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作家們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寫作：有的繼續堅持傳統的精英立場，有的轉向認同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大眾消費文化，有的則著眼於思考如何從民間的立場上重新發揚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有的則專注於極端化的個人世界，勾畫出形形色色的私人生活……這種“無名”狀態使發展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擺脫了時代“共名”的製約，在社會文化空間中發出了獨立存在的聲音。
作家們在相對自由輕鬆的環境裏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創作風格，寫出越來越多的優秀作品，諸如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王安憶的《叔叔的故事》、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張承誌的《心靈史》、餘秋雨的《文化苦旅》、張煒的《九月寓言》、餘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等，都堪稱是中國20世紀最後10年文學界的重要收獲，這些作品為本世紀的文學舞台拉上了一道莊嚴神聖的落幕。
建國初期的中國文學概述
1949年7月2日~19日在北京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揭開了新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第一頁。這次大會確定了我國文藝運動的方針和任務，促進了文藝隊伍的團結和統一。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文藝界就在醞釀和討論著革命文藝的新使命這個問題了。1949年3月22日，華北文化藝術委員會和華北文協舉行茶會，招待文藝界人士，由郭沫若提出了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並成立新的全國性文學藝術界組織的會議，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讚同。
7月2日，第一次文代大會正式召開，會議代表824人，郭沫若為大會總主席，茅盾、周揚為副主席。這次大會得到了黨中央的關懷和支持。在開幕式上，朱德總司令代表中共中央祝賀大會的召開，並對文藝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寶貴的意見。朱德說，“我們的國家，在經曆重重困難以後，將要達到一個光明的興旺的時代。我們相信我們的文學藝術，在經曆困難時期並且克服自己的缺點以後，一定也要達到一個光明的興旺的時代。人民是要興旺起來的，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文學藝術也一定是要興旺起來的。”這就是黨在新時代到來之時對文藝大軍的期望。
在大會進行期間，毛澤東主席也親臨會場，向代表們發表了熱情的講話：“你們開的這樣的大會是很好的大會，是革命需要的大會，是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大會。因為你們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們是人民的文學家、人民的藝術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學藝術工作的組織者。”無論是朱德總司令的講話，還是毛澤東主席的講話，都包含著一個中心思想，即新中國的文學藝術家必須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是新中國文藝發展的根本方向，也是文藝事業得以繁榮的首要前提。
第一次文代大會就是圍繞著這個中心議題來討論文學藝術工作的。會議聽取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的政治報告、郭沫若題為《為建設新中國的人民文藝而奮鬥》的總報告以及茅盾、周揚分別總結國統區和解放區革命文藝運動的報告，著重強調了兩個問題：一個是文藝隊伍的團結和發展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問題，一個是文藝為人民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經過充分討論，大會作出決議：“一致認為他們所指出的在毛澤東主席的文藝方針之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今後努力的方向和任務，是完全正確的。”
此外，還在“大會宣言”中指出：“文藝工作者和勞動人民結合的結果，使中國的文學藝術的麵貌煥然一新”，“今後我們要繼續貫徹這個方針，更進一步地與廣大人民、與工農兵相結合。”
最後，大會產生了全國文藝界的組織——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全國委員會，以郭沫若為主席，茅盾、周揚為副主席。會後，緊接著又成立了全國文聯下屬的各個協會，如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全國戲劇工作者協會等。
第一次文代大會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良好開端，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
首先，這次大會根據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代表的毛澤東文藝思想體係，確定了文學藝術的總方針，為新中國文藝事業的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周恩來在政治報告中指出，文藝工作者應該大力歌頌在革命戰爭中作出巨大貢獻的工人、農民、解放軍。郭沫若在開幕詞中明確主張，“創造為人民服務的文藝”。他從分析“五四”以來新文藝運動的性質及其曆史經驗入手，說明了文藝必須和人民大眾相結合，這是文藝得以興旺的必由之路。