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兒有一大疊鈔票。這是森林中那個別墅的總管彙來的。
他在信上寫道：他彙去一千五百盧布，這筆錢是他在法院二審中勝訴，依照判決，從某某人那裏取得的。安娜·阿基莫芙娜不喜歡而且害怕象“依照判決取得”和“勝訴”這類字眼。她知道沒有司法製度不行，可是不知什麼緣故，每逢常常跟人家打官司的工廠經理納紮雷奇或者別墅總管替她打贏一場官司，她總是心驚肉跳，好象問心有愧似的。現在她也心驚膽戰，覺得不自在，一心想把這一千五放到遠處去，免得看見它。
她煩惱地暗想：她今年二十六歲，那些跟她同年齡的女人如今正操持家務，做得累了，就香甜地睡一覺，到明天早晨醒來，心情愉快，象過節似的。她們有許多人早已結婚，有子女了。隻有她一個人，不知什麼緣故，卻得象老太婆似的，坐著看這些信，在信上加批語，寫回信，然後整個傍晚什麼事也不做，一直熬到午夜，光是等著困倦了好去睡覺；而明天呢，一整天會有許多人來拜節，向她請托種種事情；到後天，工廠裏一定會出事，例如某人挨了打，或者某人酗酒死了，她就會由於某種緣故感到良心痛苦；等到節期過完，納紮雷奇會因為工人曠工而開除二十來個人，那二十來個人就會脫下帽子，一起來到她家門口，站著不走，她卻不好意思出去見他們，臨了，他們象狗似的讓人趕走。於是所有的熟人都會背著她紛紛議論，給她寫匿名信，說她是大財主，剝削者，說她吞吃別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
桌上靠邊的地方放著一疊信，她已經看過，放在一邊了。
那都是告幫的信。寫信的人中有挨餓的，有酗酒的，有家裏人口眾多、負擔很重的，有患病的，有受屈辱的，有懷才不遇的。……安娜·阿基莫芙娜已經在每封信上加了批語，有的給三個盧布，有的給五個，這些信今天就要送到帳房去，明天帳房會分發救濟金，或者用那些職員的話來說，就是“喂野獸”。
此外還有四百七十個盧布要零星散發出去，那是一筆存款的利息，這筆存款是由去世的阿基木·伊凡內奇立下遺囑專供周濟窮苦人用的。明天將會擠得不象樣子。從大門口到帳房門口會排上一長行陌生人，他們麵目猙獰，衣服襤褸，挨凍受餓，已經喝醉酒，用沙啞的聲音把恩人安娜·阿基莫芙娜和她的父母歌頌一番。後麵的人擠前麵的人，前麵的人就用難聽的話叫罵。帳房裏的職員被喧嘩聲、相罵聲和哭訴聲吵得心煩，就跳出來，照準什麼人的臉打一個嘴巴，招得大家直樂。她自己的人，那些工人，卻在節日前除了工資以外什麼也得不到，這時候已經把工資花得一個子兒也不剩，站在院子裏瞧著發笑，有的看得眼熱，有的冷嘲熱諷。
“商人，特別是商人的女眷，往往喜歡叫化子勝過喜歡自己的工人，”安娜·阿基莫芙娜暗想。“事情永遠是這樣的。”
她的眼光落在那疊鈔票上。明天把這些不需用的、討厭的錢分發給工人倒挺好，可是白白給工人錢也不行，如果這樣做，他們下一次會再來要。況且工廠裏總共有一千八百多名工人，他們的妻子和兒女還沒算在內，那麼這一千五頂得了什麼事？要不，就這麼辦：從這些寫信來告幫的人們當中，挑出一個不幸的、對美好的生活早已失去希望的人來，把這一千五送給他。這筆錢會象晴天霹靂似的把那個可憐人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定他會生平第一次感到幸福。安娜·阿基莫芙娜覺得這個想法倒也新奇有趣，使她著迷。她就從那疊信裏隨意抽出一封，看了一遍。有一個姓恰裏科夫的十二品文官早已失業，害著病，住在古興家的房子裏，他的妻子得了癆病，有五個年紀很小的女兒。安娜·阿基莫芙娜對恰裏科夫住著的那所古興家的四層樓房子是很熟悉的。啊，那是一所難看的、朽壞的、於健康有害的房子！
“我就把這筆錢送給恰裏科夫好了，”她決定。“我不打算派人送去，還是我自己走一趟，免得多費口舌。對，”她想著，把那一千五放進衣袋裏。“我去看一看，也許可以給那些小姑娘想點辦法呢。”
她高興起來，就拉了拉鈴，吩咐套車。
等到她坐上雪橇，已經傍晚六點多鍾了。各幢廠房的窗子裏燈光明亮，因此這個大院子顯得很黑。大門旁邊，院子深處，靠近倉庫和工人宿舍的地方，都點了電燈。
這些幽暗陰沉的廠房、倉庫、工人所住的宿舍，安娜·阿基莫芙娜都不喜歡，看著害怕。那幢主要的廠房，她在父親去世以後隻去過一次。那些架著鐵梁的高天花板，那許多轉得很快的大輪子，傳送帶，杠杆，那種尖利刺耳的嘶嘶聲，鋼板的磕碰聲，鬥車的吱吱嘎嘎聲，蒸氣粗嗄的聲響，那些蒼白的或者通紅的，再不就是撲滿煤灰而烏黑的臉膛，那些汗濕的襯衫，那些由鋼、銅、火焰放出的亮光，那種油脂和煤炭的氣味，那種時而火熱、時而冷颼颼的風，在她心上留下了地獄般的印象。她覺得那些輪子、杠杆、熾熱而嘶嘶響的汽缸似乎極力要從它們的羈絆裏掙脫出來，打死那些工人；而工人們呢，帶著操勞的臉色，聽不見彼此所說的話，跑來跑去，在機器旁邊忙忙碌碌，仿佛極力要阻止它們可怕的活動似的。他們把一個什麼東西指給安娜·阿基莫芙娜看，恭恭敬敬地對她解說一番。她記得在鍛鐵車間裏，人們從火爐裏拉出一塊燒紅的鐵來，有一個頭上紮著小皮帶的老人和另一個身穿藍色工作服、胸前掛著表鏈、帶著氣憤的臉容、多半是個工頭的年輕人掄起錘子砸那塊鐵，砸得金黃色的火花往四下裏飛濺，過一忽兒，她麵前就嘩啷一響，攤開一大塊鐵板。老人筆直地站在那兒，麵帶笑容，年輕人用衣袖擦著汗濕的臉，對她解說著什麼。她還記得在另一個車間裏有個獨眼的老人在鋸一塊鐵，鐵屑紛紛撒下來；有一個頭發棕紅色的工人戴著黑色眼鏡，穿著滿是窟窿的襯衫，在旋床旁邊幹活，用一塊鋼製造什麼東西，那旋床在轟響，尖叫，呼嘯，鬧得安娜·阿基莫芙娜直惡心，好象有個什麼東西正在鑽她的耳朵。她瞧著，聽著，什麼也不懂，好意地微笑著，覺得難為情。你靠這個企業吃飯，從它那兒拿到幾十萬盧布，可是你卻不了解它，也會喜歡它，這是多麼奇怪啊！
至於工人宿舍，她一次也沒去過。聽說那邊潮濕，有臭蟲，人們生活放蕩，亂七八糟。事情很奇怪：為了整頓宿舍，每年花掉成千的盧布，可是工人的狀況，如果相信匿名信上的話，卻一年比一年糟。……“父親在世時，事情倒還有點條理，”安娜·阿基莫芙娜坐著雪橇走出院子，心裏暗想，“因為他自己做過工人，知道該怎麼辦。我卻什麼也不懂，光幹些蠢事。”
她又感到煩悶，不再因為出門而高興了。她想到那個幸運者將眼見一千五百個盧布象從天而降般地落在他手裏，她就不再覺得新奇有趣了。家裏那個價值百萬的企業正在逐漸瓦解、垮台，宿舍裏的工人生活得連囚犯都不如，而自己卻坐著雪橇去找什麼恰裏科夫，這實在是在做蠢事，欺騙自己的良心。附近那些布廠和紙廠的工人們成群地沿著大道走著，或者在大道附近穿過田野，往城裏有燈火的地方走去。寒冷的空氣裏響起笑聲和暢快的談話聲。安娜·阿基莫芙娜打量著那些女人和小孩，忽然想去過一過他們那種簡單、粗陋、艱難的生活。她清楚地想起很久以前，人們還管她叫阿紐特卡①，她還是個小姑娘，跟她母親躺在一個被窩裏的時候，住在隔壁房間裏的洗衣女工在洗衣服，從附近那些人家，隔著薄薄的板壁，傳來哄笑聲、叫罵聲、孩子的啼哭聲、手風琴聲、旋床和縫紉機的嗡嗡聲。她的父親阿基木·伊凡內奇差不多什麼手藝都會，一點也不在乎這種擁擠和吵鬧，隻顧在火爐旁邊焊接什麼東西，或者畫什麼草圖，刨什麼東西。她恨不得按從前跟她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每天所做的那樣，洗衣服，燙衣服，跑商店，跑酒鋪才好。她應該做工人，不應該做老板！她那幢吊著枝形燈架和掛著畫片的大房子，她那個穿著燕尾服、留著象絲絨般柔軟的唇髭的聽差米憲卡，尊嚴的瓦爾瓦魯希卡，善於逢迎的阿加芙尤希卡，那些幾乎每天來向她要錢而且不知什麼緣故總是使她心中慚愧的青年男女，還有那些文官，醫師，那些用她的錢辦慈善事業、當麵恭維她、背地裏卻因為她出身低微而看不起她的太太們——對她來說，所有這一切是多麼乏味，多麼格格不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