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後，受盡磨難的知識分子終於爆發出了現實戰鬥精神，老作家巴金率先發表反思“文革”和總結自我教訓的《隨想錄》，鼓舞了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和文藝理論家繼往開來地發展和捍衛這一傳統。在“文革”後的80年代文學創作中，老作家孫犁的讀書隨筆、汪曾祺的小說等，都具有濃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美文風格，對當代作家產生過廣泛的影響，可以看做是“五四”新文學傳統的複活。
這一階段文學隊伍主要是由兩代作家構成，一代是在50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是在共和國初期的理想主義氛圍下步入文學創作的領域，卻因為真實地表達了對於社會及人性的感性認識，而在“反右”運動及“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地批判與打擊。“文革”結束後他們重返文壇，成為80年代文學創作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創作裏充滿對現實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對人性的讚美，可以說是“五四”傳統的精神主題在當代的再現。還有一代是在“文革”中成長起來的作家，他們中大多數人曾經曆“上山下鄉”，真實體驗了民間生活，受到了民間文化的熏陶，所以當他們開始寫作時，自然而然地從農村生活中汲取創作素材，由最初的“知青”題材到稍後的“尋根”文學，反映出文學新創作趨向。
80年代，對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借鑒，使得許多作家在實踐中日益成熟，拓展了文學創作的藝術空間，豐富了現代文學的藝術表現傳統。尤其在現代詩歌的表現形式方麵，以“文革”時期知識青年的地下詩歌為源頭的“朦朧詩”的創作，與“五四”新文學中的現代詩傳統結合起來，形成新的美學原則，恢複了個人話語在詩歌領域的作用。這些雖然是表現技巧上的探索，但對90年代的文學創作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當代文學的第四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如果說，80年代是一個在文化上撥亂反正的過渡時代，那麼，90年代才漸漸顯現出新的文化活力和特點。這種新的特點，對未來的文學發展，以及文學創作的方向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社會急劇轉型，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製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人們的意識形態格局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知識分子舊有的一元化的文化理想被淡化，多元文化格局在不自覺中逐漸形成。在文學創作上則體現為作家放棄了宏大曆史敘事，轉向個人化的敘事立場，特別是由此走向了對於民間文學的重新發現與主動認同。
90年代，新文學的傳統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種新的因素成了當代文學的參照。在“五四”以來的文學曆史上，大多數時期都處於一種時代“共名”的狀態，即某種時代主題支配了一個時期的思想文化，如“五四”時期的“反帝反封建”和“個性解放”，抗戰時期的“民族救亡”等。“共名”是時代主題的體現，是作家表達自己社會見解的主要參照。作家通過自身的理解，對時代關鍵詞進行闡述，但在這種文化狀態下作家的個人獨創性和真實的感受很可能會被掩蓋。
與“共名”對立的概念是“無名”，所謂“無名”不是說沒有時代主題，而是指一個時代並存著多種主題，文學創作反映了時代的一部分主題，如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學、海派都市文學、大眾消費文學，以及東北流亡文學等多種不同專題，這些風格迥異的文學思潮之間互相衝突，充滿了激烈鬥爭。
90年代的文學具有鮮明的“無名”特征：首先是80年代文學思潮線性發展的文學史走向被打破了，出現了無主潮、無定向、無共鳴的現象，不同風格、不同類型文學走向同時並存，表達出多元的價值取向。
這一時期國家權力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的戰鬥精神以及民間文化結構，文學走向呈現多樣性。如宣傳主旋律的文藝作品，通常是以政府部門的經濟資助和國家鼓勵來肯定其藝術創作的社會、文化價值；消費型的文學作品是以獲得大眾認可、為普通老百姓接受，通過文化市場的促銷成功為其目標的；純文學的創作則是以文化圈子內的行家認可和具有特定文化需求的讀者群的歡迎為標誌。
90年代有許多作家對於社會以及社會曆史的認識非常相近，但他們卻以各不相同的方式來抒寫並寄托他們所體驗到的時代精神麵貌，作家的敘事立場也發生了變化，以共同社會理想轉向個人敘事。與此同時，文學創作的風格更加多樣化、自由化，使一批麵對自我的作家在開拓個人心理空間方麵的寫作實驗得以實現。個人立場的文學敘事促使文學創作從宏大敘事模式中擺脫出來，轉向更貼近生活本身的個人敘事方式，一批被稱為“新生代”的青年作家和女性作家應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