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概述
中國當代文學是現代文學的繼續和發展，它的第一階段開始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結束於“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之初。它繼承了我國古典現實主義和古典浪漫主義的傳統，吸收了世界進步與革命文學的優秀元素，標誌著中國文學進入了嶄新的曆史時期。
在建國後一段時期，由於漫長的封建文化的禁錮，人民舊有的思想觀念意識形態根深蒂固，因此文化規範的形成、文化意識的轉變顯得非常緩慢，戰爭在戰後的社會生活中留下的影響要比人們所估計的要長久得多也深遠得多。人們在進入和平建設時期以後，文化心理上很自然地保留著戰爭時代的痕跡：實用理性和狂熱政治激情的奇妙結合，英雄主義情緒的高度發揚，以及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情緒，對西方文化的本能性地排斥，等等。這種種戰爭文化心理特征在建國後幾十年對人們的行為都有一定影響。
當時的大多數作家在軍事勝利的鼓舞下，不可避免地有投合戰爭文化心理的積極性，他們熱情謳歌時代精神，讚美社會新風氣，這一時期戰爭文化規範在文學觀念上的表現——諸如自覺強調文學創作的政治目的性和政治功利性，自覺強調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在一些主要創作中體現出來。
受到這種戰爭心理的影響，文學觀念由軍事軌道轉入政治領域，一方麵，開展一係列政治批判運動，改造和批判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另一方麵，則要求將文學變成“整個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的文學作品中，充斥著戰爭心態的詞彙，戰爭文學觀念成為主流。
但與此同時，當代文學史發展中仍有一條“五四”新文學的傳統若隱若現地存在著、支配著知識分子對社會責任和文學理想的追求。對於中國文學來說，重視文學自身價值這一傳統有力地支持了作家們用各種藝術手法來表達對社會的理性看法，以及對文學真實性的追求。正是因為堅守這一傳統，許多作家在被不公正地剝奪了寫作權利以後，仍然抱著對文學的熾愛，在秘密狀態下創作出很多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從解放區文學的傳統下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熟悉中國農村的社會生活狀況，對農民的心理有著深刻的理解，對中國民間文化形態也有著獨到的認識，他們在創作時，或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民間隱形結構”的藝術手法，使作品在為主流意識形態服務的同時，反映出來自於生活最真實的呼聲，極富生命力。
在五六十年代，人們認識到，以戰爭為主題的文化規範及其文化心理與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不相適應。為了調整這種不相適應性，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試圖糾正這種文學發展的傾向，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收效甚微。
當代文學史的第二階段以“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作為開始。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使文學遭受了空前的劫難，除了“樣板戲”和部分詩歌外，文字創作處於停滯狀態，有關“文革”期間的文學狀況，我們將在後麵專門論述。
當代文學史的第三階段是以1978年8月開始的“傷痕文學”為標誌的。“文革”結束以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製定了“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方針，在文藝界展開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1979年10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到會致祝辭，在闡述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時明確提出了“不要橫加幹涉”的意見，並且承認文藝創作是一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黨“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緊接著，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含義比較寬泛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總方針，1984年第4次作家代表大會中央首次以科學的態度總結了曆史上黨領導文藝工作存在的缺點，並作出了“創作自由”的許諾。從這一係列的文藝政策的調整中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健全的文學環境正在逐漸形成，一種以和平經濟建設為特征的新的文化規範也正在顯露端倪。
曆史經驗告訴我們，一種新的文化規範的形成不會一帆風順，舊有的文化規範痕跡也不會立刻消失，人們舊有的傳統思維依然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發揮著一定的影響，譬如，對“文革”後文學發展的整體成就作出消極的估價，對知識分子的總體評價依然保留“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對西方文化思想依然采取排斥和拒絕的態度等等。這種思維定勢決定了80年代的文學曆史充滿了過渡時期的特點：新的以和平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文化規範誕生以前必然會經曆痛苦的文化蛻變和激烈、充滿矛盾的自我鬥爭。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方麵，每一次新的創作和理論的探索都會引起強烈的反響甚至爭論，每一次爭論都為推動新時期的文學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因為作家們不斷地探索與創新，整個80年代的文學顯得生機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