。同時，由於勞動力人口老齡化、勞動生產率增長緩慢導致全球經濟潛在增速下降，大多數經濟體仍需將“保增長”作為首要任務。近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將2015、2016年的全球增長率預期分別下調為3.5%和3.7%，全球將進入低於趨勢增長的“新常態”。
全球貿易增長則更為緩慢。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發布的全球貿易增長預測，2014年和2015年全球貿易額增長預期分別下調為3.1%和4%，遠遠低於2008年金融危機前10年平均貿易年增長率6.7%的水平。
趨勢二：全球廉價資本時代可能將趨於結束目前全球利率仍處於低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經濟依然疲軟，高負債居民信貸需求低迷，央行普遍執行刺激性貨幣政策。然而，廉價資本的時代可能即將結束。
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係正在被打破：一方麵，外部需求疲軟，貿易彙率風險、激生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也降低了新興經濟體的貿易盈餘水平，全球貿易收支開始趨於平衡；另一方麵，投資回報率、儲蓄-投資組合、風險偏好水平等趨勢性改變，也將影響全球資金流向，特別是隨著美聯儲將進入加息進程，這種局麵將推動全球長期實際利率上升。
趨勢三：主要國家主權債務壓力較大，“去杠杆化、去債務化、去福利化”進程還將持續數年
全球債務水平處於持續上升之中。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2007年中旬、金融危機前全球債務規模僅為70萬億美元；但截至2013年底，這一規模就已攀升至100萬億美元，漲幅逾42%，全球債務負擔占國民收入比例升至212%，其中政府及相關平台已成最大債券發行者。截至2013年6月，公共債務有價債券所占份額增至43萬億美元，相較2007年同期增長80%.除發達經濟體之外，新興市場在金融危機後通過各種刺激政策推動經濟，信貸大幅投放帶動了投資增速，相伴隨的是私人部門債務大幅增加。
各國“去債務化、去杠杆化、去福利化”必然需要經曆財政緊縮過程，將公共債務降低到可持續水平，公司和家庭部門必須提高儲蓄，修補資產負債表。這個過程仍將持續數年，並對經濟增長動力形成負麵影響，抑製總需求增加。
趨勢四：美國從寬鬆周期轉向緊縮周期，恐引發全球金融格局大分化和主權貨幣洗牌
美聯儲退出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後，美元、美債再次成為全球資本的“避風港”和“安全資產”，特別是如果參考美國貨幣政策周期與美元周期的關係，美元強勢周期可能會持續4～5年左右，美元在相當長時期內還是全球追逐的安全資產，增強全球，特別是新興市場溢出風險。
當前新興經濟體企業外債高達2.6萬億美元，其中3/4以美元計價。目前，美聯儲結束量寬和美元升值已使新興經濟體企業償還美元債務的成本開始走高，資金鏈斷裂甚至破產風險上升，並可能傳導至本國經濟金融體係。
此外，美元升值也將導致其他非美係貨幣、新興經濟體貨幣出現一輪貶值潮，未來幾年全球主權貨幣將麵臨新一輪洗牌過程。
趨勢五：大宗商品繁榮周期結束，全球價格總水平趨於下降，麵臨通貨緊縮壓力
根據IMF評估數據，在1990～2013年之間，全球通脹率平均為11%，2014年該數值預計為3.9%，其中低通脹率的發達經濟體，1990～2013年之間年均通脹率為2.3%，2014年僅為1.7%。2014年12月，美國CPI環比下跌0.4%，創2008年底以來最大跌幅。歐元區2014年12月CPI五年來首次轉負，技術性通縮來臨。
全球已有多家國際機構就此發布警告。IMF更是在最新版的《全球經濟展望》中將此視為全球經濟複蘇最大威脅，凸顯出一些深層次結構性因素：一是大宗商品繁榮周期趨於結束引發價格危機，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國際油價下跌勢頭2015年將延續；二是全球需求結構變化導致供需出現缺口。金融危機以來，全球需求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增量需求從美歐主導開始轉變。中國成為全球需求主要支撐者，而隨著近幾年中國去杠杆化和去產能化，增量需求放緩，產出缺口開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場資源成為各國競爭焦點直接導致全球價格總水平下降；三是強勢美元回歸引發全球“輸入型通縮”壓力，另一方麵加劇新興經濟體外債壓力。四是全球主要經濟體處於勞動人口周期變化拐點。從長期因素看，2008～2014年疊加了美係國家和中國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人口周期拐點。人口結構變化，老齡化趨勢導致儲蓄消費結構變化，消費增長趨於停滯，這是導致供給失衡，並進一步引發價格總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